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和研究中國文化的重點難點在區分道文、體用，弄懂道文、體用關係。當前國人對中國文化的學習和認知，最大問題就是混淆“體用”、“道文”，錯誤地把臨時性、具體的、多變的“用”、“文”的東西，當成了中國文化本身，甚至當成了中國文化之核心。
中國文化的總體模式，或基本特徵，可以用“文以載道”來概括。這裡的“文”，並非僅僅指文章，而是指代人的一切外在行為、外在表現。“道”則是指人的內在原則、理念，用來指導外在的行為。
可以把文、道問題，概括為“道文之辯”。就實質內涵而言，“道文之辯”，與“心物之辯”、“義利之辯”、“體用之辯”、“知行之辯”、“意象之辯”等同，談論是同一個問題，只是側重不同、視角不同。“道”就是“心”、“義”、“體”、“意”、“知”，“文”就是“物”、“利”、“用”、“象”、“行”。
“道文之辯”有點類似於現代漢語中所說的現象與本質，透過現象看本質，“文”對應於現象，“道”對應於本質。只是，在實質內涵上，“道”與“本質”之間存在質的不同。“道”有雙重含義，既有真理含義，又有心性含義，但是，本質則僅有真理含義，而無心性含義。
“心物之辯”的經典表述是“心物合一”、“心物不二”，這是王陽明的著名觀點。“心”是思考主體，“道”是心的思考結果。“物”是做事、事件，人做事是在心的指導下進行的，具體說來就是由通過思考所發出的“意”所指導。或者說，“意”就是心對人所發出的做事指令。
因此，“心物之辯”實際上是把“道文之辯”具體化了。道是由心所發出，做事則形成了文。
這樣以來，“道”，就是“心”，就是“意”。“心”是人思考認知主體，其存在是邏輯上的、功能上的、軟件上，也是虛擬的，與生理上的心臟、大腦無關。心臟和大腦都是硬件，心則是軟件。
作為“道”的意，並非指個人的一般意念、意志，而是自然、本然的“誠意”，也是作為普遍共識的“公意”。同時，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個人的“誠意”，與社會的“公意”是等價的。這意味著要或者社會之“公意”，並不需要全體人員去投票，這是向外索求。而只需要向內索求，即通過學習認知自己的本然心性，去“誠意”。
《大學》的“八條目”的學習方法就是基於這已基本原理。《大學》八條目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王陽明說：《大學》之要，“誠意”而已。
“誠意”就是恢復自己的本然心性，然後通過這個本然心性去思考和判斷。或者說，“誠意”就是由本然心性所發出的意。何為本然心性，就是排除任何外界干擾的本性，主要是排除當時的不良的社會風俗、風尚的影響。
“意象之辯”的意，就是“誠意”的意，與“道”、“理”、“義”等同。“意象之辯”的直接提出是在易學中，即在對《周易》的研究中。這裡的“象”就是卦象，“意”就是“道”。“意象之辯”的核心觀點是“立象以盡意”、“得意忘象”。
從狹義的符號學角度，“立象以盡意”與“文以載道”等同，象是文，意是道。“得意忘象”是在強調在意象關係中，意是本體、本質。
但是，“立象以盡意”和“文以載道”，都具有更廣泛、更久遠的內涵，象可以指代一切的人的外在行為，一切的社會現象，意則是這些行為和現象背後的心性動力。
王陽明之所以把“誠意”看成是《大學》的核心，進一步是整個中國文化的核心，就在於這個“誠意”就是道，從而，學習、求道，實際就是一個“誠意”過程，即通過學習來擺脫世俗的影響，來認知、感悟自己的超越時代影響的本然心性。
我本人，也認為中國文化的最核心、最微妙、最難懂的地方就是“意”，因為我將自己的學問概括為“蔡氏意學”。
“格物”就是具體的學習過程，“致知”就是獲取知識，獲取道。這個“知”就是本然心性，就是“良知”，因此“致知”就是“致良知”。這裡的“良”，主要並非善良、好的意思，而是自然、本然的意思，即孟子說的“不學而知，不學而能”。“不學”即不受外界的影響。
在這個基礎上，王陽明進一步提出了“知行合一”。“知”就是“道”、“意”、“心”、“體”、“義”，“行”就是“文”、“象”、“物”、“用”、“利”。
“義利之辯”是在強調做事中的判斷、選擇，是實踐性的，是行道。“義”就是在做事中進行判斷和選擇的標準，利則是有利的具體行為、具體落實。因此說，“義者，宜也”，合宜與否義，是一個判斷過程。義是基本原則，利則是考慮就到具體的環境，就是以基本原則為前提，對具體環境最有利的選擇。
“義”就是“道”、“心”、“意”、“體”、“知”，“利”就是“文”、“物”、“象”、“用”、“行”。
“體用之辯”，是在強調本體和本體的作用、效用之區別，讓大家去識大體。“體”就是“道”、“意”、“義”、“心”、“知”，“用”就是“文”、“象”、“利”、“物”、“行”。
總結一下，“義利”、“道文”、“心物”、“意象”、“知行”、“體用”這些不同的成對的說法，在本質上是相通的，都是在討論一個問題。說“義利”，一定包含著“道文”、“心物”、“意象”、“知行”、“體用”，對其他任何一項也是如此。這些問題共同中國文化之內核和軸心，要搞懂中國文化，就必須把這些問題徹底搞懂。
進一步，也可以把這些問題概括為“陰陽”問題。“陽”就是“義”、“道”、“心”、“意”、“體”、“知”，“陰”就是“利”、“文”、“物”、“象”、“用”、“行”。
狹義地看，“陰陽”象“意象”一樣，也是易學問題，因為研究易經而提出，但是具備更一般的意義。在“陰陽”中，是陰陽合一、陰陽不二的，同時，也是陽體陰用的，陽是根本。
因此，要把握中國文化，關鍵區分體用，抽象的、超越的、永恆的“道”、“意”、“義”、“心”才是體，才是中國文化的真正內核，而“文”、“象”、“利”、“物”則是用，是具體的、臨時的、多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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