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突如其來的疾病，讓羅納爾多與1998年世界盃冠軍擦肩而過。2000年的重傷，讓他的職業生涯亮起紅燈。但巴西人在2002年世界盃決賽打入兩球，完成救贖。
這是羅納爾多本人的回憶。
——摘自《第5頻道》世界盃增刊
我清楚地記得，那天在酒店房間醒來，很多隊友以及隊醫利迪奧·托萊多圍在我身邊。他們沒說發生了什麼，以及為什麼在這裡。我要求他們離開，去別的地方說話。我只想回去睡覺。
但是，我被帶到花園散步。他們說，我之前昏迷了兩分鐘，因此，當晚對法國隊的世界盃決賽，我不會上場。我不能接受。我對祖國有責任，不想讓任何人失望。我覺得自己仍然能幫助球隊。我必須踢這場比賽。
即便過去了18年，我還是不想看到2000年意大利杯決賽（國際米蘭對陣拉齊奧）首回合的畫面。每次我意識到電視上接下來要放什麼，我就走開。看到那些畫面， 那些痛苦彷彿再度襲來。
有趣的是，那個瞬間或許塑造了我的性格，並讓我成為比之前更好的男人。為重返球場所做的所有努力， 在我看來，就是一次必須努力克服的考驗。
這是復出的第一場球，之前我因為一個“小”手術休息了六個月。我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傷病如此快地再次上門，但在2000年4月，我不得不接受一次更復雜的手術，恢復期則漫長很多（這場比賽，羅納爾多上場僅6分鐘後即再次受傷，右膝肌腱完全斷裂）。那時，我感覺全世界都在崩塌。我不能相信這一切。
當時距離韓日世界盃還有兩年多，這不是考慮重點。但我突然意識到，世界盃懸了。沒人保證我能成功康復，更別說及時迴歸。我們不知道膝蓋能恢復到什麼程度，又需要多久恢復。沒有過往經歷給我參考，因為此前從沒有足球運動員受過這傷。
實話說，這意味著我們更加耐心了——沒有時間表，不用著急。我們必須尊重這個事實：恢復需要時間，也許是很長的時間。
康復訓練終於開始。我記得，頭八個月，我的膝蓋還不能彎曲90度以上，這讓很多訓練無從談起。
那是我人生最艱難的時光。康復進度過半，我的膝蓋像一塊木頭，甚至不能彎曲到100度。可怕的現實，我很沮喪、震驚。我唯一的選擇就是繼續，雖然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自己極度渴望的好結果。
不過，我從沒想過放棄。當時我只確定一件事情： 如果不能傾盡全力，那將永遠踢不了球；如果復出失敗，我將不得不退役。我準備好全力以赴。康復過程中有時特別疼，但，不能再次踢球的感覺更痛。
所以我試圖不想太多。我身處黑暗隧道之中，只知道每天的康復計劃、治療日程、理療、練習，如此循環往復——所有能拯救職業生涯的東西。
受傷八個月後，我覺得有必要聽取世界各地醫生的意見。他們能否解釋為何膝蓋沒法彎曲？在美國，一位著名專家說，我不可能再踢球了。他的最理想建議：再做一次手術，“除去障礙”，也許能讓膝蓋多彎曲30度。
我從未懷疑過自己的決心。從未懷疑過自己能做到復出需要做的事。不包括這一刻。我懷疑科學。我不確定是否真有一種治療手段，能幫助我重新上場踢球。我不是醫生，也不是理療師，但我從自己的傷病中學到很多。事實上，你們很難想象一個足球運動員會留下這樣的傷疤——拜螺絲和縫針所賜。實際上，我能重返賽場是一個奇蹟，或許是對我的努力的褒獎。
這段時期有很多關於我的傳言或文章。人們對我的斷言經常讓我沮喪不已。特別是某些沒有任何醫學或科學根據的誤解。我的傷情前所未有，無數醫生說我“再也不能踢球了”。甚至有醫生說，我有可能走不了路。
當時我一直心情不好，因為不能踢球。除了恢復健康，我什麼都不想。那是一段漫長的犧牲和付出。
終於，我看到了微弱的進步。世界盃近在眼前，但我仍然不能想象自己舉起獎盃的畫面。害怕和懷疑仍然束縛著我。恢復期是如此漫長，以致於我不能確定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我幾乎被困住了。
我一直喜歡世界盃決賽，這不僅僅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體育賽事，也是屬於不同文化的獨一無二的儀式。
每一個為巴西奪得世界盃冠軍的人都是我的英雄：1958年瑞典世界盃，貝利和他的隊友們；然後是1962年加林查領銜的隊伍；1970年的裡維利諾、熱爾松和託斯唐們；1994年的羅馬里奧、貝貝託和其他人，然後2002年的裡瓦爾多、小羅和我的隊友們。
幸運的是，隨著世界盃一天天臨近，我的膝蓋越來越好。我逐漸開始身體和肌肉訓練。未來充滿不確定，我仍無法想象自己能參加世界盃。畢竟，教練路易斯·菲利佩·斯科拉里不大可能選擇一個過去幾年沒怎麼上場的球員。
不過最終，在兩年的掙扎後，我感覺自己恢復了健康。我開始參加國際米蘭的比賽。然後，2002年3月，“大菲爾”把我召入國家隊，參加在福塔雷薩對陣南斯拉夫的友誼賽。我只踢了45分鐘——三年內第一次代表巴西隊出場——但足以確保我參加世界盃。
這對我而言是歷史性的時刻，剛受傷的時候，2002年世界盃似乎已經沒戲了。唯一支撐我堅持下去的，是對足球刻骨銘心的助我克服困難，並讓我成長為一個男人。
大菲爾對我的信任，讓我感激不盡。他可以很輕易地選擇聯賽有穩定上場時間的前鋒，以及一個狀態更好的射手，但他把票投給了我。當時我告訴他，我會全力以赴，盡一切所能恢復健康，並在世界盃上回報他。大菲爾的信任讓我有了前所未有的動力。
第一場比賽，我們的對手是土耳其。這場球對我非常重要，幫助我找回了失去的信心。上半場最後關頭，土耳其率先破門。形勢似乎並不理想，氣氛很緊張。下半場第五分鐘，裡瓦爾多禁區左側接球，把球傳向點球區。
我知道自己唯一的選擇是凌空，也那麼做了。我跳起來，右腳完成了關鍵的射門，將比分扳平。那不是我最漂亮的進球，但不重要。那是在世界盃賽場上，為祖國打入的進球。
我在比賽時感覺不到疼痛，踢完全場幾乎沒問題。但第二天，我感覺很疼，因為很久沒踢過一場完整的比賽。我重新找到了自信，因為土耳其隊身體素質很好，球風激進。他們讓我吃了不少苦頭，但我扛過來了。
我們在半決賽再次遭遇，此前，我已經在對陣中國、哥斯達黎加和比利時的比賽中有進球。又一次開局不佳——事實上，我們一開始踢得很不好。
我右大腿有小傷，這可能是我捅射打入制勝球的原因。我腿疼，沒法用正腳背或腳內側大力抽球。捅射的力量主要來自臀部，故而能減輕大腿的負擔。
小時候我經常踢五人制足球，這一技術在五人制比賽中很常見。整個職業生涯，我經常採用五人制的技巧，但這次無疑最為著名。畢竟這是世界盃半決賽。
終場哨響，我們鎖定決賽名額。我感到狂喜和釋然。但很快，1998年決賽前幾個小時發生的事情，一下子衝入腦海，讓我忽然有種不安全感。
那次，我打算吃完飯後休息一下，我能記得的最後一件事情就是上床睡覺。然後我開始抽搐，這些事情讓幾乎所有人都受到很大影響。
他們說我踢不了決賽，但我不想投降。我去找醫生和主教練馬里奧·扎加洛。我和所有人說話，因為我想聽到不一樣的答案。我想踢、也能踢。我知道自己配得上那場決賽。我說服醫療團隊做體檢， 確認我身體無憂。沒有任何異常，看起來什麼都沒發生過。然而，當我們準備去球場時，扎加洛的消息清楚明瞭——我不會上場。
我手裡拿著體檢結果，托萊多醫生也給我開了綠燈。所以我在球場對扎加洛說 ：“我很好，這是測試結果——證明我很好 。我想踢。”
我上場了。但之前的一切或許影響了整支球隊，因為抽搐一定看著很嚇人。這不是每天都會看到的事， 整個過程對所有捲入其中的人而言，都是痛苦的記憶。
這次，因為那些糟糕的記憶，決賽當天吃完午飯後，我有點不敢睡覺。我想找隊友說話，但大家都後睡覺的習慣，特別是在這樣一場重大的比賽之前。
最後我發現替補門將迪達沒睡。我們聊了大概一個小時，他對我真的很好，試著分散我的注意力，因為他知道，我每次想起1998年世界盃決賽，就會記得抽搐。我最擔心歷史重演。
去球場時，我終於能把注意力放在比賽上，把一切拋到腦後，輕裝上陣。
多麼美妙的決賽。我們的對手是強大的德國，但謝天謝地，我打進兩球，幫助球隊拿下冠軍，把過去四年的痛苦徹底埋葬。
終場哨尚未吹響，過去的一切便已湧上心頭。我在比賽結束前五分鐘左右被換下，回到替補席，我和媒體官羅德里格·派瓦擁抱。他在那段漫長的旅程中一直支持我，我開始哭泣，一直說：“我們做到了，這很難，但是我們贏了。”
強烈的情緒幾乎讓我無法站立，你可以說，當時的我是地球上最快樂的人。我們踢得無懈可擊，即便裁判補時100分鐘，德國人也擋不住我們。我眼含熱淚，全神貫注地觀看最後幾分鐘比賽，我想，這不僅僅是巴西的又一個世界冠軍，也是我自己的勝利。
那一刻，我感覺圓滿了。我不僅奪得世界盃，還贏下了這場為期兩年、與自己身體的戰鬥。那是我涯、以及人生中最重要的勝利。
現在，我站著不動時不會覺得疼。踢了這麼多球，我覺得自己的身體在乞求休息，所以我必須讓它休息。現在我有機會享受其它運動帶來的快樂。我會去健身房，還打打網球。
但實際上，每次踢球，我還會感到疼痛。它對我身體的要求，比其他項目複雜得多。足球需要速度、爆發力和驚人的加速。所有這些將讓身體不同部位經受不同程度的壓力。走上球場，我的身體再也無法跟上頭腦。
我一直說，足球是我的大學。我沒時間上大學，但足球教給我的東西，比任何碩士或博士學位都有意義。我一直感謝足球，感謝它帶給我的一切，幫助我成為如今的自己。參與集體項目，教會我如何與人相處，每一天的付出，都是為了集體利益。
足球教會我最重要的事情， 或許是讓我知道自己有多強大——受傷前我對此一無所知。我贏得過很多榮譽，進過很多球，但實事求是地說，我帶給足球的，遠不及足球的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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