作者/ 中山大學資訊管理學院教授、文獻與文化遺產管理部主任，中國圖書館學會副理事長，國際圖書館協會聯合會（IFLA）管理委員會常委 程煥文
進入新世紀以後，中山大學圖書館的古籍和特藏工作突飛猛進，日新月異，巍巍然蔚為南國曆史文獻收藏、整理、保護和研究之重鎮，令海內外矚目和羨慕。回顧近二十年中山大學圖書館的古籍與特藏工作，有艱難困苦，更有美好記憶，的確有許多值得書寫之處。
1998年，學校任命我擔任圖書館館長時恰逢信息高速公路建設進入熱潮時期，中國四大骨幹網之一的中國教育和科研計算機網（CERNET）正在全面鋪開建設，標誌著中國高校圖書館邁入網絡化、數字化時代的中國高等教育文獻保障系統（CALIS）剛剛啟動，全國上下都沉浸在數字圖書館的美好憧憬之中。我上任後的第一個動作就是全面巡查圖書館，每個旮旯都不放過，感受最深的不是圖書館在自動化和網絡化方面與時代發展有多大差距，而是館舍條件過於簡陋，所有書庫都沒有空調設備，藏書長期處在自然狀態下，一年四季任憑氣溫變化潮氣侵襲，老化、黴變和蟲害十分嚴重，全館僅有的幾臺單體空調機裝在了電腦機房，機器比人和書更重要、更需要空調的情形深深地觸痛了我這個愛書者。在巡查民國書庫時，看到大量泛黃的書籍報刊已經脆化，不能觸碰，令人驚心動魄；眼見大量古籍被蟲蛀得像篩子一樣，又因長期遭受潮氣侵襲而粘連以致難以揭開，我心如刀絞；特別是在巡查善本書庫時，看到 1927年顧頡剛先生從江浙採購的 3萬多件碑帖拓片堆放在幾個大書櫃內，70年來無人整理，還有半書櫃的碑帖拓片因為在抗戰遷徙各地途中被雨淋過後早已黴變板結，成為一塊又一塊難以揭開的黑磚頭，傷心的淚水不由自主地奪眶而出，深感愧對先人，愧對歷史，愧對文化！如果再不有所作為，那麼，作為一館之長，我不僅對不起前人，而且也對不起後人。一種油然而生的歷史責任感騰然升起，由此開啟了我二十年來始終把古籍工作作為圖書館工作重中之重的歷程。
那時，各高校的經費普遍拮据，一個學校的年度經費預算達到兩個億就很不錯了。中山大學圖書館原有的年度經費預算不過 150萬人民幣，因為我起初不樂意接受學校的館長任命，在我接受任命後，學校為了安撫我，在學校經費入不敷出的情況下，仍然將圖書館的年度經費預算增加到了 350萬元。但是，即使如此，圖書館的經費仍然是捉襟見肘，只能維持教學所需文獻的採購，根本無法再有所作為。我似乎又陷入了與各位前任館長一樣想作為而無法作為週而復始的惡性循環之中。好在我出任圖書館館長時年僅 37歲，血氣正旺，“匪”氣十足，想做點事就一定會想辦法做成，否則不會死心。
2000年，在美國嶺南基金會主席牟銳（Douglas P. Murray）博士率董事會成員來中山大學例行訪問時，我幾乎是聲淚俱下地陳述搶救和整理館藏碑帖拓片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用個人的歷史情感和文化情懷深深地打動了基金會的各位董事。於是，美國嶺南基金會毫不猶豫地接受了我的建議，同意捐款15萬美元支持圖書館的碑帖拓片搶救與整理工作計劃。那時，一美元可兌換八塊多人民幣，解付兌換後我獲得了100多萬人民幣的專項經費支持，這在當時可不是個小數，大致相當於圖書館一年經費預算的一半。有了這筆美國捐贈款，我自然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點自己想做的事。事實上，這筆捐贈款在近二十年間一直髮揮著“種子”基金的作用，不少人認為我很有氣魄，敢於高薪聘請已退休的校外專家到校任職，其實是這筆“活錢”在幫我壯膽和撐腰，後來又通過其他渠道不斷往這個經費池灌水，涓涓細流迄今尚未枯竭。
我始終認為圖書館，特別是研究型圖書館，最重要的是文獻資源建設。沒有豐富的文獻資源，圖書館的一切工作都會是無米之炊、無水之源，再漂亮的服務口號和措施都是水中月鏡中花。在文獻的採訪工作中，一般圖書的採購通常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有了經費，依照“三目”畫鉤選書即是。可是，歷史文獻的採購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錢也不一定買得到，很多時候還是可遇不可求。因此，訪書特別重要，一個館長如果不懂得訪書，那麼這樣的館長基本上就是聾子的耳朵——擺設。採訪採訪，既要採更要有訪，只採不訪，要想做好文獻資源建設簡直是痴心妄想。因此，我始終認為：採購圖書是採編部的事，訪求圖書是館長的事。
一個好的大學圖書館，特別是好的研究型大學圖書館，必然要有深厚的文獻積累，可以說，歷史文獻的積累有多厚，學術資源的平臺就有多高，學校文化的底蘊就有多深。因此，近二十年來，我一直不遺餘力地開展歷史文獻的收集，通過募集、捐贈和採購，先後建立了多個系列的學術文化專藏：
一是學術大師專藏。起初，圖書館僅有陳寅恪教授藏書一個專藏，後來陸續增加了商衍鎏探花商承祚教授藏書、梁方仲教授藏書、戴鎦齡教授藏書、金應熙教授藏書、李新魁教授藏書、安志敏先生藏書、端木正教授藏書、葉汝賢教授藏書、吳宏聰教授藏書、李錦全教授藏書等，累計訪求個人捐贈藏書超過20萬冊（件）。
二是民間歷史文獻。傳統的經史子集四部圖書固然重要，但大多數是傳世的文獻資料，與殷墟甲骨、吐魯番文書、內閣大庫檔案等一手學術資料相比較，往往相形見絀。學術研究的深度與廣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一手資料的佔有。徽州文書號稱是繼殷墟甲骨、敦煌遺書、秦漢簡策和內閣檔案之後20世紀中國文獻的第五大發現，其國內最早研究者為中山大學梁方仲教授，向為中山大學的學術研究重點，徽州文書的收集自然成為中山大學圖書館的重點工作之一。近十年來我和同事經常深入黃山市搜求，已累計購買徽州文書39萬餘冊（件），約佔全球已知徽州文書收藏總量的三分之一。貴州水族的水書亦是中山大學教授在抗戰西遷雲南時所發現並最早開展研究的，學校人類學系在貴州三都水族自治縣設有“水書研究基地”，我亦曾深入黔南，累計從民間收購水書1000餘冊，我館成為貴州以外水書收藏較多的單位之一。此外，僑批是廣東的地方特色民間文獻和華僑華人研究的重要資料，圖書館亦購買過數千件。
三是外文文獻特藏。中國圖書館界的外文文獻收藏向來稀少，有外文古籍特藏的圖書館更是鳳毛麟角，這乃是中國圖書館與歐美圖書館的重大差別之一，也是中國圖書館的文獻收藏缺乏多樣性和國際性的表現。每次造訪歐美圖書館，看到琳琅滿目的珍貴中華古籍特藏，我就會幻想有朝一日中國的圖書館也能有大量的外國古籍特藏。為此，我通過各種渠道陸續建立起了中山大學的外文文獻特藏，包括美國哈佛大學整體捐贈的喜樂斯藏書（約15萬冊19—20世紀人文社會科學英文圖書）、美國友人捐贈的陳綸緒藏書（約3萬冊10多種外文的明史和人文社會科學圖書）、美國加州大學捐贈的UCLA藏書（約10萬冊英文圖書），通過專項經費從奧地利採購的馬恩列斯毛和孫中山手稿特藏（20餘件）、從美國採購的埃塞俄比亞古抄本（110餘卷冊18—20世紀初埃塞俄比亞古文字手抄羊皮書卷）、從英國採購的英國文學專藏（可能是亞洲最好的英國文學專藏），以及從美國採購的西文、印刷史和圖書史特藏（約5000冊歐洲多文種圖書，其中包含近10種16—18世紀古本）等，累計30多萬冊（件）。
四是碑帖字畫器物。近二十年來，通過各種渠道收集了一批碑帖字畫器物，包括鄒永、鄒芳、鄒達捐贈鄒魯校長與夫人趙淑嘉信札字畫（約500件），黃海章教授捐贈書畫扇面（約300件明清和民國書畫扇面），商承祚教授捐贈個人印章（約250方）和甲骨、青銅器、古墨、古紙等文物（約100件），購買畫家曹贊創作的中山大學歷史油畫（文明路校園、石牌校園、抗戰時期遷徙澄江坪石三個系列約200幅），與丹霞山管委會合作捶拓丹霞山石刻拓片（近500件）等。
五是石刻造像墓碑。我通過挖掘中國第一個基督教傳教士梁發的墓碑線索，從康樂校園廢棄的舊構築物內發現和收回了20世紀30年代學校從北京琉璃廠購買，在“文革”時期封存其後一直無人知曉的魏晉南北朝隋唐石刻、墓碑和佛教造像近20件。
二十年間，在我的館長任期內，中山大學圖書館的古籍特藏增加了100多萬冊件，可以稱得上是無法複製的奇蹟，我倍感自豪。這些學術文化專藏的建設為中山大學的學術研究構築了深厚寬廣的學術資源平臺，在未來將持續嘉惠學人，福澤學林。
得人才者得天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古籍工作人才的匱乏一直是困擾圖書館古籍工作發展的瓶頸問題。在我接任圖書館館長時，中山大學圖書館的古籍工作人員正處於嚴重不足的時候，頗有幾分老牛拉破車的味道，工作毫無生氣，遠遠不能適應學校發展的需要。萬般無奈之下，我只好採取非常措施，全面建設古籍工作人才隊伍。
一是高薪外聘資深古籍專家。自2002年起開始在國內外尋訪退休的古籍專家，先後聘請遼寧省圖書館古籍編目專家韓錫鐸先生、上海圖書館古籍修復專家潘美娣女士、故宮博物院碑帖鑑定專家施安昌先生、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古籍整理專家沈津先生等陸續到館任職，短者任職三五年，長者任職十餘年，以傳幫帶的方式培養一代新人。
二是大力招聘博碩士畢業生。1998年我擔任圖書館館長時，全館只有兩位碩士畢業生，一位在採編部，一位在參考諮詢部，本科畢業生只一二十個，大多為專科生和工人，古籍部的人員學歷結構自不待言。通過與學校多方溝通，陸續招聘了一批歷史文獻學、古典文獻學、圖書館學等專業的畢業生，包括陳莉博士、倪莉博士、王蕾博士、李福標博士、蔣文仙博士、丁春華博士、張琦博士、肖卓碩士、張梅芳碩士、李卓碩士、謝小燕碩士、韓宇碩士等，從事古籍碑帖的整理和數字化工作，建立了一支三十餘人的古籍整理與服務青年專業人才隊伍。與此同時，於2001年派遣副館長林明博士赴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The Universityof Texas at Austin）信息學院文獻保護與修復研究中心訪問進修一年，為組建古籍修復人才隊伍做前期準備。在特聘專家潘美娣女士到職後，從館內抽調肖曉梅等館員專職從事古籍修復工作，並以特殊專業技術人才的方式從社會招聘字畫修復師李景文入職，從南京市莫愁中等專業學校古籍修復專業招聘中專畢業生若干名，組建了最初的古籍修復人才隊伍。在過去的古籍修復圈內一直存在著一種看法，認為古籍修復留不住高學歷的人才，因此在選才時眼光時常向下，認為學歷低點的人員更穩定更可靠，因此導致古籍修復人才的學歷相對較低。
我雖然能夠以一己之力撬動學校的權力資源以特殊專業技術人才的方式招聘一批低學歷的古籍修復人才，但是，學校的人事制度擺在那裡，工資水準和職務晉升同樣障礙重重，總是突破人事制度的規定也不是長久之計，畢竟大學有大學的規矩，不能天天不按常理出牌。於是，我決意動員有文史背景的高學歷館員從事古籍修復工作，其後張珊珊碩士、邱蔚晴碩士等陸續加入古籍修復人才團隊，這大概也開創了我國圖書館界碩士畢業生從事古籍修復工作的先例。如今，中山大學圖書館的古籍修復人才隊伍具備博士、碩士、學士等多個學歷層次，具有從事古籍修復、古籍修復技復傳承和文獻保護保存研究與教學的能力，前途光明而遠大。
500平方米的古籍修復室，不知不覺中展現了“先行一步”的廣東改革開放特色，由此奠定了中山大學圖書館在全國高校圖書館古籍修復和保護領域的領先地位。2009年文化部公佈首批國家級古籍修復中心名單，中山大學圖書館是全國 12個國家級古籍修復中心中唯一一個設立在高校的國家級古籍修復中心。其後，中山大學圖書館又先後被國家古籍保護中心確定為國家級古籍修復人才培訓基地和國家級古籍修復技藝中心中山大學圖書館傳習所。在全國屈指可數的古籍修復傳習導師中，中山大學圖書館擁有潘美娣與林明兩位傳習導師和肖曉梅傳習助理。
潘美娣女士自2003年受聘服務中山大學圖書館，擔任古籍修復特聘專家。左起：莊秀芬、程煥文、潘美娣、趙燕群、譚祥金、王紅蕾、林明
在古籍保護與修復人才培養上，近二十年來，中山大學一直處在全國領先地位，為國家古籍修復人才的培養做出了具有深遠意義的卓越貢獻。
自 2003年起，我館便開始與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信息學院文獻保護與修復研究中心合作，開展西文古籍修復培訓，其後與中國香港歌德學院圖書館建立了持久的合作關係，十多年來每年從德國、美國聘請古籍修復專家前來中山大學開展為期一個月左右的西文古籍修復人才培訓。從初級班，到中級班和高級研修班，不僅為中山大學圖書館鍛造了一支嶄新的古籍修復人才隊伍，而且為全國培養了數百位西文古籍修復人才。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全國圖書館界的西文古籍修復人才全部出自中山大學，自然中山大學也就成為全國西文古籍修復人才培養的中心。在國家古籍保護中心成立以後，中山大學圖書館還承擔了不少中文古籍修復人才培訓任務。
程煥文館長展示學員制作的西方古籍縫線方法樣書
鑑於全國古籍修復人才隊伍學歷結構偏低，高等教育體系中沒有古籍修復專業，且全國各地圖書館的古籍修復人才大多為本科，職務晉升和專業研究明顯處於劣勢，也不利於古籍修復與保護事業的發展，於是，我向國家古籍保護中心提出共同開辦古籍修復專業碩士班，此議正中張志清副主任的下懷，大家一拍即合，以中山大學資訊管理學院的學科平臺為基礎，於2015年率先在全國開設文獻保護與修復專業碩士班，把全國文獻保護與修復的專業教育層次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在此基礎上，作為中山大學圖書館學學科帶頭人，我又與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合作，在學校實驗中心建立300平方米的文獻保護與修復實驗室，供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學習文獻修復、圖書史、碑帖修復等專業課程和博雅課程實習使用，有效地普及了古籍整理和文獻修復的知識與技藝，增強了學生的中國文化自信。
“第三屆古籍保護學科建設研討會”在中山大學舉行
沒有學術交流與研究，古籍整理和文獻保護就難以持續發展，就會停留在師徒相授的故步自封狀態，不斷自我萎縮，甚至絕學不傳。古籍修復技藝雖然被列入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但是古籍修復技藝決不能成為搶救和保護的對象，而應該成為廣泛普及的專業才能。因此，構築古籍整理和文獻保護學術交流與研究平臺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在此方面，中山大學圖書館的貢獻與成就均值得稱道。
“第一屆文獻保護與修復研究生論壇暨古籍保護人才培養模式研討會”在中山大學召開
自2012年起，中山大學圖書館特藏部每兩年主辦一次“中文古籍整理與版本目錄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廣邀世界各國中文古籍整理專家和民間古籍收藏專家開展古籍整理學術交流與研究，迄今已經舉辦了四屆，成為頗有學術聲望的學術交流品牌和凝聚全球古籍學術研究力量的中心之一。2016年，中山大學圖書館國家級古籍修復中心主辦“古籍保護與修復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海內外古籍修復專家學者共同探討中西文獻的保護與修復，產生了十分積極的學術影響。另外，國家級古籍修復中心自2012年起每年主辦的“古籍修復華南論壇”，迄今已主辦16屆。
令人欣慰和驕傲的是，中山大學圖書館特藏部和國家級古籍修復中心的青年才俊在近十年內相繼主持和完成了20餘項國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基金、廣東省社科基金和廣州市社科基金研究項目，出版了一大批學術著作，有效地將工作成果轉化成為學術成果，有力地提高了圖書館的學術地位。
因為具備這些優良的學術基礎與條件，2017年我牽頭整合中山大學圖書館和資訊管理學院的研究力量在學校成立了國家文化遺產與文化發展研究院，形成與復旦大學中華古籍保護研究院、天津師範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三足鼎立、共襄中華古籍保護盛舉的局面。
古籍整理是一項學術性的工作，每一項工作成果都可以轉化為學術成果。這是我的看法，也是我對特藏部同仁的希冀與要求。近二十年來，他們深得其要，在古籍工作和學術研究上碩果累累，成績斐然。
在書目編纂上，先後編輯出版了中山大學圖書館編《中山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中山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增訂本）》（上下冊，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中山大學圖書館藏域外漢籍珍本叢刊書志》（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王蕾主編《〈廣州大典〉海外珍稀文獻書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等書目，成為新世紀古籍編目的典範。
在整理出版上，合作編輯出版了一系列大型歷史文獻叢書，包括：與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和廣州圖書館合作耗時十年編纂完成520冊大型歷史文獻叢書《廣州大典》（廣州出版社，2015年，收錄清以前歷史文獻4000餘種），與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耗時十年之久編纂完成國家清史編纂工程項目400冊的《清代稿鈔本》（1—8輯，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2017年）和100冊的《民國稿鈔本》（1—2輯，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2018年），20冊的《中山大學圖書館藏域外漢籍珍本叢刊》（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25冊的《美國駐廣州領事館領事報告（1790—1906）》（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等，將中山大學圖書館的珍藏古籍化身千百，傳之海內外，有力地促進了歷史文化的傳承和研究。此外，尚有若干部有關館藏碑帖的著作已經殺青，在不久的將來將會出版問世。
如今，特藏部同仁的新成果《清代版刻圖錄·初編》即將出版，令人欣慰！雖然我不再擔任圖書館館長，但是特藏部的同仁們吃水不忘挖井人，飲水思源，仍然邀我為《清代版刻圖錄·初編》作序，我自然樂意為之。
近二十年來，中山大學圖書館在古籍編目上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也可以說是連續跨上了三級臺階。
第一個是古籍善本書目編纂階段。在韓錫鐸先生的指導下，特藏部的同仁花數年之力以四庫法為基礎完成了近40萬冊線裝古籍的編目工作，第一次摸清了家底，實現了線裝古籍的固定排架，既便於檢索利用，又便於財產清點。在此基礎上，韓錫鐸先生建議編纂出版《中山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我自然大力支持，樂見其成。這部館藏善本書目的出版亦是韓錫鐸先生為中山大學圖書館竭誠服務的最好見證。韓錫鐸先生因為身體原因返回遼寧以後，沈津先生到職，提議增訂館藏善本書目。於是，在沈津先生的指導下，特藏部同仁以原有善本書目為基礎，增添新購善本和重新提取的善本，編纂出版了《中山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增訂本）》（上下冊）。古籍編目既是個複雜的學術活兒，同時也是個枯燥的體力活兒。大凡想在古籍整理上有所作為者，不經歷長久的古籍編目訓練均難以成大器。特藏部的這批青年博碩士，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女性，從20多歲進入特藏部從事編目工作，一干就是十幾年，把如花似玉的美好青春和學識才華獻給了寶貴的古籍整理事業。如今她們大多也不過30多歲，能夠有此經歷，有此積累，有此成就，的確非常了不起！
第二個是古籍書志編纂階段。在沈津先生的指導下，特藏部同仁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開展書志的編纂，先後編纂出版了《中山大學圖書館藏域外漢籍珍本叢刊書志》和《〈廣州大典〉海外珍稀文獻書志》。書志的撰寫涉及目錄學、版本學、校讎學、文獻學、史料學等多個學科知識的綜合運用，其難度絕不亞於學術論文的撰寫，一篇好書志絲毫不遜色於一篇優秀論文。特藏部同仁近十年來一直堅持撰寫書志，學術功力日益見長，練就了一身過硬的古籍整理本領。當時作為館長，我看在眼裡，樂在心裡，但是從來沒有口頭表揚過他們，因為我一直認為表揚一個人會得罪一批人，而批評一個人也就得罪一個人而已。現在我不做館長了，我不能再三緘其口，可以實話實說：以特藏部主任王蕾博士為首的特藏部同仁，陳莉博士、蔣文仙博士、丁春華博士、李福標博士、肖卓碩士、李卓碩士、謝小燕碩士等在古籍編目和碑帖整理上的學術水準已經相當高超，遠遠超出同齡人，在不久的將來會成為國內一流的古籍整理專家。
第三個是版刻圖錄編纂階段。2014年初沈津先生向我提出編纂《清代版刻圖錄》的建議，我欣然同意，並希望以《中國版刻圖錄·初編》為圭臬，在繼承前人成果的基礎上有所創新，有所發展。經過四年多的時光，特藏部同仁王蕾、倪莉、肖卓、陳莉、李福標、丁春華、蔣文仙、李卓、張紅、凌菲霞等共同完成了《清代版刻圖錄·初編》的編纂工作，又上了一個新臺階，可喜可賀！
《清代版刻圖錄·初編》以中山大學圖書館館藏為基礎，從近40萬冊線裝古籍中遴選具有明確刊刻年代和刊刻者的清代刻本1798種、活字本14種、朱印本11種、套印本3種，共計1826種；包含經（272種）、史（490種）、子（324種）、集（633種）、叢（107種）五大部類古籍，涵蓋康熙（4種）、雍正（3種）、乾隆（81種）、嘉慶（133種）、道光（267種）、咸豐（109種）、同治（283種）、光緒（910種）、宣統（36種）九朝刻版。每種古籍取捲一捲端、扉頁、牌記書影2至8幅，共收錄書影4994幅，並配以文字說明，記述分類、題名、卷數、著者、版本、版框尺寸、附註等內容，是一部具有鮮明特色和重要學術價值的清代版刻學術成果。
明代以來，佞宋之風有增無減，非宋元舊槧不足以誇耀。民國以來有關善本的時間範圍界定隨著時間的推移呈現後移的態勢，下限從乾隆以前延伸到1912年以前已被大多數接受，最近又有延伸到1949年以前之議，這是古籍保護觀念的進步，但仍然沒有跳出佞宋的窠臼。寧波天一閣的藏書向為學人看重，可是大家時常罔顧了一個基本史實，當年範氏家族並非以收藏宋元舊槧為重，而是大量購買“當代書籍”。這些“當代書籍”數百年之後都成為不可多得的善本。圖書具有歷史、學術和文化三重價值，善本的界定理應三者結合，不可僅以歷史價值為重，而忽略學術價值和文化價值。即使要以歷史價值為重，也必須以圖書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時間軸上是否留下刻痕印記為準，而不在於時間的遠近。舉個簡單的例子，巴金的《家》《春》《秋》初版就應該列為善本，即使是莫言的《豐乳肥臀》初版現在也應該以善本視之，不可以等到一兩百年以後再將其列入善本範圍，這不是文獻保護和保存應有的觀念。
在特藏部同仁確定編纂《清代版刻圖錄·初編》後，我時常聽到外人的一些不理解的聲音，甚至有的國家級古籍出版機構的編輯也不以為然，認識不到《清代版刻圖錄》的價值，對此我只能一笑了之。清代是我國版刻圖書的集大成時代，也是存世古籍最多的時代，猶如一座大山矗立在我們面前，跨不過也繞不過，不能熟視無睹或者視而不見，顧左右而言其他，只能直接面對；又猶如一座寶藏呈現在我們面前，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不能捨近求遠或者捨本求末，守著金山銀山去討飯吃，只能不斷髮掘。
版刻圖錄的編輯出版興起於西方珂羅版影印技術在中國流行的民國時代，大抵有以下兩類：一類是藏家書影。如：陶湘輯《涉園所見宋版書影》（1937年武進陶氏影印本，共收書39種），王文進編《文祿堂書影》（1937年影印本，共收書50種）等；一類是斷代圖錄。如：《宋元書影》（民國間上海有正書局影印本，共收書142種），潘承弼（景鄭）、顧廷龍編《明代版本圖錄初編》（1941年開明書店影印本，線裝4冊，共收書203種）等。總體上收書數量較少，且以宋元書影出版為多。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版刻圖錄的編纂出版條件大為改善，因而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北京圖書館編，趙萬里主編的《中國版刻圖錄》由文物出版社以珂羅版影印出版，1960年初印，選書500種，有圖版662幅，宣紙印刷300部。1961年增訂再版，選書550種，有圖版724幅，道林紙印製500部，版畫中彩色畫面以珂羅版套印，品質上佳。該圖錄選輯歷代代表性雕版印書的樣頁，按刻版時代和刻版地區編排，展示各個時代和各個地區刻版印刷技術的發展和風格變化，在刻版書籍之後還增加了活字印本與版畫部分，成為系統反映中國雕版印刷成就精華的大型書影圖譜，堪稱集大成之作，開啟了中國版本目錄學的新紀元。惜因社會環境的變化，在此之後有關版刻圖錄或者書影編纂出版沉寂了三十餘年。
20世紀90年代末，版刻圖錄的編纂出版再次興起。黃永年、賈二強撰集《清代版本圖錄》（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共5冊），收錄清代各個時期各種樣式的代表性刻本350種，選取一幅書影，間或兩幅，按年代先後編排，每種書列有卷數、撰人、刊刻者及刊刻年份、版框高寬等信息。周心慧主編《明代版刻圖釋》（學苑出版社，1998年，共4冊）收錄明代版刻書籍書影1000餘幅、明刊版畫200餘幅，按刊行時代、地域或版刻流派排列，每種版本有簡要釋文。
總體來看，20世紀古籍圖錄的編纂出版歷史大體上呈現出每隔二三十年潮起潮落一次的特點。
進入新世紀以後，國家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古籍事業進入前所未有的黃金時代。自2008年3月1日起國務院陸續批准公佈了三批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和五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在國家的推動下，各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相繼編纂出版了一批印刷精美的館藏珍貴古籍圖錄，出現了史無前例的古籍圖錄編纂出版高潮。特藏部同仁亦曾提議編纂出版館藏國家珍貴古籍圖錄，我沒有首肯，原因是不成系統。可是，《清代版刻圖錄·初編》則不然，不僅可以系統地反映中山大學圖書館的館藏清代古籍，而且可以系統反映清代版刻圖書的特點，具有重要的版本學和目錄學價值。
《清代版刻圖錄·初編》初稿收錄中山大學圖書館館藏清代古籍2639種，書影8000餘幅，後經反覆篩選最後選定清代古籍1826種，書影4994幅，雖然定稿較初稿的篇幅減少了大約三分之一，但是無論是在收錄圖書的種數上，還是在收錄書影的數量上，都遠遠超過了過去已經出版的所有古籍圖錄，是迄今為止中國最大規模的斷代版本圖錄之一。
在古籍圖錄的編排方式上，潘承弼（景鄭）、顧廷龍編《明代版本圖錄初編》（1941年開明書店影印本）採用的基本上是版刻類型編排方法，依照分代、監本（附官刻）、內版、藩府、書院、家刻、毛刻、書林、活字、套印、繪圖、附錄12類。每種書的圖版之後附有跋語，說明書名、卷數、冊數、作者、版刻時間、地點、刊行者、紙張、原版框大小等，並略加考證，每類前有小序。全書之後附人名書名室名索引。趙萬里主編《中國版刻圖錄》（文物出版社1961年增訂版）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刻版，按刻版時代和刻版地區編排，收唐、五代、宋、金、元、明、清各代刻版古籍 460種，書影 598幅，展示了各個時代刻版印刷技術的發展，從中可看到同一時代在不同地區刻印的書在字體風格上的差異以及同一地區不同時代版刻風格的延續性；第二部分活字版，收明清兩代活字版書影 40種，圖 50幅；第三部分版畫，收宋元明清版畫 50種，圖 76幅。
《清代版刻圖錄·初編》主要是採用時序編排方法，全書按古籍刊刻時序編排，相同時間的古籍則按經、史、子、集、叢分類編排。這種依照時序編排的方式能夠十分客觀而清晰地呈現清代版刻的時代變化，是古籍圖錄編排方式的一種創新。例如：牌記興起於宋元，流行於明季，至清代逐漸被扉頁所替代，從《清代版刻圖錄·初編》就可以十分清晰地看見這種流變。
有清一代存世古籍浩繁，一館之圖錄終難反映其全貌。如何凸顯其特色，是一個值得斟酌的問題。《清代版刻圖錄·初編》在古籍的遴選上科學地處理了普遍性和典型性的關係，清前期刻書相對較少則儘可能多選，清後期刻書較多則儘量精選，而總的原則是同一刻書者（官書局）同一年同一類古籍只選一種。因此，《清代版刻圖錄·初編》也就構建了一張全面展現清代版刻歷史全貌的完整拼圖。
《清代版刻圖錄·初編》在借鑑前人著錄成果的基礎上，每種古籍取捲一捲端、扉頁、牌記書影 2至8幅，書影所揭示的版本信息更加全面完備。每種古籍的書影同樣配有文字說明，詳細說明分類、題名、卷數、著者、版本、版框尺寸、附註等事項，書後附有題名、著者、藏版者索引，可謂集大成之舉。
總之，《清代版刻圖錄·初編》是一部極具學術價值和創新意義的清代古籍版本學和目錄學優秀成果，堪稱中華古籍圖錄的佳作。
是為序。
程煥文
2019年8月19日
於中山大學康樂園竹帛齋
閱讀更多 善本古籍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