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秀老师工作照
我撞进了翻译片组
说我是一头撞上了好运，因为我到翻译片组去工作之前，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翻译片。只是由于上影厂的柏李老师跟我说："你已经结婚了，别到北京去读书了，(因为我已经考取了北京表演艺术研究所，即北京电影学院前身)到翻译片组去工作吧。"当时，我对翻译片一无所知，觉得反正也是做演员嘛，去就去吧。那是1950年9月7日，我女儿周岁生日。我真是一头撞进了翻译片组。
说我撞上了好运，因为我这一生都在做我所喜爱的工作。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工作，一个为中国老百姓需要的工作。
但是我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认为的。那时演员组的人员良莠不齐，有的大学毕业，有的根本没什么文化；有人在解放前演过话剧，有人完全没受过任何专业训练。我猜想那时的电影局领导，大概也不知道配音演员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因此我觉得自己大材小用了。不过，我感到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高水平的外国电影，应该在这里好好学点本事，然后到故事片去学做导演。所以我还是安心地留下来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上译的伙伴们，在梵皇渡路618号老厂院子里
前排左起：李梓、潘我源、苏秀、刘广宁、赵慎之、张同凝、王颖
后排左起：胡庆汉、于鼎、富润生、毕克、尚华、程引
好在那时故事片任务不多，我们的组长陈叙一凭着他解放前在"苦干剧团"的老关系，请了大量台词有造诣的故事片演员来参加配音工作。像舒绣文、孙道临、高博、卫禹平等等。再后来还有张瑞芳、温锡莹、林彬、中叔皇、程之等等很多人。他们让我见识了什么是举重若轻的表演，什么是表面平淡却富有张力的台词功夫。这使我感到像这样的演员才是合格的配音演员。我还得加倍努力。
译制工作原来如此美妙
配音演员是个有着特殊魅力的工作。因为任何其他演员都不可能像我们那样扮演那么多的角色。一位话剧演员一年能演两三部戏也就差不多了吧。一位电影演员最多也就接拍三五部吧。有谁能像我们这样每年可以扮演十几个甚至几十个角色。一会是乞丐，一会是国王，一会是贫民，一会是贵族，一会是个温柔淑女，一会又成了无耻荡妇，一会是流氓、无赖，一会是学者、革命家……谁能经历如此丰富多彩的人生！
真正让我有了自己非但不是大材小用，而是要做好工作，一辈子都学不完的感悟，是从我做译制导演开始，大约在50年代中期。那时，不但有拍得很棒的苏联片，像《白夜》《白痴》《带阁楼的房子》等根据俄罗斯名著改编的影片；还有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一些作品，如《偷自行车的人》《警察与小偷》《罗马11点钟》；法国影片《没有留下地址》《勇士的奇遇》；西班牙影片《影子部队》等等；以及根据英国作家狄更斯小说改编拍摄的《孤星血泪》《老古玩店》《雾都孤儿》和东欧进口的各种题材、各种风格的影片：如捷克拍摄的心理片《狼窟》，匈牙利的讽刺喜剧片《十块美金》，多个国家拍摄的反法西斯影片：捷克的《罗密欧、朱丽叶与黑暗》，波兰的《华沙一条街》，保加利亚的《穷街》《当我们年轻的时候》等等，等等……
这些影片像打开的一扇窗，让我看到了世界上很多国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各个不同的生活侧面。为了让中国老百姓也能通过这扇窗，看到这个多彩的世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帮助中国观众消除语言隔阂。尽可能做到，使中国百姓看译制片时，感到就像外国演员自己在说中国话。或者像《少林寺》导演张鑫炎跟我说的"看内地的译制片，就像我看懂了原片一样。"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深刻地理解原片，原片想要告诉观众什么，它是用怎么样的方法讲述它的故事的。这就要求我们光看懂影片还不行，还要知道发生这个故事的社会背景。如果我们不知道沙皇统治下俄国社会的腐朽，又如何能体会到俄国农民的苦难；俄国知识分子的郁闷？如果我们不知道纳粹集中营的种种酷刑，又怎能理解犹太少女所感受到的极端恐怖？而我们所接触到的影片，从内容到形式，却是五花八门，无所不包的。
所以说，我们有多少知识也不会嫌多，对于工作要求于我们的而言，我们读多少书也永远是不够用的。因此陈叙一厂长（1957年翻译片组转为上海电影译制厂）要求我们平时就要注意知识的积累。要读外国小说；要读古典名著；要关心时事，因为说不定今天的新闻，明天就可能成为电影的内容。如表现意大利黑手党的《教父》，表现细菌战的《卡桑德拉大桥》,表现古巴革命家格瓦拉的影片《格瓦拉》……只有了解影片故事产生的社会背景，才能更准确的掌握人物的行为逻辑。如《卡桑德拉大桥》中，中情局的麦肯齐上校，为了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不管列车上要死多少人，也不能让细菌研究的消息泄露出去。这是他的工作。再如,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日本，麻风病还是不治之症。所以《砂器》的男主人公和贺英良知道，一旦去认了患有麻风病的父亲，他做为钢琴家的前途就可能被毁了，因此他无论如何不能去见父亲，尽管从他的音乐中，可以感到他是多么想和父亲相见。如果故事发生在今天，麻风病已经不是绝症。和贺英良也许就不会感到那么大的压力，也许就不会成为杀人犯了。
老陈为了让我们做译制导演的，能更好地与翻译沟通，要求我们最好能学一点外文。我在东北读中学时，学过一些日文。五十年代因为进口的都是苏联片，又学了点俄文。六十年代又在夜校学了一年英文。虽然每样只学了一点，确实对工作有一定的帮助。例如，日本片《华丽家族》中的管家相子，她不过是这家主人--阪神银行的总经理的情妇，可她要冒充贵族，常常使用日本皇族的语言。这在中文里是没办法表现的。但是我感受到了她这么说话的韵味，就在为她配音时适当的加了一些"装腔作势"。
因为学过一些俄文，我知道没有生命的东西也分阴阳性，在《古堡幽灵》的工作中，当要买古堡的资本家问"那老太婆怎么样？"时，大家都感到非常困惑，他要买的是古堡，问老太婆干什么？我忽然想到了德文是否也像俄文一样，没有生命的东西也分阴阳性？得到了翻译肯定的回答，终于恍然大悟，他问的是古堡啊。
在我为莎士比亚名著《李尔王》做口型本时，儿子看到被挖去了双眼的父亲，说了一句"哦，我亲爱的眼睛！"我怎么也无法理解，他怎么会说出这样一句话。翻译说："苏老师，这句英文你也看得懂啊"。果然，那是一句非常简单的英文"Oh. my sweet eyes."可是我知道，在英文中有些短语常常有另外的含义。於是我要求翻译再去查一查辞源，翻译终于查到了，这句话还可译为"哎呀，我的天哪!"
在我们这样掰开揉碎了解读原片的过程中，也是我们学习提高的过程。从工作中，我们领略了各国的电影编导们是怎样表达他们对生活的感悟的；如日本影片《砂器》是用钢琴协奏曲的形式来表达主人公内心的矛盾和痛苦的。而法国片《虎口脱险》竟然用闹剧的形式来讲述二战这么严肃的主题，真是别开生面。也见识了各国的演员们是怎样塑造他们的角色的。因为，我们有很多机会能和各国表演艺术家共同创造一个角色。
如我在《为黛西小姐开车》中，为奥斯卡影后杰西卡·坦迪扮演的黛西小姐配音，为另一位影后《印度之行》摩尔太太的扮演者佩姬·阿什克罗芙特配音；邱岳峰为几乎所有的卓别林影片配音；毕克为绝大多数高仓健的影片配音；李梓、曹雷分别为《美人计》和《爱德华大夫》的女主角英格丽·褒曼配音；刘广宁为《生死恋》中的栗原小卷配音，为《魂断蓝桥》中的费雯丽配音，为《苔丝》配音；童自荣为《佐罗》的扮演者阿兰·德隆配音……我们的工作场所，也是我们的大学课堂。尽管那时，我们的待遇微薄，设备老旧，可我们厂就是一座充满创作氛围的艺术殿堂，我们享受着创作的快乐；也享受着有所追求的快乐。
译制片的第二春
国门大开的同时，外国影片也如春潮一般涌了进来。英国的、日本的、美国的、法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奥地利的、印度的、墨西哥的……全世界的影片都呈现在了中国观众面前。有些影片简直家喻户晓。那时，有谁没看过《追捕》？有谁没看过《佐罗》？有人竟把《虎口脱险》看了十遍。还有人把孙道临配音的《王子复仇记》和邱岳峰、李梓配音的《简·爱》当成了学习台词的教材。就连在联合国工作的年轻翻译也在研究陈叙一翻译的剧本，对他在《尼罗河上的惨案》中的神来之笔"悠着点儿"赞叹不已。
除了一般观众的青睐，有些影片对我国的文艺工作者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如我国著名女导演账暖忻就曾说过"在电影学院学习时，是看着新现实主义的影片走过来的。"所以在她的处女作《沙鸥》中，确实有很多新现实主义的元素，如实景拍摄；不使用专业演员；追求纪实影片的风格等等。我认为，张艺谋也是很受了这些意大利作品影响的。如他的《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
上海女作家程乃珊说，从五十年代开始，当她还是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时，就自己买票去看译制片了。甚至到今天，她还能如数家珍般的讲出那些影片的镜头。她还记得保加利亚影片《穷街》的最后一个场景。远征归来的战士，望着正在晾晒被单的爱人。那白被单上，映衬出爱人苗条的剪影，那么美，那么令人感动。她因此把自己的第一部小说也取名《穷街》。她说"没有译制片，我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当八十年代，她带着和她当年差不多年龄的女儿，重新走进电影院时，指着银幕上我们这些配音演员的名字，告诉女儿，"妈妈就是看着这些人的配音长大的。" 她说"看到这些名字，真有重逢故人，别来无恙的感觉。
学法语出身的张露佳，毕业后又在法国留学、工作八年。她熟知，法国人说英语和美国人、德国人说法语的口音，她说："我本以为这在译制片中，是根本无法表达的。可是在《蛇》的配音中，尽管大家说的都是标准普通话，却能让人感到，谁是苏联人，谁是德国人，谁是美国人，他们的气质是不同的。所以她在配音网上写了一篇文章《译制片叫板原片》。她简直把我们的配音说神了。
可以说，我们也为国家争得了荣誉。朝鲜电影代表团看了我们配音的《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惊喜地说"你们从那里找到的演员，都跟我们的演员声音那么像 。简直就像我们的演员自己在说中文。"
《追捕》的女主角中野良子，完全没想到竟然有那么多中国观众熟悉她。所以她非常感谢中国的配音演员，使她在中国有那么高的知名度。她到处都说"我是真由美"，而不说自己本来的名字中野良子。
另一位日本演员高仓健，非常满意毕克为他的多个角色配的中文对白。他主演的《铁道员》，特别提出想请毕克为他配音，可惜那时，毕克已经病重住院，无法工作了。后来当高仓健听到毕克逝世的消息时，还深情地寄来了唁电和冥香，希望把他的冥香能在毕克的灵前点燃。
毕克和高仓健合影
无论是《佐罗》的扮演者阿兰·德隆，还是《爱德华大夫》的扮演者格利高里·派克看了我们的配音影片，无不对把他们介绍给中国观众的配音演员表示深切的敬意。
丰厚的回报
我们的精工细作，不仅在当时赢得了无数观众对译制片的热爱。即使在二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仍然有各个年龄层次的观众是我们忠实的影迷。他们还成立了"中国配音网"，把分散在各地的配音爱好者聚拢在一起了。当2004年施融（《希茜公主》中为弗兰茨配音的演员）从美国回沪探亲时，我们为他举行了一个"网友见面会"，想不到竟有远道从河南、天津、大连、深圳、南昌等地赶来的，而且，还有从英国、法国、美国、德国发来的短信，来了解聚会的情况。真使我们感到受宠若惊。
还有很多网友，以收集我们配音的碟为乐事，把这些碟当成宝贝。而有些小青年就是因为看了那些碟，才成为我们年轻一代影迷的。前几年我生病住院，病友们认出了我，纷纷表示看过我们配音的那些电影，还热心地打听刘广宁现在哪里，李梓怎么样了……我说"谢谢大家还记得我们。"一位跟我年纪相仿的病友说："我们从来也没忘记过你们。"
正是由于观众对我们的怀念，才促使我提起笔来写《我的配音生涯》。签名售书那天，我还担心没有多少人来，可是大厅里排队买书的队伍，已经从厅里排到了楼梯上，又从楼上绕回了厅里。看到这种景象，我觉得我这辈子所有的付出，所有的辛苦和委屈，都已经得到丰厚的回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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