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7 《汪曾祺全集》為什麼編了八年？

《汪曾祺全集》編了八年，期間，讀者催問進度幾乎是我們微信微博永恆的“梗”。只要發與汪老有關的內容，總有人問:是不是《全集》有消息了？其中一位讀者留言令我們難忘:

“人文社要出版這樣一位作家的作品，目的是旨（在）給讀者一份禮物，給後世讀者留下善本，對於這樣一件要流芳千古但是無人問津的事情，我謹給人文社一句話：不要理我們，你們慢慢開花，我們等。”

在紀念汪曾祺先生誕辰100週年之際，《全集》項目主持人郭娟女士分享了《全集》編輯過程的細節，今天分享一下——

我們怎麼編《汪曾祺全集》

文 | 郭娟（《汪曾祺全集》項目主持人、人民文學出版社編審）

*據作者直播分享文字稿整理

一、原以為很簡單

《汪曾祺全集》（以下簡稱《全集》），大家挺喜歡的，讀者們很想了解編輯這個《全集》幕後的一些事情，大家就想知道，八年的時間你們都幹什麼了？所以今天也是來彙報一下工作。

原以為編輯《汪曾祺全集》很簡單。此前北師大版《汪曾祺全集》，主編鄧九平，也是很有名的編輯家，編了很多好書。汪先生1997年去世，他1998年把這個《全集》推出來了，速度相當快，大家也都紛紛購買。過了十多年，陸續發現一些新的佚文佚信，發現一些錯漏，那我們在這個《全集》基礎上，增補佚文、修改錯誤，就是一個補充的工作，所以覺得應該很簡單。

當時跟我提編《汪曾祺全集》這個事的是季紅真老師。季紅真1980年代在文壇是非常有名的學者，搞文化批評，她是較早關注汪曾祺文學創作、寫評論的學者，據汪先生家人說，汪先生當時也很看重她，覺得她的評論比較到位、比較理解他的作品。我很信任她對汪曾祺先生的創作的判斷。

季紅真主編在《汪曾祺全集》發佈會上

能給一個作家出《全集》，他肯定是各方面成就非常不錯的。不是所有作家都值得為他出全集，汪曾祺先生是應該為他出全集的，《全集》體現一個作家創作的全貌，也能體現創作過程。汪先生從1940年代開始創作就很成熟，我們後來看他四十年代寫的小說、散文真的是很驚豔，一出現就非常成熟，不像有些作家開始寫的作品後來不便拿出來示人，汪曾祺出手不凡。同時，他是一個各種文體——小說、散文、戲劇，包括藝術評論、談藝，詩——都有成就，都有代表作的作家。第三，他的每一篇都不錯，沒有特別水的作品。所以為這樣一位作家出全集是我們人民文學出版社應該做的事。汪曾祺先生的家屬也很高興，很快達成了合作意向，隨後我們拿北師大版的《全集》做底本進行編輯工作。汪曾祺的子女推舉汪朝老師跟我們對接，他們家有些什麼新的發現，發現一些手稿、新的作品或者書信會交給我們，發現北師大版的錯漏也都會寫在版本上面，也跟我們交流，所以我們這個工作進行得很快。

我們這個編輯團隊，我是負責小說卷的，我對小說《羊舍一夕》《王全》有些字有點生疑，就按照文章後面落款的版本提示，去查1960年代《人民文學》，找這個版本對照，真是大吃一驚：不單是我懷疑的那些字有問題，整個大段、幾句幾句都不一樣的，我當時很蒙。這是怎麼回事？這個版本標註用《人民文學》的底本，但是我們看了一下不是這個底本，我們又把《汪曾祺短篇小說選》找出來對比，跟那個有點像。

《汪曾祺小說全編》（即《汪曾祺全集》小說卷）

什麼叫版本？其實這是整理古籍時常識性的概念，比如這個版本作家原發在《人民文學》，後來收到集子裡，比如收到《汪曾祺短篇小說選》時，他覺得哪些地方還可以改動、增刪，還會有變動；後來其他出版社出他的東西，在出版的過程中排校也會產生一些新的異文，所以造成同篇小說版本不同。

發現這個問題之後覺得這個事挺大的，因為編《全集》既是一個出版的活動，也體現了很高的學術性。如果學者做研究，他用的文本，版本不科學，不清楚，雖不能說你這個研究是有問題的，但起碼是有瑕疵的。

漸漸地我們也瞭解到，學界對師大版的《全集》有一些微詞，就是版本混亂，標的是這個，但是用的底本卻是另一種。這使得我們之前的工作如沙上建塔。我向出版社領導做了彙報。我們出版社對品質、對《全集》怎麼出，有自己的一定之規，有傳承，本著對汪曾祺先生的作品負責，也是對讀者負責，我們得重新來做。之前做的工作算是先摸底，之後開始重做。

重做的話我們出版社肯定會有一些損失，之前工作白做不說，原來以為只是小修小補，現在變成重新編一套《汪曾祺全集》，工作量一下擴大好多倍，任務變得非常重。

師大版《全集》之所以呈現這種情況，也是跟當代文學的學術研究相關聯。比較《魯迅全集》，《魯迅全集》是經過幾代魯研界的專家學者研究，不僅是做理論批評，還做版本、做佚文，可以說研究得透透的。但是相比而言，當代文學的這種批評往往是即時批評，學者研究意義、內容、形式，很少從版本輯佚角度研究，所以體現在全集的編撰上還不是很成熟。編全集最好是在學界研究已經很成熟的情況下編。

另一方面，出版社牽頭搞這個事，組織專家學者從一點點做起，做基礎工作，對研究也是一種很大的促進。當時我們覺得汪曾祺先生作為非常有成就而且讀者很多的一位老作家，我們值得為他重新好好出一版《全集》。

二、四處找人，確定大的原則

接下來的工作，一方面是摸清他整個創作的情況，另一方面在藉助社會學者的力量，我們當時四處找人，找一些專家學者、汪迷，開了一次《汪曾祺全集》編輯工作會議。

這次會議挺重要，一共開了兩天，請的人都跟汪曾祺先生有關，比如像孫鬱、季紅真、王幹，他們都是汪曾祺先生的研究專家；解志熙、李光榮、楊新宇、裴春芳這些學者這些年陸續發現汪曾祺先生的一些佚文佚信；像蘇北、李建新，他們是資深汪迷，蘇北跟汪曾祺先生關係也非常好，是鐵桿粉絲；汪先生三位子女都來了，師大版主編鄧九平也請來了。社領導也很重視，到會上感謝專家學者蒞臨對我們的幫助。

這個會一共開了兩天，我主持的，會上每個專家學者幾乎都發言了，大家圍繞著怎麼把《汪曾祺全集》編好討論得很熱烈。通過這些討論也使我們編輯團隊瞭解到更多情況。比如同名小說，他四十年代寫一次，八十年代寫一次，這種情況有一些，我們怎麼收？有的小說，比如《最響的炮仗》，這個小說發了兩次，我們怎麼收？是重複收還是比對差異度收哪個？還有，汪先生曾經改編了一些民間文學，這些東西要不要收？不是他原創，而是改編的要不要收？集體創作的一些劇本怎麼收？有好多本子，包括當時油印本。

這些東西都需要捋清怎麼個收法。

還有，師大版是單篇、按時間順序排的，在會上也有人提出要不要按照他的作品集來編。像《魯迅全集》是按照作品集來編的，因為在魯迅先生去世之前，他的作品集他自己就一本一本編好了，他去世之後零散的那些，發現之後編成集外集、拾遺、補編，這樣有一以貫之的原則。但是汪先生作品，開始有幾本是他編定的，但是後來隨著讀者對他作品越來越喜歡，出版的書多了，好多混在一起的，一篇文章這個集子裡有，那個集子裡也有，我們怎麼以作品集來編？把其中重複的刪了、僅存一個目錄？那樣編也很亂。後來大家討論還是傾向於單編收入。單編收入，用哪一個底本最好？原載版能體現作家創作的原生態、創作的衝動，但是修改本是作者完善作品，各有各的好處。我們後來研討，包括會上聽大家的意見，最後覺得還是用原載版做底本，一篇文章首先發在哪兒，以這個作為底本來編《全集》，最好。因為符合汪曾祺作品整體情況，能一以貫之。

會上有談及的還有，

在會上我主要抓幾點，一個是底本定了，再一個是用什麼來校勘。底本有問題的地方我們怎麼改動、根據什麼改動，不能覺得它錯了你自己隨便改。只能是找一些汪先生生前編訂的，或者這些年來學界比較認可的，編的比較優良的的版本作為校勘本，也參考手稿。還有一個是題注，能不能做到每篇有題注。題注要指出本篇原載哪個雜誌？後來又收到哪部作品集裡？原發的時候是不是用筆名發的？之後收到作品集裡是不是有改動？這個也是相當不容易的，這些東西需要一篇一篇地去查、比照，才能最終匯成大家現在看到的短短的一行、兩行字。

會上大家發言，互相闡釋，互相駁詰中，使我對怎麼編全集是最好的有了思路。

三、改動一定要有依據

在會上我們還邀請了北大的王風教授，他當時剛剛編了《廢名集》，校勘各方面版本做得比較好，報紙上有報道。請他過來講一講，實際上是想使在座的，包括汪先生的家人，我們編輯，包括即將幫我們編輯《全集》的各卷主編，有一個共同的認識：如何編輯，如何重視版本、重視校勘，增強版本意識和編輯規範。無論是編輯，還是汪先生家人，不能擅改，

當時在會上也少不了討論師大版的《全集》，自然也會有一些批評，鄧九平先生也很坦然，介紹了出版過程。的確，短短一年多的時間推出這麼一個《全集》，可以說速度相當快，粗糙的地方也是在所難免的，他表示特別樂見我們出版社編一套好的版本的《全集》，非常誠摯，也很讓我們感動。

在開會的過程中還有一些資深的汪迷自己跑來，也有一些記者，大家都挺興奮的。在座的這些人裡，好多都與汪先生很熟，在他家吃過飯。老頭兒會做飯，他們都吃過，還送畫。大家都挺感念汪先生，“人間送小溫”，非常可愛的老頭，大家紛紛表示一定要編好他的全集。

這個會開得很熱烈，上海學者楊新宇總是微笑著，不多言語，他後來給我們提供好多佚文，我們很感動。因為好多學者發現一篇佚文是很辛苦的，發現了佚文一般都是要寫成文章再拿出來，因為佚文佚信出來以後就是見光死，自己的學術成果有可能就沒了。他沒有這種顧慮，發現了就給我們，所以我們很感動。我所在的編輯部不僅要編書，我們主要是編《新文學史料》雜誌，我們當時說像楊新宇這樣的學者，這麼高風亮節，學問也很好，給我們《新文學史料》投稿我們肯定優先用。

四、確定各卷主編人選

會上我也在物色各卷主編的人選。因為編《全集》是學術性很強又非常瑣碎的工作，要有學術水平，又要不厭其煩，能夠耐得住煩，找到能夠勝任又願意承擔的人也不是很容易。當時我們邀請來參會的學者當中，李光榮老師曾經在我們《新文學史料》投稿，他發現了汪曾祺先生的第一篇小說《釣》（1940年寫的），他又是研究西南聯大的專家，所以請他來編汪先生1940年代作品是非常合適的人選，事實證明他也做得挺好。

我今天還帶來當時發稿的底稿，這裡有我發稿時候畫的，也有李光榮先生畫的。給大家展示一下，這就是我們發稿時候的底本。1940年代的作品，從舊報刊上覆印下來，字很小，有的地方有脫落、模糊，所以這個工作有時一天只能看一篇稿子，看完抬頭，感覺滿篇的字都糊到臉上。我們編輯很理解李光榮老師付出的辛苦，而且這些稿子有些不清楚，比如我們給他的版本不清楚，或者之前有的版本不清楚，他要去各個圖書館找原始的版本，有的圖書館還不讓拍照，他就手抄

李建新是一個雜誌的編輯，他特別喜歡汪曾祺先生的作品，是一個粉絲，據說他對汪曾祺先生的作品很熟，對文字摳的非常細，他也非常樂意參加編輯《全集》的工作，所以我們最早定下來二位李老師負責編輯小說。李建新後來還擔任了書信卷的編輯。

《汪曾祺書信全編》（即《汪曾祺全集》書信卷）

散文卷、詩歌卷、雜著卷的主編

《汪曾祺散文全編》（即《汪曾祺全集》散文卷、談藝卷）

戲劇卷由汪先生的小女兒汪朝做主編，因為戲劇有些是他在京劇院的時候集體創作、多人創作，這種情況也蠻複雜的，她比較瞭解情況，所以就請她來做這部分。

五、確定工作條例：向《魯迅全集》看齊

人選定了以後，下面就是一些工作條例儘快確定。確定工作條例的時候，當時我跟主編季紅真老師在校勘是否出校記這一點有不同的意見。其實我們目的都一樣，就是為讀者編訂一個善本，用汪曾祺先生生前編訂的各個版本來校勘原載版本，改正錯誤，補缺補漏。季紅真老師的意見是不改錯，在錯的地方加註釋，把正確的、其他版本里面東西，以註釋的方式注出來。我的意見是這個工作在後臺做，不要體現在書面上，因為校勘的校記會非常多，尤其1940年代作品，那滿篇的校注會非常影響讀者的閱讀感受，而且在我看來，《全集》是為廣大讀者提供閱讀欣賞的文本，不是為少數學者提供的研究資料。當然季老師的想法是從學術客觀完美的角度，但是我們覺得還是為大多數讀者考慮，好像王風主編的《廢名集》就是出校記注，但是情況不是很一樣。所以我們沒出校記，後臺的工作留在後臺，不以註釋的形式影響閱讀。社裡也聽了我的這個意見，也同意我的這個想法。後來我跟季紅真主編交流、溝通，得到她勉強的理解和同意，她也是讓步了，覺得我們這個還是可以的。

我擬了工作條例分發給各卷主編，明確了輯佚、底本、校勘、註釋的原則，都寫清楚了。如題注的內容和書寫的範式，包括原載，哪年的報紙原載，這些都要有統一的規範，要把這個活做細做規矩。還有文體的區分、文章的排列順序等等，凡是能想到可以規範的，我們都給它先擬定。好多也是比照《魯迅全集》的做法定的，我參加了2005年《魯迅全集》修訂版工作，在編輯工作會上我當時也表示編輯《汪曾祺全集》向《魯迅全集》看齊，儘量做到那樣一個高度。

六、編得豐富，全面展示汪曾祺

後來小型的編輯工作會議開過兩次，參加者有主編季紅真，還有各分卷的主編，還有汪朝老師。其中討論過談藝卷、戲劇卷，涉及好多具體問題，以及《全集》的一般性問題。當時季紅真主編還提出把汪先生談藝的文章，他的藝術論，從散文中撿出來單獨編為談藝卷，現在《全集》中的談藝卷也是一個特色，凸顯了汪曾祺先生的藝術論。因為汪曾祺先生談藝的東西不像現在高校論文形式的，他的藝術論都是寫得很美的散文，非常有真知灼見，不光是文學論，包括像一個酒瓶的設計，這種他都能寫出藝術的觀感，我們覺得這個也是挺有特色的。

在季紅真主編的堅持下，把書畫題跋、日常文書等都收到《全集》裡，這樣把《全集》編得很豐富，有些題跋、寫幾句話也挺有意思，這些東西我們也都摘出來編進去，這個工作也是很龐雜的，但能全面展示汪曾祺先生這個人。

像戲劇卷，原來以為很簡單，因為它不像小說卷要區分散文、小說，或者從大散文概念裡把談藝卷分出來。戲劇卷自成一體，不牽扯其他卷，又是最熟悉父親創作的汪朝去編。但是沒有想到戲劇卷，因為不斷髮現新的劇本，從一卷最後擴展成兩卷。而且到2018年的時候，失蹤已久的1962年油印版的《小翠》劇本竟出現了！於是一番排校、編輯，把當年要出版的計劃又推遲了。

開完第一次編輯工作會議之後，我們就向社會發布消息，徵集佚文佚信，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我們陸續受到好多人珍藏他的信。汪曾祺先生當時看牙，他的牙從年輕時候看到老年，他在北京看牙的時候認識的牙醫王歡提供好多封信，書信量一下多出很多。編全集，主要是“全”。我們後來統計了一下，跟師大版的《全集》相比，我們新收的佚文數量增加很多，小說增加了28篇，其中25篇創作於民國時期

這些新增的內容，一部分是汪曾祺先生的子女找到的，他們也是很注意收集父親這些散佚的文章，有線索就去查找。也有在家裡翻家底找到一些就馬上給我們。還有一些是學者在報刊上、雜誌上陸續發現的。還有編輯發稿過程中有一些線索又去追蹤查到的一些。幾個渠道彙集了相當可觀的內容，豐富了汪先生文稿的數量，拓展了人們對汪曾祺先生文學成就的認識，增進對汪先生本人的瞭解。

後來交稿比較早的是李光榮先生主編小說卷的民國部分，他的工作做得很細緻，也是嚴格遵照我們制訂的凡例，編排發稿底本、擬定題注，這部分工作底本校勘，因為都是1940年代民國報刊複印下來的底本，好多是豎排繁體，識別非常困難，很辛苦，做得很不容易。

小說卷後半部分，李建新那部分的稿子，底本倒是清晰，但是也有一些問題需要規範的，也有錯。李建新工作慎之又慎，不厭其煩，心甘情願做很多超出凡例之外的工作，比如他要改一個東西，他在旁邊像校記似的寫一個括號改一下，實際上有些東西是沒有必要的，但是他不怕費事，至少給責編提供校勘的依據。我給大家展示一下他的工作，經常是滿紙紅，我發稿的時候都給劃掉了，留下我們需要的部分。比如小說《侯銀匠》裡頭有一句說到“老大愛吃硬飯，老二愛吃軟飯，公公婆婆愛吃燜飯”。我們編輯看著也是覺得不對，但是歷來圖書市場上賣的那些汪曾祺先生的小說選，這篇文章都是這樣寫的。後來找到這篇小說的手稿，李建新用放大鏡看（我們在編輯過程中有時候也會用放大鏡看），發現手稿寫的是“爛面”，繁體字的“爛”，被錯認成了“燜”！這就通了。這種一字之易，頗費精力，這種事很多，真是舉不勝舉。分卷主編要跑不同的圖書館，有時候這個報紙看不清就得上另一個圖書館找清晰的版本，互相參照，才能確定那句是怎麼回事，空的那一句話是什麼才能給補上。

這個工作非常繁瑣，也費時費力，讀者們也著急為什麼《全集》編這麼長時間，其實時間都用在這些工作上了。

七、《全集》的三個亮點

我們《全集》三大亮點，一是有題注，二是收文最多，三是校勘比較精良，講究底本。

題注的確是《全集》的三大亮點之一，也可以說是汪曾祺作品出版史上的第一次。書市中的汪曾祺先生各種作品集很多，但是能做到每篇有題注的，僅有我們《全集》，這也體現《全集》的學術性。通過這個題注，因為要交代原載什麼報刊、收入什麼作品集、文本有沒有什麼改動，都有提示，是略有改動還是有較大改動，這種信息都體現在題注裡，還有筆名也體現在裡面，所以為學者研究汪曾祺打下一個非常好的基礎。

像書信的題注，還要介紹收信人的一些簡單的情況，便於瞭解汪曾祺寫信的這個人跟他是什麼關係。詩卷題注，要有一些詩的背景的簡略介紹。這些費時費工，需要各分卷主編來把握。

分卷主編陸續交稿，責任編輯開始案頭編輯工作。責任編輯做的這個工作，實際上是對分卷主編工作的一種檢查和規範，也是對《全集》文稿的進一步完善。在通讀稿件中，編輯要檢查底本，比如這個底本是不是原載本。編排的順序，我們都是按時間編排的，有的時候分卷主編老師也有排錯的，都給它捋順了。還有規範或重寫題注。還有增補缺漏，發現一些新的佚文佚信。在編輯過程中我們根據線索，

像書信卷題注，注收信人也不容易。有的收信人特別有名，像沈從文，都知道怎麼注。但有些人不太好查找。有的好查找，比如百度或者百科全書查到了，介紹很多。我們編輯就要給它規範。我們的原則是貼著這封信來注，要有助於讀者對這封信的閱讀，因為我們這個註釋不是百科全書，我們也不是辭海辭典需要提供收信人完整情況，我們只是從汪曾祺和他的關係，為什麼給他寫這個信的角度來做。所以書信卷的題注，責編和我做了一些工作。

詩歌卷也有這個問題，有一些詩是題畫詩，沒有題目，分卷主編徐強擬了好多題目，他有古典文學修養，都擬得不錯。我在複審的時候，也給它規範，我記得一首是題贈張抗抗畫牡丹，他擬的題目不太確定是汪先生在張抗抗畫的牡丹圖裡題的詩，還是他贈張抗抗畫、又在畫上題的詩？所以要重擬題目，把意思確切地表現出來。

像戲劇卷也是，因為涉及的人多，好多是京劇院集體創作，有時候是根據他人劇本改編的，題注就要把他整個的創作淵源捋清楚，這個劇本是哪幾個人寫的，這些東西都得捋順了。汪朝老師對這些事瞭解得比較清楚，她在這方面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但要把這個題注寫成一個規範的模式，我複審時對戲劇卷每個劇的題注都做了規範。

八、《全集》的出版流程

責任編輯在接到分卷主編的稿子之後，這些活又幹了一遍，這些也是出版社編輯必須要做的，檢查和審查。

我作為《全集》工作的主持人，是小說卷的責編，還有四位同事，分作其他幾卷責編，我要全部複審一遍。複審既要檢查責編的工作，還要從全局統一的角度協調各卷。分卷的主編，責編，他只是看他這部分東西，汪曾祺先生出去開會，賓館服務員叫陳月亮還是陳靚月，他在一篇文章寫的“陳月亮”，另一封信裡寫的是“陳靚月”，我在複審的時候突然看到了，趕快讓散文責編查到底是陳月亮還是陳靚月，這個單方面看不影響文章閱讀，但是整個來看你得統一。像這樣的一些瑣事，都是瑣事，也沒有多大學問，但是這些東西必須得規範。

所以，我們打造一部《汪曾祺全集》要經過各卷主編和編輯兩道工序，我們出版社注重圖書質量，三審三校，責編髮稿之後的排校、設計、美編、出版印製、質檢，各個工序都盡職盡責。

1940年代那部分底稿實在難辨認，有的是豎排，有的是橫排，的確很費勁，排校過程中也會產生新的錯誤，我們當時排校也是決定多加校次，保證質量，儘量降低錯誤。像美編設計，美編室的主任劉靜，也是出了好幾個方案，我也去徵詢分卷主編，還有汪先生家人，大家都看看怎麼樣。美編設計，誰都能提意見，因為都有喜歡的或者不喜歡的，所以封面設計也是幾易其稿。一開始還放汪先生的畫在書角上壓著，有說好的，有說不好的，還沒等說呢，有人傳出去說這就是人文社全集的封面，其實那時候還沒有定。總之我們出版社各個工序都是挺嚴格的，包括像印製，汪先生特別雅，他的書一定要印好，從紙張，包括裝訂，都得注意，還有贈送的帆布袋、外包裝的箱子做得挺好。

其他像授權問題，合著多位作者，我們編輯去找家屬，有的家屬年齡很大，有的還住養老院，也沒有手機，還有的涉及劇院，我們都必須得得到授權才能出版。找來找去也很耗時。所幸大家都很支持。

最後進入市場，發行部、宣傳策劃部也都很努力。包括今天讓我來做這一個小時直播。出版社大家努力，把這個書能編的較為滿意，投放市場以來專家學者和廣大汪迷、讀者們比較認可。

編輯出版《全集》是艱鉅而又瑣碎的編輯工作，同時也是艱深的學術工作，條件和能力所限，我們花這麼長時間傾力打造的《全集》也肯定有種種不足之處，敬請讀者批評指正。我欣慰的是，我們的錯是秩序中的錯，或者說有規矩的錯，起碼我們把作品的條理，這個大的框架搞成了，這一點我們還是比較欣慰的。

也非常感謝廣大讀者一直關注我們，經常問怎麼還沒出來，這既是壓力也是動力，讓我們不懈怠。

讀汪先生作品，感覺他是暖男，非常溫暖的一位作家，有才氣，懂得生活的藝術，雅俗共賞，跟底層人渾融在一起。有才華的人一般比較高冷，汪先生是非常暖的人，所以汪迷這麼多。在今天汪曾祺先生誕辰一百週年的日子，我們對這個《全集》所有的努力和努力不到之處，我們自己知道，天上的汪先生也知道。謝謝大家。

《汪曾祺全集》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9年1月出版

《汪曾祺全集》是汪曾祺一生所著所寫文字的總集，收入迄今為止發現的汪曾祺全部文學作品以及書信、題跋等日常文書，共分12卷：小說3卷，散文3卷，戲劇2卷，談藝2卷，詩歌及雜著1卷，書信1卷，並附年表，共計400多萬字。

編全集是一個大工程，《汪曾祺全集》也不例外。我們一起努力了八年，前期制定編輯原則、體例，確定《全集》怎麼編，同時物色、確定各卷主編人選；中期與主編、分卷主編協調工作、解決編校問題，並將汪家提供的和人文社徵集的文章、書信陸續寄給各分卷主編；後期督導進度，完成編輯工作。在此過程中，發動社會力量輯佚鉤沉，廣泛徵詢專家學者對於《全集》編輯工作的意見，結合人文社的出版經驗，最終打造出人民文學出版社版《汪曾祺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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