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五代，是一個非常混亂的歷史時期，弊端繁生，軍閥混戰，百姓流離失所，社會經濟、生活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國家前途一片黑暗。這種混亂的局面持續了有上百年之久，嚴重影響著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
不過，到了五代最後一個王朝後周，百年之弊端，得到了很好的改革，國家迎來了黎明的曙光。而給國家開良方、主導這一切改革之人，則是周世宗柴榮。
周世宗不但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而且還是一個偉大的改革家。可以這麼說，如果沒有周世宗對國家政策的鐵血改革，就沒有後世北宋王朝興隆之局面。因為，周世宗主導的這場改革，是真正觸及了社會根底的整體性改革，而完成這一切改革所花的時間，只用了僅五年半的時間。
高平之戰，觸發了軍事改革，周世宗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周世宗即位之後，曾御駕親征北漢，贏得了高平之戰，打出了江湖威名。但是，通過這場勝仗，周世宗也發現了軍隊的積弊，特別是驕兵、冗兵之弊。驕兵、冗兵最擅長的不是打仗，而是臨陣賣主，周世宗就差點被他們給賣掉。
當時，右軍主將樊愛能、何徽臨陣脫逃，直接導致周軍陣腳大亂。如果不是周世宗和趙匡胤身先士卒，力挽狂瀾，這場仗就打輸了。
其實，在五代時期，國家“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武將臨陣脫逃、倒戈投降的現象，是非常普遍的，如後晉與契丹之戰，一夜之間，數十萬軍隊倒戈，後晉皇帝石重貴成了契丹人的俘虜，國家被滅了。（後晉滅亡，請看《 》）也就是說，如果不進行徹底的軍事改革，軍隊一定會出現第二個樊愛能，而周世宗也遲早會成為第二個石重貴。
為了解決冗兵問題，周世宗認為，“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奈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眾何所勸！”裁撤老弱殘兵，這些人除了吃空餉，百無一用。招募強健的農民補充軍隊，並實行競爭制度，“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能力強的，就升職，差的就淘汰出局。
解決了冗兵，接下來就輪到驕兵了。
我們都知道，唐末五代軍閥混戰，地方藩鎮尾大不掉，逐漸養成了驕橫的壞習慣，而中央朝廷都拿他們沒有辦法。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藩鎮軍力過於強大，能與朝廷的中央軍相抗衡，以致於國家連年兵禍。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周世宗就開動腦筋，把募兵權牢牢地控制在中央政府手中，絕不允許地方藩鎮募兵。
當然，中央政府下聖旨，禁止地方藩鎮募兵，藩鎮難道不會抗命嗎？在過去，地方軍和中央軍的戰鬥力差不多，所以地方軍敢於向朝廷說“不”。關於地方軍說“不”的問題，周世宗也想到了解決之法，即實行“強幹弱枝”政策，把地方的精兵抽調到中央禁軍，而且這種抽調方式也是無比順暢。
因為，相比於地方軍，中央禁軍的福利待遇無疑是最好的，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誰不想升官發財？地方軍中的將士，都是削尖了腦袋想擠入中央禁軍；而作為地方主帥，總不能公然阻止手下弟兄升官發財吧，除非你能提供更好的發展平臺給他們，否則，就阻止不了精兵流向中央禁軍。
久而久之，中央禁軍越來越強，而地方軍越來越弱，再也無力對抗中央朝廷了，這就斬斷了藩鎮割據的基礎。
周世宗對冗兵、驕兵改革，其意義可不要小看，可能有人會說，皇帝要進行改革，還不是一句話的事嗎？話是沒錯，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為，在唐末五代，軍隊已經形成了固定的利益集團，將士很多都是終身制、世襲制的。如果改革，等於就是動了軍隊守舊勢力的奶酪，弄不好，就會導致軍隊背叛、譁變。
唐末、後梁時期，大名鼎鼎的晉王李克用，掌握著天下第一大藩鎮河東，河東軍仗著自己是嫡系，有功於李克用，橫行霸道，欺壓良民。有人就勸李克用整頓軍隊，但李克用卻嘆息道：“今四方諸侯皆懸賞以募勇士，吾若束之以法，急則棄吾，吾安能獨保此乎？”現在天下諸侯都重金招募勇士，如果我用軍法來約束將士的不法行為，軍隊就會背叛我，我豈能安身保命？潛臺詞就是，放縱軍隊違法亂紀，已經成了潛規則了，只有這樣，軍隊才會效忠於你，如果誰打破這個潛規則，就會遭到軍隊背叛。
後周的軍隊，是上承梁唐晉漢的舊式軍隊，偷奸耍滑早已成了習慣。周世宗卻敢於向軍隊開刀，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這是需要很大的勇氣。
司馬光在《資治通鑑》對周世宗進行的軍事改革，就給出了很高的評價：“由是士卒精強，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
世人經常歌頌宋太祖罷地方兵權，為安穩社會做出了巨大貢獻，而這恰恰是周世宗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如果沒有周世宗的“強幹弱枝”政策，宋太祖又怎麼敢罷免地方兵權呢？
政治改革，逼官員舉薦人才。
周世宗在完成軍事改革之後，就立馬著手政治改革，而政改中最漂亮的改革，則是周世宗對人才選拔方面的改革。
五代亂世，一些奸猾官員把持朝政，許多有才學的賢士則往往得不到朝廷重用，周世宗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就下詔求賢士。
歷代帝王都會求賢，但動真格的則不多，更多的是演戲。而周世宗求賢，則不一樣，與其說是求賢，不如說是命令各級官員去尋賢，把官員舉賢當成一項政治任務，完不成的，則要受罰。
“應在朝文資官翰林學士兩省官內，有曾歷藩郡賓職州縣官者，宜令各舉堪為令錄者一人，務在強明清慎，公平勤恪。不拘選限資敘，雖姻族近親，亦無妨嫌，只須舉狀內具言。除官之日，仍署舉主姓名。若在官貪濁不公，懦弱不理，或職務廢闕，或處斷乖違，並量事狀重輕，連坐舉主。仍令御史臺催促本官，旋具奏聞，限兩月內舉狀齊足。”
曾經在地方當過官的中央文官們，每個人至少推舉一位賢人，條件是“強明清慎，公平勤恪”。不考慮身世背景，舉賢不避親，就算是你近親，只要這個人各方面條件合格，就沒問題。但是，如果這個人當官之後，是個昏官、庸官、貪官，那麼就追究舉薦者的責任。舉薦的任務，必須兩個月內完成。
除了逼官員們舉賢，周世宗還下詔，允許各級官員“上奏論諫”，直接向皇帝彙報工作。“若朕躬之有闕失，得以盡言”，可以評價皇帝施政的得失，也是一項政治任務。這說明，周世宗是一個非常有度量的人，否則，是做不到這一點的。
由於時代的侷限性，雖然這項改革不可能觸及社會根本制度的政治制度，但作為一個古代帝王，能在政治上進行上述改革，已經算是了不起的一件事。
在完成了軍改、政改之後，周世宗把目光轉向了土地。當時，天下戰亂不止，農業生產遭到了極大的破壞，土地荒蕪。再者，大地主階級兼併了太多土地，而且還不向朝廷納稅，這兩點都嚴重影響了國家財政收入。
土地，是政權的基石，土地問題得不到解決，國家就失去了根基，隨時會崩潰。五代時期，大地主階級基本是軍閥，雖然周世宗沒有直接動他們的土地所有權，但從他們兜裡掏錢出來，還是可以做到的。周世宗就下命令，取消所有權貴的免稅特權，不管你是誰，只要你佔有了土地，就得向朝廷納稅。於是，就在地方派駐“苗使”，查清土地畝數，按畝收稅。甚至歷朝歷代有免稅特權的孔子後人，現在廢掉特權，也要交稅，一視同仁。
“歷代以聖人之後，不預庸調，周顯德中，遣使均田，遂抑為編戶。”
周世宗之所以這麼堅決，只因他出身於貧窮，懂得天下百姓之苦，廢除一些人的特權，等於也就是減輕了百姓的負擔。
興，百姓苦；亡，百姓苦。連年的戰亂，大量土地荒廢；同時，失去土地的百姓也很多；這就出現了矛盾，一邊是大量無主荒地，另一邊是沒有土地的百姓。為了解決這個矛盾，周世宗規定，百姓可以向政府申請耕地，稱為“請射”，把土地使用權交給百姓。
但是，這些土地以前是有主人的，只是在戰亂中或逃或死，如果舊主人回來了，又該怎麼辦呢？關於這一點，周世宗又想到了一個好辦法：
“應逃戶莊田，並許人請射承佃，供納稅租：如三週年內本戶來歸者，其莊田不計荒熟，並交還一半；如五週年內歸 業者，三分交還一分；如五週年外歸業者，其莊田除本戶墳塋外，不在交付之限。其近北地諸州，應有陷蕃人戶，自蕃界來歸業者：五週年內來者，三分交還二分；十週年內來者，交還一半；十五週年來者，三分交還一分；十五週年外來者，不在交還之限。”
如果舊主三年在三年內回來了，則交還一半，另一半為請射者所有；五年內回來，則交換三分之一；超過五年回來的，則失去土地所有權，但舊主的墳墓可以歸還舊主；而對於逃到境外的，條件更放寬一些，最高可放寬年限至十五年。
而且還規定，一旦有人冒充逃戶詐領耕地，舊主回來了，則詐領之人失去土地使用權，沒有年限限制。為了讓利民政策順利推行，周世宗在詔書上都是用很淺顯的白話，就算文化水平低的百姓也看得懂，這就很好地避免地方官員鑽空子。
後世南宋人洪邁，稱讚周世宗此舉：“今觀周世宗顯德二年射佃逃田詔敕，其旨明白，人人可曉，非若今之令式文書盈幾閣，為猾吏舞文之具。”
百姓有了耕地，自然就會種出糧食，政府一般在夏天和秋天兩次收糧，稱為夏稅和秋稅。為了避免官員在交稅期限之前就上門收糧，政府還專門定下了收糧的日子：“今後夏稅以六月一日起徵，秋稅至十月一日起徵，永為定製。”由此可見，周世宗是一個很注重細節的人，出臺了利民政策，還會想到百姓是否看得懂，而且還從制度上把各種漏洞堵住。
土改完成後，為了進一步增加國家稅收，周世宗依法取締了佔用大量土地的寺廟。當時，後周有九十州，平均每州有寺廟三百多，全國合計33054座寺廟。這些寺廟佔用了大量的耕地和勞動力，卻不用向朝廷納稅。
為此，周世宗專門對佛教進行了改革，削減寺廟，只保留“敕額”的寺廟，敕額即朝廷御賜的寺廟匾額，等於就是朝廷承認的合法寺廟。經過整治，全國寺廟只剩下2690座，僧尼61200人。
此後，周世宗還陸續對金融貨幣和工商業進行了改革，促進了商業經濟的繁榮。中國歷史上工商業最為繁華的時代是宋朝，但宋朝的商業繁華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繼承了唐末五代十國工商業的發展基礎。
總結：周世宗在推行改革之時，必定會遭受很多的阻力，特別是軍事改革，當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如果沒有拿出鐵血改革的決心，百年累積下來的種種弊端，是不可能得到很好的解決。而也恰恰是周世宗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得繼承後周王朝的宋朝，得以順利統一南方諸政權、平北漢，成為歷史上經濟最繁榮的朝代。
閱讀更多 風雪西樓夜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