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的年中，為北伐戰爭凱歌行進的時刻，為中國歷史上打倒軍閥聲浪最高的時刻，[1]也是統治中國達16年之久的北洋軍閥行將崩潰的時刻，傳來了軍閥唐繼堯死亡的消息。唐繼堯(1883—1927年），又名榮昌，字蓂賡，別號東大陸主人，雲南會澤人，系民國早期雲南最重要的統治者，也是在民國政治舞臺上稱雄數十年的滇系軍閥的創建人。本文側重利用當時刊物的時論，還原那個時代的語境，以給我們考察在那樣一個代際更替的關鍵時間點，如此一位具有標誌意義的人物離世，他是如何被世人所迅速“淡忘”，中國近代第一代軍閥是如何退出歷史舞臺，提供別樣視角。
死 訊
唐繼堯去世的消息於1927年5月下旬突然爆出，最初的信息比較模糊混亂。去世日期就有兩種說法。《國聞週報》報道他於5月22日死亡。[2]《真光》雜誌說他於22日下午死去。[3]《東方雜誌》說唐繼堯的死期則比上述報道的晚一天，即5月23日。[4]而《興華》雜誌則有相互矛盾的報道，最初的通報是“二十三日晚子時逝世”，精確到時辰,[5]似乎可信度較高。但稍後文稿又出現另一種說法：“目下唐氏果於五月二十三日午前十二時病故省寓。故一時唐宅方面車水馬龍，殆不減昔日之盛雲。逮至二十四日上午六時，當局所派代表馬君少波業已到達唐宅，會同舉行大殮，即時鳴放禮炮三十六響。逮殮畢後，記者聞諸友人，唐氏所用棺木實為李佐青家內為其太翁所備用者。至是，乃以四萬二千元讓與唐氏。故大殮時情狀，尚為豐盛。詎唐逝世後，外邊又復迭傳其長子唐筱蓂亦有病篤之說。真異事也！”將唐繼堯故去的具體時間由23日晚上挪移到了當日中午。但該文轉筆引用“雲南又一通信”，說是唐氏“竟於五月二十二日逝世”，還詳細說明，“至五月廿二日下午十二時，唐已血枯脈斷，與世長辭，死後人心稱快。惟訃音尚秘而不宣，……現唐宅正僱縫工卅餘人趕製細軟衣服四十餘套。殉葬棺木亦系趕製特種者。念五日入殮。一面電催繼虞回省主喪雲”。[6]當時各種說法，莫衷—是，秘而不宣，更添神秘。對唐氏死期，謝本書先生根據唐繼堯的四妹唐芸鷹提供的材料，認為是1927年5月23日。[7]筆者認可此說法。可作為佐證的是當時官方的說辭，“滇省務委員會電政治分會轉滇代表張西林、李子璀，稱唐繼堯……中西醫無效，二十三日晚子時逝世，除設治喪事務所外，特電奉聞”。[8]除了將上述報道中關於唐繼堯死亡的具體時間由中午改成晚上之外，明確指陳是23日。
唐繼堯死時年僅44歲，正值壯年，死因一時也成了謎，變得撲朔迷離。當時有報道認為他是被人所殺：“世人終為唐危以為不速出，必死於反對者之手。果也。突於二十二日為人狙擊死焉，至二十七日始發喪。死況迄不明瞭。”[9]但當時多數言者還是認為死於自身原因，對此又有兩種說法，一是精神方面，有的說“惟自顧品珍失敗，二次返滇之後，精神大不如前”。[10]這是指民國十年(1921年）唐繼堯“為顧品珍所逐，出居香港年餘，又回滇利用匪首吳學顯輩以殺顧”的周折。[11]此乃唐繼堯第一次下臺。繼後，儘管唐氏復權再起，也是苟延殘喘，未幾，終於徹底失勢。還有的說：“報紙等時有種種刺耳的罵聲。羞憤惶愧，交迫一身，因此就寂寂滅滅的死了！”[12]這是講輿論指責給他帶來的心理壓力。另有的說“今受各方刺激，憂鬱怔忡，日必吐血數合，身體日萎”，竟至於死。[13]這是歸於綜合因素的刺激。更有的說“近月唐氏不進飲食，且常吐血，神明內疚，回思往事，悲憤悽愴，神經錯亂，前此被唐氏所害之庾恩暘、羅佩金、何干臣、歐陰沂等鬼魂常出沒於唐側，家人不敢親近，如此胡纏至五月廿二日下午十二時，唐已血枯脈斷”。[14]其說生動，卻歸於鬼魂。唐繼堯害人無數，上列的幾人是有些聲名者，縈繞唐的心際，自然影響他的情緒。二是肉體方面的原因，來自雲南省務委員會方面報告“稱唐繼堯胃病復發，飲食銳減，中西醫無效”。[15]即唐繼堯死於胃病。還有些人追溯其病因，“唐生平喜吃生雞卵，每次多至二三十枚，少亦七八枚，始果饞吻。此留東時養成之習慣。一日同學邀宴酒家，御東洋料理，生魚一事，為唐所不喜，而席間多此物，唐中席遁去，座中人未之覺。有頃，忽睹其施施從外來，以銅盆帽盛雞卵數十，既就座，且吃且笑，狀至樂，頃刻即盡，一座皆驚。後卒坐是得胃疾，始稍加節制”。[16]半是戲謔，半是典故，也道明瞭某些實情——長期飲食不加節制，暴飲暴食。也有人將其犯病與時局相聯繫，稱唐在二六政變後被趕下臺，新政府準備檢查唐繼堯治滇時期的賬目，得訊時，“唐氏正在私宅吃麵。一見此案，悲感交集，即刻將面吐出，並繼之以血，從此臥床不起”。[17]
唐繼堯的死因，除精神遭受打擊和疾病以外，有些刊物刨根問底，探遺搜秘，尋出某些“社會原因”。如《青白》雜誌刊文列舉4條：“據說他的死，原因是為了四種：1、省政務會議要他清算曆年的賬目。2、心腹軍隊被解散。3、臺灣銀行停業，唐之存款千餘萬元無著。4、民眾怨毒。”[18]《興華》雜誌對此論述更為詳盡，“推究死因，不外下列諸點”：財務不清，雲南省議會試圖清算過往賬目，引起唐氏憂慮。復辟失利，“唐氏近衛軍尚有數團在省，久欲反動，趁四月二十日雲南省黨部選舉臨時執委時，第一團蔡祖德部勾結他團起事，被龍氏偵知，馳赴北較場，偽為召集蔡部官兵訓話，命所部圍繳槍械。唐氏聞之，愈覺孤立，權勢日削，吐血愈多，身體面容大非昔比”；二六兵變後，唐繼堯被剝奪實權，唐親信部屬試圖起事重新恢復其權力，被龍雲挫敗。輿論攻擊，“滇政革後，公團言論大為自由，對於唐氏過去之惡跡屢致不滿，大肆攻許，其口號有打倒唐賊繼堯等最刺目之標語。愈令唐氏難堪。有此數因，以一世稱雄之聯帥受此議評，其狂必矣”。[19]
其實，唐氏已駕鶴西去，外界傳說其死期早一天或晚一日並無意義，死於何種病症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死訊背後潛在的社情。說明時人對於死者不甚關心，連其確切的死期和死因都搞不清楚(也無意弄清楚）。對於唐繼堯的死，實際上，當時報道的刊物不多，筆者初步檢索當時全國公開發行的雜誌，結果是，對這位此前赫赫聲名的“東大陸主人”的死訊的報道，只有上列很少的刊物。寥寥幾份報道其事的刊物對情況又多有不明，人們也沒有多大興致去查證其死亡的具體情形。《真光》雜誌以“雜訊”形式刊登唐繼堯的死訊，僅短短一行字：“唐繼堯於五月廿二日下午逝世，所用棺木值四萬兩千元。”可謂“惜墨如金”，落筆還在棺木的時價上，逝主的死訊彷彿還沒有其棺木價格的新聞價值高。該刊同時還刊發了清華大學教授王國維和美國傳教士李佳白的死訊，文字都要比唐繼堯的死訊多出不少。[20]須知，唐繼堯曾是辛亥雲南重九起義的重要領導人，民國初年曾任貴州和雲南都督，是護國運動的領導人和肇慶軍務院的撫軍長，為稱雄一時的人物。但時至今日，在編者的眼光中和讀者的心目中，這位過去的“西南王”並不比那兩位中外文化人重要。
唐繼堯之死，當局高層反應漠然，看不到雲南地方當局的訃告公示，未見來自北京、武漢、南京、廣州政權的表態刊佈，甚至不見出自大小黨派政團的慰問唁電，就連唐繼堯曾長期管轄的貴州也看不到官方表態，基層民間也反應冷淡。從客觀上來說，雲南地處邊遠，與內地信息交流比較滯塞，“蓋滇省僻處邊陲，交通阻隔。……且消息不通，於外間形勢每多隔閡”。[21]同時，1927年的年中發生的引人注目的事件太多了，此時的大事變有二：一是北伐戰爭接近尾聲，統治中國達16年之久的北洋軍閥行將土崩瓦解；二是國共分裂，四一二事變發生，蔣介石政權對中共黨人進行大屠殺，接著發生了馬日事變、寧漢分裂等。以《東方雜誌》為分析樣本，此係當時中國最重要的刊物之一，所發佈的國內外信息量頗大，但該刊對唐繼堯之死遲遲沒有發表消息和評論。只是於1927年7月25日（唐死後兩個月），在該刊《時事日誌》欄目中刊出包含唐繼堯死亡的短短兩行字的簡訊，“雲南省務委員會總裁唐繼堯病歿。胡若愚、龍雲與廣州方面接洽合作，唐繼虞等之恢復權力運動失敗”。可見其後事的寂寞！而在該刊同卷號《時事日誌》前後日所載的較重要信息有，7月22日：李宗仁所部佔領臨淮關及蚌埠；張宗昌部敗走徐州；滇軍範石生部電南京蔣介石願意歸附；日本漁船60艘侵入山東領海；南京中央政治會議通過閻錫山為國民政府委員；日本軍艦兩艘從上海駛往漢口，遭到兩岸的國民革命軍和孫傳芳部的槍擊，日艦予以還擊直至兩岸中國軍隊停火。23日：甘肅地震，損失慘重；唐生智部擊退奉軍至沙河北岸；中國與比利時代表商談中方收回比國在天津租界問題；何應欽部擊敗孫傳芳部，佔領揚州；廣州特別委員會結束，選舉李濟深為改組後的政治分會主席；湖南共產黨人在長沙起事失敗；蔣介石表示將下令鎮壓武漢共產黨。[22]與上面引述的任何一條消息相比，權勢不再的唐繼堯的死，在世人眼光中的“重要性”顯然要相形見絀。故《東方雜誌》只報道了其死訊，而沒有專門文字評論，編輯沒有興致，讀者對此也不會有大的興味。真是應了《青白》雜誌的評說：“從前煊赫不可一世的唐蓂帥，現在是無聲無臭的死了！”[23]此時的傳主唐繼堯的死已經沒有多少新聞價值，唐繼堯已經是一個淡出歷史舞臺的人物。斯時，人們將軍閥比擬老虎，消除軍閥的民謠在坊間傳唱。以此而論，唐繼堯已經是一隻“死老虎”。
時 評
就當時有限的時論報道來看，對唐繼堯的評價主要著眼於三個方面。
政治層面，各種刊物的時評無不異口同聲將唐歸入軍閥之列。1917年8月李大釗引進提出“軍閥”這一名詞概念後，蔚成中國社會的流行術語。[24]北伐時期，“打倒軍閥”更成為動員革命的主要口號，成為革命戰爭的主要目標，國民黨發佈的《北伐宣言》宣佈：“本黨敢鄭重向全國民眾宣言曰：中國人民一切困苦之總原因，在帝國主義者之侵略及其工具賣國軍閥之暴虐。”[25]中國共產黨也明確表示：“中國國民革命之主要目的，自然是反對帝國主義對於中國之統治及其在中國的基本勢力，即實際上壟斷全中國一切財政工業及交通機關。而肅清帝國主義所用以統治中國之工具——軍閥官僚勢力。”[26]而唐繼堯在政治上被定性為偏居一隅的軍閥，即與掌控中央的北洋軍閥名目差異、本質相類的西南地方軍閥，“要之唐居偏遠，且不能保，益徵軍閥在今日誠屆末日。”[27]一葉知秋，將唐繼堯的死作為中國軍閥末日來臨的標誌。更可悲的是，唐繼堯不但被認為是舊軍閥中的一分子，而且是一個跡近下臺、了無實權的舊軍閥，“雲南唐繼堯掌握雲南政權最久，此間正月革命後，各軍雖推戴唐氏為總裁。……滇政改新，胡、龍各將領以唐為西南重要人物，不欲令其如此下臺，一面成全自己忠忱之名，故於改組省務委員會時推唐為總裁，……故唐在初屢欲下野而不得。”[28]唐繼堯不但品嚐失權的痛楚，這對大權在握十數年者是難以忍受的；而且，還要做前部下的傀儡，成預備替罪羊。署名“越”的作者發表文章，更是將唐繼堯的死與諸多舊派軍閥的覆滅相聯繫嗎，“此外還有一位鼎鼎大名自比關、嶽的吳玉帥，最近也因為四面楚歌，無計可施，逃進嵩山去做了和尚，寂寂滅滅的居然也和唐蓂帥差不多了。這兩個軍閥的下場，倒很是張作霖、孫傳芳等前車之鑑，——或者張、孫等還不及他們。軍閥、軍閥！真真何苦做軍閥呢？”[29]吳佩孚、張作霖、孫傳芳等均是當時北洋軍閥中的鼎足人物，在作者看來，北洋軍閥與唐繼堯、陸榮廷等為代表的西南軍閥差不多是同時代的“舊人”，此時，北伐戰爭如火如荼，北伐軍所向披靡，北洋軍節節敗退，唐繼堯的死預示著殘餘舊派軍閥已來日無多。
人事層面，時評認為，唐繼堯腹有詩書,[30]胸懷大志，野心勃勃，但既被定性為軍閥，則軍閥所通有的人格缺陷亦難或免。其剛愎自用，為人驕橫，目空一切，為非作歹，對部下不體諒寬厚，喜怒無常，“性御下猛，其以事獲罪者，必傳見。果一見怒罵，則斯人慶更生矣；若氣和而辭下，部下必請辭。略一旋踵，唐手一揮，槍自衣袋出，即血濺五步矣”。[31]唐繼堯統治後期，先是顧品珍的反叛，再有龍雲等的兵變，除了時勢使然外，也因唐繼堯不能與部屬和衷共濟。更重要的是，唐在人脈上擁兵自重、自成一體，所作所為具有很強的地域性，所轄部屬具有很強的私屬性，與外界具有很強的離心力，不以國事為重，而以自身、家族和小集團利益為重，故以“滇系”軍閥名目。突出表現在與民國初年代表歷史發展方向的孫中山派的關係調處上。唐繼堯政治活動的前期與孫中山派有過良好合作（如辛亥革命和護國運動時期），但在後期，則以矛盾衝突為主，唐氏集團對革命黨人主要是利用，以自身利益和集團利益為依歸。即以孫中山逝世前後的幾年情景來看，雙方的離異傾向愈益加重。“唐與中山之感情，自唐再度返滇，隔閡甚深。數年以來，中山奮身革命事業，再赴再起，唐未嘗有所助力也”。[32]非但沒有助力，而且屢屢形成阻，“且中山所部範石生輩與唐仇怨頗深，幾處敵對地位。歷來西南團體之未能發展，北伐之未能成功，陳炯明之叛變為致命傷。唐繼堯之不能隨孫以合作，要亦不失為一因”。[33]在陳炯明反叛孫中山後，唐繼堯更多地傾向於陳炯明，與“陳炯明且日日標榜聯治，與陳炯明相提攜”，明裡暗裡地反對孫中山，乃至公開表示擁護北京段祺瑞政府，“況段氏就職之前，唐曾有函電擁護執政府”。[34]在曹錕賄選事起時，舉國譁然，討賊之聲遍於四方，孫中山等為了聯合唐繼堯，又加上“斯時西南有識之士憬然於非團結之不足以圖強，因有孔庚、但懋辛輩奔走滇粵之間，聯結孫、唐感情，是時以孔、但之獻議，以副元帥畀唐，中山且有正式電文，請唐就職”。唐在表面上也故作姿態，慨然表示要編成十軍，“大張會師武漢之幟。不意日日言出師而迄曹錕之倒，滇省未有一兵一卒之助”，唐繼堯也遲遲不就任副帥。[35]甚至在反對賄選時，“唐氏一面通電聲討，一面則唐氏運動副座之聲遍於京滬”。而在曹錕賄選失敗後，唐繼堯的副元帥名頭本因討伐曹錕而來，“則討賊告成，名義已無存在餘地”。但在“中山抱病京都之際，即有唐繼堯將繼任國民黨總理之傳言”。甚而至於，孫中山剛剛辭世，唐繼堯卻“於三月十八日就副元帥之職”。[36]原來一直不走馬上任，卻在此時宣佈就任，其中的野心畢露，“意味殊可尋釋”，可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唐氏雖標榜“聯省自治”，實際上是在謀“並省獨治”，意在滇系軍閥的勢力擴張。[37]唐本身缺乏主義，並無信仰，多懷私利，只顧權勢。根柢上說，唐繼堯此類舊軍人集團與孫中山革命黨人有著本質區別，他們在某些特定的歷史時期可能成為同路人，但終究難以長期合作。唐繼堯不是個案，而是清末民初一大批在清朝供職又參與推翻清朝的職業軍人的普遍行狀。無論他們是北洋軍閥還是西南軍閥，大抵如此。
經濟層面，貪汙納賄，營私舞弊，利用政權對民資施行超經濟掠奪、獲取暴利也是軍閥在經濟上的常見行徑。時評指出，唐繼堯及其家族大肆搜刮，竭澤民間，事關民生，牽扯麵廣，一人肥而萬民瘦，一家富而千家窮。當時的《銀行月刊》揭露唐繼堯操縱金融巧取豪奪，“雲南金融自唐繼堯歷年蒐括現金後市面流通只有鈔票，但商務貿易則以購貨外國，非有現金不可。而省內又復缺乏現金，其匯率遂因之提高。如滇票五元匯至香港、安南諸地只得二元，即滇票在本省名義上為一元，實則不及半元之數也”。[38]因為雲南與多國相鄰，中外貿易往來頻繁，所受匯率影響也較重，“蓋在他省匯率之高低，尚無重大影響於民生。而云南則反是也”。造成“滇人直接間接受匯兌之苦痛者，殆難以數計”。唐繼堯政權還與法國東方匯理銀行勾結，以為後援，使得“市面忽起恐慌，法紙驟漲，每百元須二百六七十元，港水亦升至二百四五十元，其原因則以政局變更之故”。[39]作為一個地方軍閥政權，以軍事為立身之本，以軍隊為最大本錢，牟利的很大部分用於養軍，“如前時唐繼堯之購買外國軍火，其損失於匯率者為數甚巨。……再來年本省貨價之漲跌，恆視人心為轉移，尤與匯兌行市有密切關係。若匯市低落，則貨亦決難穩定。如去年金融會議後商界貪匯市之低落，爭於購囤，致物積不能售，價格跌落，商店受損甚巨雲”。故輿論呼籲“於數年來人民最感痛苦之匯水問題自尤當注意，蓋匯兌率之變動，不但於人民於商業大有影響，而於政府當局亦有密切關係”。[40]在唐繼堯去世前，又趕上“臺灣銀行停業，唐氏所吸滇人脂膏，日幣一千七百五十萬，不無影響。又使唐氏受一大打擊”。[41]苦心孤詣攫取儲藏的利益有可能受損，自然加重了唐的憂慮。再加上二六政變後，龍雲等之所以保留唐的虛名，推舉唐為省務委員會總裁，一是考慮到唐過去的地位和“留彼一面子”；另一方面，也是為了“俟正式政府成立清算財政時不致負責無人”，擔心唐卷取款項，一溜了之，故以虛名羈絆留人。[42]隨即，雲南省議會通過“在三月內有清算唐氏逐顧回滇歷年來之全省收支案”，大致算來，數目驚人，“計無名目報銷者約在九千萬，被唐氏分存外國銀行。由省議會諮請省務委員會辦理，省務委員會又議決呈請總裁核辦”，這給唐繼堯提出了一個天大的難題，此前是監守自盜，當下卻要自查自糾，將吞下去的錢財再吐出來。唐氏“從此臥床不起。此案擱置至今”。唐氏死後，仍有人提醒當局對唐繼堯“所吮民脂，有謂需急速清回，免為外人吞沒，甚屬不值”。[43]
時論從政治倒退、人事獨裁、經濟貪腐諸面為唐繼堯繪像，這也是時人對軍閥的一般印象,凡位列軍閥者,難逃這些面相。但回顧既往，也有時論對唐氏一生略加肯定者，大致說來，集中在幾個時段，首先是辛亥重九起義，再是“唐於二次革命有殊勳”，特別是癸丑護國之役，“輔松坡成大業，軍書旁午，嘗徹夜無眠，倦極則合目片刻即能治事如常”。[44]即或是對唐繼堯下臺後的評價，也有來自中立者的信息，以旁觀角度，言論略顯中允，“滇省自唐繼堯出缺後，群雄爭長，兵戈相見，迄無寧日，政局變幻已非一次，同時土匪蜂起，勢甚猖獗，民受其害，不堪言狀。”[45]亂局畢竟對民生有大影響，民眾是直接受害者，在論者看來反倒不如唐繼堯統治時期來得平靜安寧。這或許是著眼於暫時的處境感受。
今 論
唐繼堯故去，時人嘗論“唐繼堯死矣，蓋棺論定，公道自在人間”。[46]殊不知，蓋棺未必論定，於公道也是見仁見智，對唐繼堯的評價分歧一直爭論到今天，迄無了局。
唐死後，《國聞週報》撮述其一生的大要行狀：“繼堯，字蓂賡，雲南人。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回國後任雲南講武堂教習,旋供軍職於黔。辛亥年隨蔡松坡等起義。民元任貴州都督,蔡辭滇督薦唐繼任。四年，袁世凱稱帝,蔡由京潛赴滇省與唐共謀反對帝制，十二月二十三日，唐與任可澄首先通電,擁護共和，二十五日宣佈雲南獨立，起舊（救）國軍討袁,設軍務院攝行政府事，唐被舉為撫軍長。袁氏取消帝制，唐仍督滇，旋兼省長。六年,唐起靖國軍討督軍團。七年，被選為廣東軍政府七總裁之一。九年，岑春煊取消軍政府，唐與孫中山、唐紹儀通電反對。十年，雲南內亂，唐避香港。十二年，回滇，任雲南善後督辦，實行廢督，任雲南省長。十四年,組建國軍入桂。十六年二月五日，幾為龍雲及胡若愚等所逐。旋經調停，仍得擁虛名居滇。卒及於難。”平實敘述，不加臧否。但該文的歸結是“雲南之唐繼堯為民國成立以來軍閥中握權最久者。平時自奉之驕縱淫佚。猶逾於北方之軍閥”。[47]軍閥已為時代的負面標誌符號，一旦被貼上“軍閥”標籤，自然也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我們之所以關注時論中的唐繼堯之死，是力圖迴歸當時的語境，回到當時的社情民意和時代氛圍中去，儘管時論中不乏坊間傳言、流言蜚語、小道消息、情緒聯動，不能完全徵信；卻又反映著當時的口碑、輿情、眾議、公論，反映著當時的特定社會狀態和民意走向。不過，現時的未必就是現實的，看到的未必就是真確的，時人的評價並非完全的全面客觀，帶有當時的語言環境、民眾情緒和輿論傾向。反倒是冷卻幾年後的評價似乎更全面而接近整體的真實。這涉及到歷史研究中的一種常見現象：離評述對象時間太近，往往受閒言碎語的太多影響，只看到其局部和細部，而在與其有一定的時間距離之後，才能看清其全貌,在冷處理之後，才易得出非情緒化的真相。一般說來，在歷史進程中有影響的人物在其生命軌跡高潮時死亡，時論一般偏於高估；反之，則偏於低估。但過若干時間後，又會對前此的評價作出更切近全面真實的評估修正。
應該說，唐氏死去的當時，負面評介為主體。但幾年之後，又有較正面的補遺。1937年，即唐氏死去10年之後，有雜誌刊發《挽梁任公唐蓂賡之聯語》曰“上年任公遽歸道山，全國慟惜，吾黔匏齋先生挽以聯雲：五車載筆，動引起同時代思想界極度高潮……”。又挽唐繼堯雲：“護國首興義旅，功在千秋；猶憶嚋昔滇黔時時抵掌。覺海內無才，華耶拿耶,後來倘許追攀，論雄心欲起大陸沉淪。豈意蹉跎十六年中，遽止於此。葵丘微有振矜，業虧九合。只以二三方豎事事貢腴，誤我公至死。天乎人乎！遠道尚疑聲影，嘆賤子早成五湖棲遁。忍揮痛淚一萬里外，其何以堪!”[48]兩相比較，該論對梁啟超的評價遠遠超過唐繼堯。但對唐繼堯的評說也算公允，特別是認為護國首義，是唐繼堯一生的頂點，顛覆洪憲皇帝，不使帝制重現中國，不僅利在當下，且“功在千秋”。單憑這一點，唐氏一生便是功大於過。輓聯同時認為，唐繼堯的晚年之誤，主要是由於二三宵小人物的誤導。而文中最傳神的筆觸是“華耶拿耶，後來倘許追攀,論雄心欲起大陸沉淪”，鴉片戰爭以還，國勢陸沉，“二萬萬膏腴之地，四萬萬秀淑之民，諸國眈眈，朵頤已久”。[49]以天下為己任，“以國地日割，國權日削，國民日困，思維持振救之”的英雄豪傑代代相繼；[50]曾幾何時，唐繼堯追攀華盛頓和拿破崙，在試圖雄起國家鄉梓的同時為個人揚名留芳，這是唐繼堯的家國意識和私人情懷的交集，將一個意氣風發不可一世的“東大陸主人”活脫脫地呈現出來。
太靠近所發生事件、人物的時論反倒不可靠，對一個人物、事件的評價，要沉澱一段時間才能不受時論影響，過濾一下才更易顯現全面的較真確的面相。從基本面來說，將唐繼堯定位於軍閥符合事實，唐繼堯確實具備軍閥各要素（其要素有:武力割據一方，握有地方政權,擁有地盤和私屬軍隊，自成派系等等），但軍閥是否就沒有辦一點好事，也不盡然。“軍閥”，自形成之日起便是一個負面關鍵詞,但具體到軍閥個人，是否也有某些正面言行，還可另作考量。如護國運動中的唐繼堯，北京政變前後的馮玉祥，及至有抗日表現的吳佩孚,抗戰中的川軍、滇軍、桂系，等等。這不是要對軍閥作整體的正面歷史評價,而是對某些軍閥在某些時段的某些作為進行客觀評說。
唐繼堯的一生猶如一條拋物線，辛亥革命前後為上升線，特別是辛亥重九起義至護國運動為其一生的發展高線。風雲際會,唐繼堯一度也站在時代潮頭（儘管其間有曲折,但仍是其一生的高潮，對此，謝本書先生有不移之論[51]）；但在死前幾年,他已明顯落伍。護法運動可謂其一生的分界線，之前以進步面為主，之後以落後面為主,循走了人生的下降線，於是有了被顧品珍逐出雲南之事。唐規復政權東山再起後，仍不能與代表時代大勢的孫中山派衷心合作，卻處處進行政治投機。但細分起來，雖同屬一個時期的軍閥集團，滇系軍閥較之北洋軍閥的負面作用要略小一些，儘管與孫中山派多有離合，但至少沒有完全站在孫中山派對立面，即或在唐繼堯執政的後期，亦如此。再說，唐氏後期的施政不是全然失策，也有利國利民之舉，諸如創辦東陸大學，便是晚年唐繼堯的一大作為，“唐蓂賡省長，委董雨蒼先生籌備東陸大學，……自得唐省長私捐一萬元，並撥給東川銅礦公司之雲南省政府所有官股十萬元后，已有物質上相當之基礎，故其擘畫進行，近頗迅速。現在籌備處，分設三種委員會：一為建築委員會，二為學制委員會，三為募捐委員會。……其建築地點，則在舊貢院之遺址，現已著手拆毀舊屋，平定地基，這基礎工作，其式樣是採取希臘古式，以美國米幾幹大學之建築為藍本。即從建築物而言，亦擬為雲南將來建築之模範雲。……將來集東西各國大學之優點，蔚成雲南大學之偉觀，殊盛事也。……現已擬定簡章二十餘條,將來擬用唐蓂賡省長之名義，向各省當局、海外華僑，募集捐款”。[52]此預言不虛！雲南大學至今仍為滇省的最高學府,嘉惠學林澤被雲南這一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省份近百年，而會澤院的建築至今仍堪稱雲南“建築之模範”。“東陸大學為唐省長所倡設，……至於內容組織，系分設文法醫工四科，先辦各科預科四班，招收學生二百名，定於明春三月開學”。[53]
但此期間，唐繼堯的施政仍以負面為主。及至1927年2月6日，分駐昆明、蒙自、昭通、大理的鎮守使龍雲、胡若愚、張汝驥、李選廷實行“兵諫”，聯合舉兵，進逼昆明。這些人既是唐繼堯的老部下，也擁有滇省最強的兵力。唐繼堯被迫交權。時論有評：“唐繼堯在雲南主持軍民政事已經很多年，現在因為幾個鎮守使的逼迫，不知跑到那裡去了。這幾個鎮守使大概和國民黨方面有聯絡”。[54]此乃震驚一時的“二六”政變。唐繼堯只得作出姿態，捨車保帥，“放逐乃弟繼虞，僅乃自保”。[55]四鎮守使決定改組省府，組織“雲南省務委員會”，胡若愚被推為省務委員會主席，唐繼堯被“擁戴”為有名無實的省務委員會總裁。之後，唐繼堯處於掛名狀態,無“公”可辦。我們現在所查到的政府公文，唐繼堯的“辦公”大致到1927年的2月為止。[56]確證時論所謂“實則唐氏除一度就職而外，其平昔殆未嘗足履政務委員會一步也。”[57]此時此際，唐繼堯既無實權,聲名也一落千丈。
當說，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特定人物，江山代有人才出，唐繼堯稱雄的時代已然過去，他已經從時代的前行者變成了落伍者，甚至是落難者。此時，軍閥已成國民討伐的對象，中國最重要的舊軍閥集團已大部分被消滅，作為這一集團中舊滇系軍閥的首領也成為被聲討者。唐繼堯屬於地方軍閥，不似控制中央成為主流的北洋軍閥，也不是北伐戰爭攻擊的目標，因而在時人時論中愈發邊緣化。唐繼堯之死，恰逢“打倒軍閥”的口號聲高入雲之際，恰逢清末民初產生的中國近代第一代軍閥土崩瓦解臻於滅亡之時，其死後的“無聲無息”與前時的轟轟烈烈形成大反差，不由得使人感嘆：生逢其時，而死不逢時,其故去時正好是人生曲線的最低點，是唐氏同類世態炎涼的最低潮。這說明，歷史轉型時期，命運轉換之快，前時叱吒風雲的人物，若不趨新進取，勢必被歷史迅速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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