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儒永院士 中国著名真菌学家
“国家培养了我，中科院培养了我，我要为国家再做一点贡献。”——郑儒永院士
郑儒永，1931年生于中国香港，中国著名真菌学家，父亲是我国著名金融家、银行家郑铁如先生。
1953年，郑儒永大学毕业分配至中科院真菌植病研究室，历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际真菌协会亚洲国家发展真菌学委员副主席等职务。现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国科大博士生导师。
4月2日，郑儒永院士和老伴黄河研究员，将毕生积蓄150万元捐献给中国科学院大学教育基金会，成立永久性“郑儒永黄河奖学金”，用于激励青年学子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不负时光，努力向上。
捐赠仪式
心思沉静，潜心做分类研究
大学毕业的郑儒永，放弃了出国机会，选择服从学校分配至中科院植物所真菌植病研究室（中科院微生物所前身）工作。
郑儒永院士结婚照
这个在别人眼里很“傻”的决定，郑儒永却有自己的考虑：“人不能只为自己的前途着想，觉得应该服从国家的统一分配。总觉得在刚刚解放、国家最需要建设人才的时候出国像个逃兵跑掉一样。”
1953年郑儒永到中国科学院入职报到留念
郑儒永师从北京中国农业大学植物病理系主任兼中国科学院真菌植物病理研究室主任戴芳澜。戴芳澜教授是我国真菌学创始人、中国植物病理学创建人之一。不过一开始，戴芳澜并未让郑儒永在科研上崭露头角，而是直接把她安排在标本室工作。
1953年郑儒永（左）与戴芳澜在实验室
标本室里保存着从清华大学农学院、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几个单位整合而来的重要标本，这些标本包装不一，有的用盒子装、有的用口袋装，有的大、有的小，为了便于科研，要进行统一。
郑儒永的工作就是给这些重要标本打标签、贴标签、重新包装。她还记得，那时候没有中文打字机，每一份标本说明都要手写，自己设计标本的包装，给它们“穿上同样的衣服，一点一点规整，一点一点完成”。
22岁出头的她，风华正茂，加之父母远在香港无法随意探亲，她几乎将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
她将包括节假日在内的所有时间，都投入到工作和学习中，学专业、学外语、查资料、看文献，有时候泡在标本室里，埋下头去，再抬头已然夜幕初上。就这样，郑儒永在标本室一待就是4年。
年轻时期的郑儒永
那4年，不管是整理近万个真菌标本，还是处理全室与课题外群众的书信往来，这些在别人眼中最单调、最“低级”的工作，却让她有了更多“充电”的机会。
这是心思沉静的四年，这是扎实积淀的四年。在这四年里，郑儒永在科研这片沃土里，扎下了很深很深的根，外人也许看不到她的成长，但是当破土而出的那一天，便是厚积薄发的开始。
有了这深厚的积淀，她能够比别人走得更远，也有更加充沛的动力，攀登上别人不可企及的科学高峰。
1977年郑儒永（二排左四）出席全国藓类志、地衣志、真菌志会议时与参会同行合影
迎难而上，选择毛霉目
戴先生治学极为严谨，要求极为严格，尤其是对于发表论文和著作。他认为，写意义不大的文章浪费纸张，工作不深入或甚至有错的文章是害人，因此文章不在多而在质量，而且文章绝对不能草率投稿，必须再三修改，直到找不出问题。
因而，在戴先生的指导下，她的第一篇论文于工作十年后发表，整个科研生涯发表的文章数量上并非特别多，但是每一篇都是质量极高的精品。
“中阿文化交流协定项目”组长赴阿尔及利亚，左二为郑儒永
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郑儒永在白粉菌属的研究方面累计发表了十几篇重要论文，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她对过去国内有关本属白粉菌的标本资料进行全面的整理鉴定订正，最后确定白粉菌属真菌，在我国33科103属226种和变种的寄主植物上共有52种和5变种，其中新种22个，新变种4个，新组合5个。
1987年郑儒永主编完成《中国真菌志-白粉菌目》，成为国际公认的白粉菌目检索书。
在分类难度很大的毛霉目研究中，她注意将形态特征与生理生化及分子生物学特性相结合，以及将无性型特征与有性型特征相结合并取得了一些有意义的突破，在国际上首次发现了高等植物的内生毛霉、并且首次报道了我国特有的人体病原毛霉新种和新变种。
时至今日，郑儒永关于白粉菌科的属级分类系统，仍保持国际领先水平。1999年，郑儒永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2018年2月7日第三次向海鹰基金会捐款
2012年至2018年，郑院士先后向北京海鹰脊柱健康公益基金会三次捐款共30万元，用于贫病脊柱患儿的手术救治。
半个多世纪，郑儒永和老伴互相搀扶着走来，用实际行动，感染了每一个科研工作者。
他们心中只装了国家和科研，为国家奉献了一生，为科学贡献了全部的力量，不求任何回报，在耄耋之年，心里想的，仍然是如何再为国家贡献一点余热，如何把自己化成一片春泥，倾尽全力，哺育春禾满园。
鹤鸣清悠，安泰颐康，高风亮节，长远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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