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無論南北，都有土匪。關於南方的土匪，前面已經介紹川、黔、滇、蘇、皖和湘西等地。這裡再列舉一些匪案，綜合地作一介紹，以表明匪患的普遍性。
嵊縣匪幫剜人心浙江省東面臨海，海盜猖獗。內陸部分，北面為杭（州）嘉（興）湖（州）平原，太湖強盜肆虐。其他地區多為丘陵地帶，山巒起伏，綿延南北，橫亙東西，成為土匪盤踞的巢穴和出沒的場所。浙江又與滬、蘇、皖、贛、閩諸省市交界，便於匪徒往來流竄。
由於土匪為禍，意在劫財掠物，因此，浙省匪患嚴重的地區主要在鄉鎮富庶而且人口密集的浙北、浙東、浙西。而浙南山區地瘠民貧、人煙稀少，即使是數十人的股匪也難以就食，因此匪患反相對地少些。像浙閩邊界的仙霞嶺，八百里山路崎嶇而又荒涼，除了逃竄時來此暫避，匪徒是不會到這裡來企求什麼的。
浙省土匪當以嵊縣匪幫最為猖獗，其惡名也因此昭著於附近省市。所謂嵊縣幫，是民初至20年代前期形成、以浙東四明山為中心、活動於嵊縣、諸暨、新昌、奉化、餘姚、上虞等縣的土匪，故又稱諸嵊匪幫。例如，1923年間僅在奉化縣的剡源一帶，就有3股匪徒。一股百餘人住稻蓬山，袁德性為首；一股40餘人住西晦溪，單孝治為首；一股六七十人住四明山中，王榮泉為首。
三股互通聲氣，在附近各鄉為禍，幾個月間就作案20多起，且傷斃多人。嵊縣匪幫主要作案方式是綁票勒贖，20年代時，其手段極為殘忍駭聞。據報道，曾有匪徒將歷久未贖的人票縛在柱子上，當著其他人票的面，用尖刀刺入其胸膛，剜出心髒。
嵊縣匪幫除在上述各縣為禍外，還逐步把活動範圍擴大到杭州附近的紹興、蕭山、富陽、臨安等縣，與這些縣本來就已不在少數的地產土匪勾結起來，製造匪禍。1923年6月在紹興被槍決的匪徒裘九斤，是嵊縣匪首錢學淵的黨羽，多次在紹興橫溪、下米等地綁架勒贖。
當時，為防止嵊縣土匪效尤孫美瑤劫車，浙省軍隊曾在杭雨鐵路兩惻進行過一次大規模的剿匪。許多匪首被迫逃往上海，後在上海華、洋各界警探搜捕之下，又有一些人落網。但更多漏網的匪首卻認識到，上海地方華洋混居、五方雜處，正是隱蔽藏身和綁架作案的好地方。
因此，從20年代中期開始，嵊縣匪幫活動範圍迅速擴大到浙北、蘇滬各地。1937年京杭國道綁票案和1946年發生在上海的棉紗大王榮德生綁票案，均為該匪幫所為。
從30年代開始，嵊匪成為禍害浙蘇滬各地城鄉最嚴重的大幫匪徒。他們集數十年綁票勒贖的經驗教訓，形成了一套嚴密的組織，每次作案都制訂巧妙而周全的計劃，各色人等分工合作，因此作案屢屢得手。
同時，該匪幫在其發源地四明山老巢附近仍有活動，以留退路。例如，新昌、嵊縣交界的沙篩坑附近有一著匪丁石泉，曾多次策劃、參與綁架人票，1932年下半年被新昌縣逮捕。根據他交代中提供的線索，官府曾追剿過一些匪徒，並擊斃匪首。除本省土匪外，外省土匪也時時竄來浙江作案。
1923年6月4日發生在長興縣的綁票案，就是來自安徽的土匪所為。這天下午6時左右，長興縣合溪鄉缸窯小學已經放學，但因夏天天色尚明亮，所以幾名家住附近的小學生還在校內做功課或玩耍。這時，從學校北面回龍山上下來四五個持槍匪徒。他們進入學校後，見到正在操場上的學生潘鳴盛，便一把抓住，挾著便走。
潘鳴盛大聲呼救。教室內幾個學生聞聲趕來，上前去拉，被匪徒拳打腳踢，跌倒在地。匪徒拉著潘鳴盛走出學校，經過一個姓朱的地主家門前，該戶女僕見狀，也驚叫起來，匪徒抬手一槍，將她打死。再往前，便是潘鳴盛自己的家，他於是狂呼：“阿爸、小伯，有強盜，快來救我！”
他的叔叔潘夢琴衝出大門，猛地撲向上匪，被匪徒用槍打死。這時，左鄰右舍十多名青壯年男人都趕了出來，匪徒見勢不妙，遂不顧一切，向眾人開槍，當場打死3人，傷2人，其中一人送醫院後亦不治而亡。匪徒乘亂仍挾持潘鳴盛逃去。
事後，警方偵探查悉，該股匪徒以張森林為首，巢穴在安徽寧國縣天目山中的千秋關。此次，土匪竄到浙江後，先在孝豐縣（今併入安吉縣）作案，遭到該地軍警打擊，遂北竄長興縣，分小股綁架肉票；作案後，已經由孝豐返回安徽老巢。
1927年8月間，北洋軍閥孫傳芳偷襲江蘇龍潭、鎮江一帶，被國民革命軍北伐軍打得一敗塗地。其潰兵無路可走，紛紛南逃，進入浙江長興、安吉等縣，與當地匪類勾結，嘯聚山林。這一帶地區本來就多匪，兵匪一旦會合，遂形成1927年下半年浙北極為嚴重的匪禍。
開始時，土匪僅據天目山中九龍寺為巢穴，分股向東、向北活動，安吉與長興、湖州交界地諸鄉鎮，如梅溪、林城、缸窯、和平、律溪、天平橋等數十處相繼蒙難。佔據黃圖村及缸窯一帶的土匪先後綁架了100多人；九龍寺的匪徒曾攻入安吉縣城，將縣長程某及富戶8人擄走，索贖金達50萬元。此後匪徒人數日益增多，九十月間據估計在千餘人以上，還準備編成一個師，與孫傳芳掛鉤。
他們不僅往四鄉八鎮派出密探，踩點放線，而且公開在各鎮及通衢大道旁張貼布告，招徠徒眾。佈告寫道：“住瓦屋人，欠我錢；住茅屋人，種我田。有人來投軍，每日兩塊錢。”他們的步哨荷槍實彈，從山頂一直放到鄉鎮附近。其伙伕每日到集市採買蔬菜雜物，荷擔揹負而歸，居民明知其為匪類，但誰也不敢告發或擒拿。10月初，一個性魏的匪首劫得一良家女子，強納為妾。辦喜事之日，匪窟中鼓樂喧天，大辦筵席，各路股匪大小頭目紛紛前往送禮致賀。
土匪之所以如此猖撅，只因官軍無力。浙江省防軍第三團在安吉縣僅有二三處駐兵30人左右，與土匪相比，顯然不足掛齒。各地保衛團槍支少而劣，作戰能力又差，非但不能剿匪護民，而且自己的武器也大多被匪徒搶走。
各鎮士紳居民迭次懇請駐湖州的第三團派兵剿匪，卻始終不見迴音。居民無分貧富，紛紛出逃，有的集鎮逃亡人數達十分之七八，以致田間稻穗沉沉無人刈割，集鎮街道空空有如阡陌。北伐戰爭中，浙江因當地軍隊起義，投向國民革命軍，故並無重大戰事，但當時人估計，安吉等縣居民因匪禍而遭到的損失，甚至要遠遠超過戰區居民的損失。到30年代國民黨統治相對穩定時，浙江匪患也遠未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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