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教師節如期而至。
在一片火熱的祝福聲中，教師的收入待遇也是年復一年地引人關注。“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傅”，對廣大教師最基本的善待，就是保障他們的優厚待遇。但從新中國成立以來，教師的收入就遠未達到人們的理想水平，“餓不死，富不了”的狀態更是全中國大部分教師的真實寫照。
自新中國成立到二十一世紀，教師的收入也發生著天翻地覆的變化。
解放初期，百廢待興。教師行業的知識分子們經受了國民黨政府的腐敗沒落，急需得到妥善的規整。
彼時，針對經濟制度混亂和通貨膨脹，國家採取了發放實物（如糧食米麵）代替貨幣的辦法，來為教師支付薪酬。同時規定，以解放前三個月的平均月薪為標準，作為每個月的生活費。
比如，對於教授等高級知識分子，若解放前三個月的月薪為金圓券122元，相當於銀幣61圓，那麼照此發給工薪1220斤小米，摺合到今天，是人民幣1830元。
這個計劃在東北變成了工分制，按照綜合評定的工分作為發放標準。糧食、油、鹽三樣東西按實物的價值發放工薪券（約佔全部工資的70%），布和煤則折成現款。以瀋陽市立第十五中學教職員為例，教師們的“工分”在190分的水平上下浮動，總體來說尚能保障一定的生活水平。
而對當時遠居廣西邕寧第一中學的一名縣級教師來說，日子並不好過。沒有房子住，用水只能靠學校的工友每天挑來一擔。一個月的工資只有28元，伙食就佔去了一筆相當大的開支。
到了六七十年代，教師行業凜冬已至，遭遇了沉重的打擊。在知識分子飽受迫害、地位低下的大環境下，這個曾經“神聖”的職業被極盡貶損，低微到了塵埃，在社會上被稱之為“臭老九”。
談到收入，大家公認的是“教師普遍是窮的”。甚至比解放初期的薪資還不如，從精神到身體都墜入了低谷。
據一位被下放到四川鄉村的小學教師回憶，每月的工資只有18元。窮酸，且無力。學生多，老師少，一天下來，辛勞無法表達。
八十年代的教師行業，則迎來了些許回暖。1985年1月21日，國家將每年的9月10日定為教師節。老師們從“臭老九”重又變回春風化雨的播種者。
在那個時代，收入條件與上一個十年相比有所好轉。據相關人士口述，一位民辦中學的體育老師剛參加工作，領的是40多元錢的工資，市級重點中學的老師薪資為120元上下，算是中等檔次，跟其他行業比起來，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但是薪酬天花板也漸漸顯現，同時開始出現下海經商成功的案例。這為九十年代的下海熱潮埋下了伏筆。
雖然在1993年11月,國家實行教師薪資制度改革，對津貼部分按規定比例進行總額控制——但兩年之後，所有人被推上了經濟大潮的浪尖。老師們一面受到傳統教育觀念的影響，另一方面又面臨著下海紅利的種種誘惑。許多下海經商的人，在離開學校之後功成名就，收入遠遠高於老師。這也使得一些同輩更耐不住寂寞，紛紛辭職“下海”。
身處這樣的夾縫中，在90年代選擇當老師，仍舊需要一定的勇氣。
時過境遷，二十一世紀的教師們，身上的壓力只增無減。據中學教師薪酬待遇分析報告，全國中學教師的平均薪酬為4566元。各高校的情況也大抵如此，3000-5000元基本上是高校教師的收入中位數。
當然，這個數字放到一線或者放到三四線城市，自然是大不相同。專心科研和課題項目是大家爭相晉升提薪的必經之路，當然，還有許多老師選擇社會服務和承接外來項目等方式來提升收入水平。
鳳毛麟角的名師和行政級別較高的教學人員一年收入自然可至數十萬，而與此同時，一名三線城市的普通高校可能正聚集著一批“餓不死，富不了”的苦苦求索中的青年教師。
提高教師收入，是老百姓熱議已久的話題，同時也是教育部門乃至國家熱切關注的話題。
近十年來，教育部在政策上一直把“保障和提高教師待遇”的內容具體化和明確化，到了今年，更是“擲地有聲”地表態：“健全中小學教師工資長效聯動機制，優化經費投入結構，確保中小學教師平均工資收入水平不低於或高於當地公務員平均工資收入水平”。
國務院辦公廳也在不久前下發《關於進一步調整優化結構提高教育經費使用效益的意見》明確提出，力爭用三年時間解決義務教育階段教師工資待遇問題，凡未達到要求的地區要限期整改達標，財力較強的省份要加快進度。
但是，教育部發文安排2018年教師節慶祝活動時，曾提到“落實公辦中小學教師作為國家公職人員特殊的法律地位”，這也意味著體制外的教師或者民辦學校的教師得不到相應的保障。
每天早上5點半起床，從家裡出發騎5分鐘的電動車到學校，6點20分跟著校車準時從學校出發去附近的鎮區接送學生上學，遠的跑兩趟，近的跑三趟，總共花費1個半小時。而後便開展日常的教學活動，直至晚上7點，便結束一天的工作。如果安排值班看管學生晚自修，則需要留到晚上8點，這樣可額外領到24塊錢的晚自修補貼費用。
這便是李雯一天的工作流程。她在廣東準一線城市的某民辦小學擔任五年級的語文老師。包括吃的費用及跟校車所得的每個月600塊的補貼，李雯到手的工資約有5000元。這樣的工資水平，對其而言，只能算得上“可以接受”的程度，尚未達到滿意。
談起與公辦學校的差別，李雯直言，公辦小學教師的工資會稍微高一些，主要是福利好，例如逢年過節有慰問食品。“民辦什麼都沒有，僅有的是老師們在年末尾牙的時候一起吃飯，搞個抽獎活動”。
當然，讓李雯感到憋屈的還有感覺到老師的地位越來越低，“最深的感受就是老師變成了服務行業，尤其是民辦學校”。學校既害怕孩子的承受能力差而導致發生意外，也害怕家長會投訴，甚至把“返校率”納入了老師的績效考核中。所謂“嚴師出高徒”，若教育不到位，學生的成績無法達到學校指標，老師們也會面臨扣錢的處分。無形中，學校把老師推進了進退維谷的尷尬境地。
事實上，大部分的年輕教師都不會把老師當成終身職業。考公務員是大勢所趨，“只聽說老師考公務員，沒聽說過公務員去考老師的。”李雯學校裡的年輕老師們基本都去嘗試公務員考試，“其實學校的領導什麼都知道，但是年輕老師很難留得住的。”
入職不到2年的李雯也在備考，不過她考的是編制內的教師，“始終喜歡和小孩子打交道，他們總是能給你帶來不同的感動，看著他們的進步蠻有成就感的。”在現實與理想之間，李雯努力地嘗試取得二者平衡。
與在家門口工作的李雯相比，北漂的張玥就焦慮多了。
張玥碩士研究生畢業後考進了某211高校擔任體制外的輔導員。
簽約人事代理合同制的輔導員到手工資有6700元，比體制內的輔導員低三到四千元，並且無法享受學校裡的所有福利待遇，包括不能評職稱、不能提幹、不能申請學校單身宿舍及週轉房、不能按資歷分房、不能申請校內的在職博士項目…… 總之，體制外的輔導員參加不了學校的一切活動，唯一享受到的福利只有學校食堂裡的飯菜比外面便宜。
張玥是學校裡為數不多的體制外的輔導員，在同等的工作量下，享受著極為不平等的工資待遇。為應付繁重的工作，張玥在學校附近，北京的三環租了一個面積僅有5平米的“蝸居”，房租是每個月兩千多。扣除了生活費，張玥每個月能攢下來的生活費顯然不多。
當然，讓張玥最為絕望的是這份工作沒有盼頭。“這份工資就是死工資，也不會上漲”，固定的工資，沒有上升空間的工作，讓漂泊在外的張玥絲毫感受不到安全感，更是逐漸萌生了未來一年內離職的想法。
城外的人看著城裡的，城裡的人可能並非城外人所看到的這般好。在講臺前談笑風生的老師，背後可能正在為生計焦灼不安，畢竟，錢袋裡有幾文錢也只有自己知道。
（應受訪者要求，李雯、張玥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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