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躺下來，取下他們白天戴的面具，結算這一天總賬。他們打開了自己的內心，打開了自己的“靈魂的一隅”，那個隱秘的角落。他們悔恨，悲泣，為了這一天的浪費，為了這一天的損失，為了這一天的痛苦生活。——《家》

題首的這段話，選自巴金的作品《家》。《家》是巴金代表作“激流三部曲”中的首篇，在這部作品中，巴金深刻揭露了封建地主階級的腐朽墮落和封建禮教的虛偽殘酷，用同情與悲憤、無奈和激昂，講述了一個經歷新革命時期的封建大家庭，從昌盛最終走向了崩潰，而來自於那個大家庭之中的覺新、覺民、覺慧三兄弟的種種經歷遭遇和思想碰撞，時至今日依然讓人記憶猶新。

其實熟悉巴金的讀者都知道，他不僅熱衷於文學創作，更是因為“五四”的影響，學習和接受過很多新的思想和文化教育，因此更是激發了他對於新文學的濃厚興趣，他堅持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的政治要求和為被侮辱與被損害者呼號的現實主義的藝術原則，把新文學創作推向新的水平。

巴金老人的一生，都在以自己的言論和藝術創作熱情地參與中國現代文化建設，可以說，他為擴大現代文學的影響，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卓越貢獻。然而在他的人生之中，卻有一大憾事，然他每每談起都遺憾落淚，那就是在他有生之年，未能有效地幫助他的兩個哥哥，他曾提起兩位哥哥都是因為錢而死，然而當他有錢了，卻再也沒有機會去幫助兩位摯愛的哥哥。

而這兩位哥哥，以及巴金本人，其實就是《家》中覺新、覺民、覺慧的原型——大哥李堯枚，三哥李堯林，還有他自己。

從一個長期被忽略的角度解讀巴金

巴金姓李，名堯棠，字莆甘，本是生於一個官僚封建地主家庭，在當時也是一個世族大家，到了巴金這一輩，已經歷經了五代人，巴金出生於家族最興旺鼎盛之時，三代同堂，他曾在《我的幼年》中提過：“家庭裡，有將近二十個是我的長輩，有三十個以上的兄弟姊妹，有四五十個男女僕人。”

然而巴金在這樣一個封建守舊的大家庭中，就像一個“異類”，更是一個“叛逆者”，就如同《家》中覺慧的真實寫照。他想要學習新文化新思想，想要找到一個突破口，可是在當時的大時代背景之下，這有怎是易事？他的“格格不入”終是讓他的抱負得以實現，然而這個過程離不開兩個哥哥的支撐和支持。

可是，難道覺新和覺民就沒有一顆“叛逆”的心，不想尋求新的突破嗎？其實並不是，只是在那樣的一種境況之下，他們只能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一個是擔負著整個家庭的重擔、做大哥的人；一個是繼大哥之後、殫精竭慮撐起這個家的人，覺慧敢於同這個時代抗爭，巴金也之所以能夠成為巴金，又何嘗不是因為有了兩個哥哥的負重前行？

“無名者”並不一定是無名之輩，越是默默無聞的人，心底的吶喊聲可能越加震撼。

他們的妥協與遷就，滲透了太多的心酸與無奈，“懦弱”有時候比“抗爭”更需要勇氣，那是一種肩抗家族、身負重擔的責任感，也是一種放棄自身理想、只能順應形勢的無力感。

《巴金的兩個哥哥》其實先後出版過幾個版本，收錄了關於巴金本人、巴金家人，以及一些至交好友的各類紀念文章。隨著近十年來又逐漸發現的四十年代的懷念雜文和其他史料，再加上黃裳先生等又寫出了新的回憶文章，四川文藝出版社將之集大成，增補校訂，定名為《棠棣之華》。這一版，可以說是目前最為全面一個版本。

《棠棣之華》出於《詩經·小雅·常棣》：“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這裡“常”意通“棠”，“棣”讀音“弟”,“韡”讀音“偉”，形容茂盛，用以讚美骨肉兄弟情。

《棠棣之華：巴金的兩位哥哥》也正是是從巴金的大哥李堯枚和三哥李堯林的角度來進行分析和解讀，從一個家庭之中、相似背景之下的三種不同命運和人生，來從新認識巴金老人。

愛的最深的人——“作揖哲學”、“無抵抗主義”的矛盾人生

巴金曾說，大哥是他愛的最深的人。他是《家》中覺新的原型，遺憾的是他並沒有像覺新一樣活了下來。想到大哥的死，巴金與侄子李致在談話中曾兩次失聲痛哭。

大哥李堯枚其實是最先將新文化引入大家庭的人，甚至經常買來《新青年》和《每週評論》閱讀並帶領弟弟們熱烈討論，是弟弟們對於新文化的啟蒙者。李堯枚一直是個成就優良的學生，四年課程修滿畢業的時候他又名列第一，他喜歡化學，希望能夠去上海或者北京的有名的大學裡讀書深造，將來還要去德國留學……

然而這一切只是他的美好幻想，他在幻想這些的時候，忘了自己還有一個擺脫不了又不能丟下不管的身份——“承重孫”。他要支撐一大家子的生活，他要負擔兩個弟弟出國留學的費用，他要放棄學業娶妻生子……他要做的太多太多，卻沒有什麼是為自己而做。

李堯枚的擔子太重，一個家族都被他抗於肩上，可他偏偏又是一個有著進步思想的“作揖哲學”和“無抵抗主義”者，巴金曾在《做大哥的人》中這樣說道：“

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論，一方面依舊順應舊的環境生活下去。”於是，在那樣矛盾重重的環境之下，大哥變成了一個有雙重人格的人：一會兒是舊家庭暮氣十足的少爺，跟弟弟談話時又是一個新青年了。

為了維持生計、振興家業，李堯枚賣了田去做投機生意卻在一場大病之後，發現錢已經損失了一大半，那時的李堯枚因為各種矛盾的環境和心理換上了精神疾病，他在發病之時將所有票據撕碎倒掉，於是，這個家徹底走向破產。

絕望之下，李堯枚想到了死，可是他並不想死更不願死，他在猶豫掙扎之間，三次寫了遺書又三次毀了它，最後終是在第四次喝毒藥自殺了，拋下了風雨飄搖中的一大家子，和獨自帶著幾個孩子的妻子。

覺新沒有死，可是李堯枚卻終是走上了不歸路。

這就是巴金的大哥，與巴金棠棣情深的大哥，帶著他走進新文化的大哥，肩負整個家族卻依然支持他去留學的大哥，最後卻因破產而死去的大哥……

李堯枚在世的時候，經常和巴金通信，從他的來信中，透露著兄弟之間的手足情深，還有李堯枚那顆寬厚仁慈的心。

他曾在信中這樣對巴金說：“弟弟，你對現代社會失之過冷，我對於現代社會失之過熱，所以我們倆都不是合於現代社會的。現代社會所需要的是虛偽的心情，無價的黃金，這兩項都是我倆所不要的，不喜的。我倆的外表各是各的，但是志向卻是同的。但是，我倆究竟如何呢？其實呢，我兩個沒娘沒老子的孩子，各秉著他父母給他的一點良心，向前亂碰罷了

。”

最關心他的人——資質不在巴金之下，卻必須肩負起家庭重擔

巴金的三哥李堯林當初在大哥的支持下，和巴金一起外出求學，離開了這個舊式的大家庭，漂泊異鄉尋求新的文化和思想，他有才華，有理想，卻不得不在大哥去世以後，捨棄這一切，代替大哥接下這個十幾口人的大家庭的養家重擔，最後積勞成疾患上了肋膜炎，不幸英年早逝。

李堯林在巴金的成長過程中，產生過深遠的影響，巴金曾在《我的哥哥李堯林》一文中曾寫到：

在我的童年，在我的少年，甚至青年時期的一部分；我和哥哥堯林總是在一起；我們冒著風雪在泥濘的路上並肩前進的情景還不曾在我眼前消失……他比我年長一歲有餘，性情開朗，樂觀。有些事還是他帶頭先走，我跟上去。例如去上海唸書這個主意就是他想出來，也是他向大哥提出來的，我當時還沒有這個打算。離家後，一路上都是他照顧我，先在上海，後去南京……

李堯林有著自己理想，更有著想要去完成的事業，他是一個教育家、翻譯家，他在天津南開中學的開放教學，啟發了學生的學習思路，正因如此，他的學生們每每提及這位老師，都是心懷感念，他們之中有中科院院士申泮文、葉篤正，作家黃裳，劇作家黃宗江，比較文學家周珏良，出版家邢方群等等。李堯林還曾以“李林”的筆名從事過翻譯的工作，譯著有岡察洛夫的《懸崖》，以及《月球旅行》《戰爭》《無名島》等。

在學生們的眼中，李先生的教學法也活潑多樣，很能引起學生的興趣，為人又溫文爾雅，平易近人，他愛好廣泛，滑冰也很厲害，每次在冰上他那悠然自得的姿態，都讓人十分驚歎。

可是，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一個教師，一個君子，卻最終連屍骨到了何處竟也無處追尋。大哥為這個家庭犧牲了太多，三哥又何嘗不是？大哥離世之後，三哥主動承擔起了這個家中的生計，原本在天津南開中學做教員的收入本是很可觀，可是為了支撐一家老小的花銷，也越來越捉襟見肘。

他放棄了自己的理想，打破了自己建立小家庭的美夢，當兄弟兩個人都接到家裡大哥去世的電報，知道必須有人去負擔這個家的時候，巴金曾表示不願意為家庭放棄自己的主張，是三哥李堯林義無反顧地默默承擔了所有。

1945年，患病的李堯林只在醫院堅持了七天便離開了人世，去世前，他似乎有著太多想說而沒說完的話，只留下一聲嘆息。

巴金曾說：“我們三兄弟跟覺新、覺民、覺慧一樣，有三個不同的性格，因此也有三種不同的結局”。那個在他筆下的舊社會封建制度的大家庭，猶如一片孤寂的沙漠，可是三個兄弟之間的棠棣之華，確實如同沙漠之中的綠洲。

社會越來越現實，人情越來越淡薄，所以在讀到大哥給巴金的那些信的時候，不禁被他們的真情所震撼。沒有能夠有效地幫助到兩位哥哥，一直是巴金老人的遺憾，不過相信兩位哥哥的人品、才華和學識，可以通過《棠棣之華：巴金的兩位哥哥》被更多人看到，也會讓他深感安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