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鬱郁舂陵舊帝家，黍離千古此興嗟。蕭王何事為天子，本愛金吾與麗華。”沒錯，這首詩讚頌的就是中興之祖、西漢的開國皇帝漢光武帝，劉秀。劉秀本身就是太學生出生，具有極高的儒學修養，在征戰四方中見識了太多的骨肉生死離別和百姓的顛沛流離，再加上血濃於水的大哥劉演慘死在前，自然十分的痛恨戰亂。
所以，在劉秀稱帝后最想要做的事就是“欲偃干戈”，希望天下太平。自然，主張修生養息山東人似乎更加符合劉秀的口味，當然事實上劉秀也確實重用了山東人。但是，這引起了山西人的不滿……
中國古代一直將崤山以東、西稱為山東、山西，在劉秀建國的期間南陽大族，和隴上三郡對他的支持是最大的，而且恰好這兩大勢力的爭鬥也就是歷代東西之爭的開端，兩派的爭鬥最終因為山西集團失控，導致了東漢的滅亡。
一 權力過度埋下隱患
光武帝建國後早已經厭倦了長期的金戈鐵馬，一心只想要實現自己的仁政抱負，還不能引起反抗，那麼能做的只有對功臣下手，“朱祐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直接將功臣武將排除在了政治中心以外，不但如此，雲臺二十八將及其後代也都被冠以虛名收繳了兵權
或許有人會問為什麼劉秀這樣一個白手起家的人能夠這麼輕易而且順利的過度瞭如此多的功臣？答案是，劉秀本生隊伍成分的構成比我們熟知的歷史上起義的隊伍都要奇怪。像朱元璋，劉邦他們的隊伍可以說就是草莽出生，隊伍的中間分子基本上都是像樊噲一樣目不識丁的人，但是劉秀的隊伍基本上都是以世家大族為主，這就決定了將領們都是受到過良好儒家教育的儒將，例如鄧禹，崤山以東南陽人士，曾在長安太學求學，是劉秀的學弟。 再比如賈復，專研《尚書》，是當時和後世公認的儒將。這些功臣本身就是儒學造詣非常的高的人，在劉秀“欲偃干戈”苗頭剛有的時候也正合了他們的心意，於是就順水推舟從武將轉型變成了文官，治理一方。
“復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眾京師，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削甲兵，敦儒學。”所以山東人士對於劉秀的收權也是樂意至極，他們不但能夠發揮教書育人的特長，還能回到自己最喜歡的讀書上去，還可以佔據一方高位，真是一大幸事。
有人歡喜有人憂，跟隨光武帝的還有一大批崤山以西武將，這些人只會帶兵打仗，對於國家政事是一竅不通，劉秀收兵權賞閒職這樣的做法自然引起了山西人的不滿，在當時山西人的眼中北方未定，羌人經常犯邊，應該重視武備以求收復西漢失地，進攻羌人，然而沒想到劉秀來了這麼一出卸磨殺驢，但是由於山東豪強勢力強大，把持朝政，再加上劉秀的岳家陰家做大，山西集團根本沒有能力和膽量去抗爭，只能被收繳兵權。
於是乎，朝堂上就這樣誕生了以響應劉秀“欲偃干戈，修文德”的山東大族和“婦女猶戴戟操矛”的山西武將勢力的長期對立，在後期十幾代的不斷博弈中為東漢挖好了墳墓。同時也讓東西之爭愈演愈烈。
二 山東、西的矛盾
早在秦朝時期，士人早已就公認“山西出將，山東出相”，在中國古代儒家興起之後就一直處在一種文官看不起武將，武將不搭理文官的普遍情況，再加上東漢皇室以儒治國，劉秀更是傑出的太學經書達人，導致了儒學本就相當發達的山東儒術更上一層樓。除此之外，山東豪強的根基可以追溯到秦、西漢，漢成帝的時候就已經出現了“關東富人益眾，多規良田，役使貧民”的情況，到了東漢舉個最簡單的例子，陰麗華的孃家陰家，在新朝年間就已經佔地千畝，僕眾千人，有自己的碉堡暗壘，甚至擁有軍隊，
就連當時的王莽政權都得拉攏他們。到了劉秀時期，對劉秀投資的也幾乎是山東豪族，他們不但有錢還有不錯的文化功底，清朝有人稱讚“東漢中興，則諸將帥皆有儒者氣象”，他們跟隨劉秀出徵“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當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其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東漢的建立就是以世家大族的為基礎，功臣將帥被削奪兵權後回到地方或者中央留任，把控著東漢的大小事務。
可是這些山東豪族，以孔、孟之鄉為由，居高自傲，秉承著山東本位主義，看不起山西，再加上早就在西漢山東和山西的集團就對內政和邊疆的問題爭論不休導致東，西對立，兩邊“人持所見，各有異同，然總齊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戰”各抒己見，不肯相讓。到了東漢時期，山西集團主張強力打擊羌人，而山東集團則認為山東是全國的中心，只要經營好山東就可以達到制四夷的作用，要求“去武行文，廢立尚德，罷關粱，除障塞，以仁義導之，則北垂無竇虜之憂，中國無干戈之事矣”，主張仁德施仁政，這就非常契合劉秀的觀念，甚至在非常長的一段時間，山西集團都是出於被打壓的一種境地，這其實十分不利於朝堂兩極對立的情況，因為這會讓一方集團鋌而走險反抗朝廷，做出禍國殃民的事。
在利益牽扯方面更是嚴重，山東集團雖然在投資皇帝上做了非常正確的選擇，也毫無疑問的收取到了豐厚的回報，山東氏族成為東漢的幕後支持者。但是，由於皇帝都精通縱橫之道，再加上有前漢的前車之鑑，更是對處理世家大族上異常的謹慎。
在朝堂之上，雖然歷代皇帝都給予了山東集團極大的政治自由，但是畢竟都是些文官職位，最高也不過是相位。相比山西集團，山高皇帝遠，並且全民皆兵皇帝也是在軍事上必須多多的倚重山西集團，只要不是腦子有問題，都不可能會在強敵環伺的時候廢武備，再加上歷史上所說的民風彪悍，隨時可以落草為寇，也是不得不讓皇帝們拉攏山西集團。最關鍵的是，山西地處要害，易守難攻，且時常受到匈奴、羌人的軍事打擊，如果沒有了山西的天然屏障，在匈奴和羌人的長驅直入之下，東漢再頑強也是難以招架。
山東有著投資早的便利，山西依靠的是地勢和將士，雙方都想在朝堂之上取得更多的話語權，為自己所屬的集團帶來更多的利益，所以東西之間的激烈爭鬥是難以避免，也是幾乎沒有辦法調和的。
在文化上的差異更是東、西方互相難以相處的導火索。山東作為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每天想著的都是之乎者也，恢復孔孟之制，喜歡政通人和，不要戰亂。但是山西因為羌人，匈奴的原因導致“關西諸郡，頗習軍事。自頃以來，數與羌戰，婦女猶戴戟操矛，挾弓負矢” 的尚武文化。我們都知道在歷史上，尚武，賞文幾乎是兩種對立的文化，自由受到軍事洗禮的山西集團自然對山東集團文縐縐的樣子嗤之以鼻，而山東集團覺得山西集團只是莽夫之勇毫無文化可言，這就導致了雙方沒有共同的話語只有對立。
“欲偃干戈”雖然在歷代漢君主身上體現的淋漓盡致，但是前面提過的君主過於偏心是會導致一方忍受不住的，這不，山西集團無法忍耐了……
東漢末年，經過“桓，靈”兩位帝王摧殘的東漢，遙遙欲墜，此時，飽受針對的山西集團終於有人難以忍耐。山西本身就是讀書不多，忠君思想並不牢固的地方，而且此時的山西武將集團出現了以董卓、韓遂等為首領的造反派，山東大族袁紹、袁術等為了保護漢朝江山紛紛率兵而起討伐董卓的山西集團，這次東漢末年的最大一次的東西較量直接導致了東漢王朝“天下分崩，九州幅裂”局面的出現。
山西集團不但和山東集團進行了曠日持久的逐鹿，他們自己內部的矛盾也是難以消除，長期的戰亂直接給山東，山西，北方帶來了不可估量的傷害和損失，給人民大眾帶來了極大的苦難，東西之間的實力也在後期的戰鬥中此消彼長，消耗了東漢的最後一絲生命力，開創了三國時代的軍閥割據局面。
總結：
漢光武帝的政治構想在東西對立面前可以說是徹底的失敗了，“欲偃干戈”有著太過於明顯的政治打壓，這十分不利於政權的穩定和朝堂力量的平衡，即使山西集團最後並沒有造反，那麼也很難保證最後山東集團是否會養虎為患最後推翻東漢的統治，因為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野心的膨脹是難以抑制的。要是當初劉秀不過分強調文德治天下，那麼東西間對峙是否會稍微的緩和一些，維持東漢的統治呢？我們現在也無從得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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