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紅花也要綠葉扶”，一個名角兒，必須要有一套好的“班底”。這就不僅要看班底人員的技巧上不上品，還要看他的演技和主角配合得默契與否。餘叔巖雖然與幾個弟子沒能相處好，可是他的“班底”可是好極了。
他的胡琴師先後有三個，即李佩卿、朱家奎和王瑞芝。最令他滿意的是李佩卿，他曾非常感慨地說：“這大概是老天爺賜給我的胡琴吧！”聽李佩卿拉琴，手音圓潤極了，而且那琴聲似與餘的嗓音特別相配，好像是天生的一對。他在為餘配戲時，有時甚至覺得沒有胡琴聲了，好像全是餘叔巖在唱，其實是那琴聲已“融”人了餘的唱腔，成為一體，因此有相得益彰之效。這樣的胡琴手，能把主角的“工尺”全“吃”進去，實在是難能可貴。可惜李佩卿死的早，餘叔巖又請了朱家奎。之所以用朱家奎，聽餘說是朱拉琴老實，路子正，不會胡拉“點子”亂來。最後一個琴師是王瑞芝。
餘叔巖吊嗓照（操琴者為朱家夔）
王瑞芝為餘拉琴只有一年多，但人極聰明，能掌握餘的“唱腔”。“唱腔”中有死的東西，也有活的成分，這活的成分就得憑悟性和本事才能掌握。餘叔巖對王的評價是：“手音不錯，只是太響了。”此話很有道理，因餘本身嗓子很響，琴聲如果也很響，就是喧賓奪主之虞了。琴響本身是好的，但要與主角的特點相配。藝術難就難在這些地方，凡事都貴在適度。琴聲不響當然不好，但太響了就蓋過了主角的嗓音，主角唱腔的特色就不易顯露出來。所以餘叔巖說他說的也很藝術：“響是好的，只可惜跟我的嗓子不太配。”可見拉琴伺候主角亦非易事。但王瑞芝也有他的長處，所謂“手底下快”，無論多麼複雜的音節他都能對付，有的琴手功夫不夠，就手底下“拌蒜”（磕磕絆絆地不流利），所以餘叔巖用他。
餘的“班底”還包括打鼓手杭子和、大花臉錢寶森（錢金福的兒子）、小花臉王福山（王長林的兒子），等等。餘叔巖去世之後，張伯駒好心出面維持著這個班子。他們有班可搭時就跟人家搭班演戲，無班可搭時就教人唱戲或是給人拉琴吊嗓子為生。生活發生困難時，都由張伯駒“兜”著。張伯駒不忍心看這個“班底”散掉，用心維持了好幾年，直到抗戰爆發。
孟小冬於張大千家中聚會演唱之照片，操琴者為名琴師王瑞芝
抗戰爆發後，張伯駒到上海主持南遷的鹽業銀行，不幸卻遭了偽“76號”吳四寶的綁票。我與張是把兄弟，自然要奮力營救，費時一個多月，張伯駒總算出來了，但受驚不小，準備離開上海這個是非之地，到西安找他在西北軍的哥兒們去。臨走的時候，他仍放心不下餘叔巖留下的那個“班底”，對我說：“老弟，我要走了，你看這個‘班底’怎麼辦？你接過去吧，你要是不接可就要散掉了。”
我無論從哪個方面講都不能不接，且不要說餘叔巖叫我“九弟”，還曾為我的側室吳嫣“改”過戲。我們家歷來就是票友世家，而且張伯駒在此驚魂未定，剛出虎口之際，還不忘將此事作為一件重任交付與我，我怎麼能不接呢。於是我當即“OK”，將他們一班人安排在我華山路700號寓所的三樓，平時吳嫣正好向他們學戲，吊嗓子，也可教前來問學的人，一住又是好幾年。王瑞芝後來為孟小冬吊嗓子，新中國成立前夕隨孟小冬去了香港。那時全國的有錢人差不多都逃到了香港，閒著沒事時，除了打麻將就是玩票唱戲，所以王瑞芝的收入聽說還不錯。錢寶森後來一直在上海教孫養農唱戲。他有個怪脾氣，別人來向他學戲他不願教人家，給多少錢也不教，只教孫養農，所以在我們家留下了不少他與孫養農合拍的戲裝照。杭子和後來回到了北京，因楊寶森等老生角兒，非要他去打鼓不行，就回去了，有時陪楊來上海演出，一唱一個月，時來我家聊天。新中國成立後，大家各奔前程，從前那種以個人的力量“捧角”的事，似乎越來越遙遠了。
（《浮世萬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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