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不仅如此，刘熙载在《诗概》中也坚持了他的这个观点：“诗品出于人品。人品悃款朴忠者为上，超然高举、诛茅力耕者次之，送往劳来、从俗富贵者无讥焉。”这句话说得十分明白，诗品的高低由人品来决定。这样的论述方式强调的是人的思想性，而由思想性来决定艺术性，这种做法显然忽视了作者思想的复杂性，因为每个人的一生都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在这个世界上，完美无瑕的好人不知是否存在，但可以说，绝大多数人都处在好坏之间，如果从人品的纯洁度来论词品，恐怕也是一种极端。
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念，而这种观念正是刘熙载的特色所在，他在《词曲概》中也是以这样的观念来作为评判标准，比如他说：“词品喻诸诗，东坡、稼轩，李、杜也。耆卿，香山也。梦窗，义山也。白石、玉田，大历十子也。其有似韦苏州者，张子野当之。”
刘熙载说，诗中的最高品是李白和杜甫，而词中的苏轼和辛弃疾也有着这样的地位。他又说柳永相当于白居易，吴文英相当于李商隐，而姜夔和张炎相当于唐代的大历十才子，张先则相当于韦应物。在这些比喻中，刘熙载把苏东坡和辛弃疾排在了最前面，认为他们的词就如李、杜的诗一样，会光芒万丈长。这一点也说明了，刘熙载把豪放派看作是词中的上品。对此，刘熙载在《词曲概》中进一步地解释到：“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则时与太白为近。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后世论词者，或转以东坡为变调，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
这正表现了刘熙载对东坡词的偏好，他认为东坡的词怎么看都好，既像杜甫又像李白，同时他举出了李白所写的最早的一首词。刘熙载认为，东坡的词风就相当于李白的词作。
由此展开来谈，刘熙载认为，李白的词风才是词的正统，而到了晚唐五代时，词风变得越来越柔美，等到东坡出现在词坛时，才改变了这种普遍的社会风气，于是刘熙载的结论则为：后代把以东坡为代表的豪放词视为变调，这是错误的，因为东坡的词风才是正统，而晚唐一代的那些婉约词才是变调。他的这种观念确实做到了反传统。
刘熙载在文中把辛弃疾跟东坡并提，显然他认为辛词也是词中的上品，他在《词曲概》中对辛弃疾所作之词有着如下的高评价：
“辛稼轩风节建竖，卓绝一时，惜每有成功，辄为议者所沮。观其《踏莎行.和赵兴国》有云：‘吾道悠悠，忧心悄悄。’其志与遇概可知矣。”
“稼轩词龙腾虎掷，任古书中理语、廋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天姿是何琼异！”
“白石才子之词，稼轩豪杰之词。”
在刘熙载眼中，姜夔的词可以称为才子佳人的词，而辛弃疾的词才是真正的豪杰之词，为此，他的词学理论也大多是以苏辛的作品做出相应的分析。比如他强调填词要“不犯本位”，而后举出了下面这个例子：“词以不犯本位为高。东坡《满庭芳》：‘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语诚慷慨，然不若《水调歌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尤觉空灵蕴藉。”
刘熙载所书牌记
其实，“不犯本位”就是不可以在词中直点主题，他在这段话中先举了东坡《满庭芳》中的一句，他说这句词写得确实慷慨激昂，但却写得太直白了，因为东坡直接表露出他怀念君恩壮志未酬的心态，这样的写法就是犯了本位。而不犯本位的词，刘举出了东坡《水调歌头》中的那三句名句，他认为这三句才是写得真正的好，因为东坡在这里也是怀念君恩，但却没有一个字写到了君恩，这就正如司空图所说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而这就叫“不犯本位”。
对于事物的具体形象，刘熙载也认为不能太贴题，他强调“离形得似”，因为太贴题就不能做到他所强调的“空灵蕴藉”，他举的例子仍然是东坡的词作：“东坡《水龙吟》起云：‘似花还似非花。’此句可作全词评语，盖不离不即也。时有举史梅溪《双双燕》咏燕、姜白石《齐天乐》赋蟋蟀令作评语者，亦曰‘似花还似非花’。”
看来，像与不像之间所形成的朦胧，才是刘熙载所强调的空灵蕴藉。他认为，把事物描写得太具体，则是词中的下品。用他的话来说：“描头画角，是词之低品。”
从以上的这个例子可知，刘熙载虽然把人品跟词品挂钩，但他也会对同一个人的不同作品做出不同的品评，虽然他强调东坡的豪放词是他所认定的上品，可他还是将东坡的词句排列出了上下，那也就等于说，即使上品的人，他的词也有着高低。
刘熙载认定的上品是什么呢？他在《词曲概》中举出了这样一个例子：“黄鲁直跋东坡《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一阕云：‘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余案：词之大要，不外厚而清。厚，包诸所有；清，空诸所有也。”
这里说到了黄庭坚对一首东坡词的评价，对于这句评价，刘熙载得出了结论，他认为词中最重要的，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厚”和“清”。其实，刘熙载提出这两个字，是针对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而来的，杨伯岭在《刘熙载“厚而清”艺术理论的评介》一文中说：“刘熙载本着‘迁善改过’，既汲取了浙西词派的格‘清’、常州词派的意‘厚’等词学主张，也改正了浙派的意‘薄’、常派的格‘俗’等方面的过失，从整合浙、常词派论词旨趣的角度，提出了‘厚而清’的词说。”
刘熙载撰《文概》一卷，民国二十四年双流黄氏济忠堂刻本，书牌
刘熙载撰《文概》一卷，民国二十四年双流黄氏济忠堂刻本，卷首
余外，刘熙载在《词曲概》中还评价了多位词人，在此不一一述及。总之一点，他首要看重人品，而后再谈艺术性。他认为，有些人虽然艺术价值很高，但是人品差，所以他也不能给出上品的评价，他在《艺概·文概》中，将文章分为君子之文和小人之文：“君子之文无欲，小人之文多欲。多欲者美胜信，无欲者信胜美。”他的这种评判方式究竟是否中肯，那只能让专家们继续争论下去了。
以上都是刘熙载所做的理论研究，而他在实践中也有自己的词作和曲作，比如他作的一首《采桑子·悟世》：
问春何在，春应道，也在桃花，也在梨花。谁是多些谁少些？桃梨漫自争同异，一似仙家，一似禅家。只怕东风笑两差！
这首词读来倒也通俗易懂，但话中却包含着禅机，刘立人在《刘熙载略论》一文中，把这首词称为“理趣”词。而与之相对者，则是闲逸之词，刘立人在该文中举出的例子则是刘熙载所作的《水调歌头·渔父》：
潮落午风后，打桨破秋烟。但看素练千顷，随意下鱼筌。欲把鲜鳞换酒，恰好水前山后，村市一帘悬。得酒洒然去，归路苇花边。
唤邻翁，忘主客，尽流连。醉余挥手，犹复对影自鸣舷。身外何事业？只为一江明月，夜半不曾眠。此趣浑难说，歌向碧云天。
刘熙载做出了这么多的理论评价，那他怎样看待自己的词作呢？他在《昨非集自序》中说：“词要有家数，尤要得未经人道语。前人论词往往不出此意。然语之曾经人道与否，岂己之所能尽知？亦各道己语可也。余词不工，却间有自道语。至家数，自不患无之。何也？工是家数，不工亦是家数也。然而余当以不工者自为家数，又安能沾沾求工至转失自道语哉？”
刘熙载在这里谦虚了几句，他说自己的词作得并不好，但即便如此，这也是自己的本来面目，所以他觉得能够说出自己的话最重要，至于写得漂亮不漂亮反而是其次。他的这段话也正印证了他所作《艺概·词曲概》的整体观念。
故居大门
刘熙载故居位于江苏省泰州兴化市博物馆旁边。本程来到兴化市，我首先去寻找了郑板桥的故居，而后去找任大椿故居，第三个寻访点就是刘熙载故居。
他的故居很好找，因为已经建成了一个独立的院落，而寻找的标志点则是兴化市博物馆，因为此故居就位于博物馆后方不足百米处。
紧凑的小院
刘熙载故居从外观看，倒是原汁原味的旧物，这里免费参观。走进院内，我先向工作人员询问此故居的地址如何描述，因为在入院前，我先围着院子转了一圈，但未找到门牌号，我本以为是这里的门牌号脱落了，但这位工作人员却告诉我：此地无门牌号。
侧墙上的壁画
这种回答太过意外，如此完整的独门独院竟然没有门牌，既然是里面的工作人员所说，那一定也是实情，看来这也是本地的特色之一。尽管没有门牌号，但这并不妨碍我来这里参观。
插屏上的刘熙载像
整个故居不大，却紧凑地建为两进院落，正堂木匾上写着“性静情逸”，落款是咸丰御笔，以此显现出刘熙载曾在皇帝身边工作的荣耀，但这也正是让我奇怪之处：他如此显赫的身份，为什么不愿意发展仕途，而坚决要在教育事业上做贡献？以他那亮丽的履历，为什么在这里仅住这么一个小院落？以我的猜测，眼前的所见不太可能是刘熙载故居的全貌，也许随着历史的变迁，仅余下了这样一个小角落。
古桐书屋
故居内的陈设颇为简单，吸引我目光的，乃是八仙桌上摆着的插屏，插屏的石板上刻着刘熙载像，如此制作画像的方式倒是很独特。参观完正堂，接着向后走，第二进院落牌匾上写着“古桐书屋”，这正是刘熙载的工作、写作之处，可惜他从上海龙门书院辞职回家后，当年就病逝于此了，也不知他是否使用过这个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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