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上治天下：鰲拜輔政時期的滿人政治（1661-1669）》，[美]安熙龍著，陳晨譯，董建中審校，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318頁，69.00元
鰲拜輔政時期（1661-1669）作為順康之際權力過渡與政治轉折的關鍵時期，是清代政治演進中的重要環節，亦是清代政治史研究中無法繞過的議題。這不僅因為輔政時期關係到清初新舊交替之際諸多政治力量的升降與重組，還在於輔政時期的政治傾向與策略在調適滿漢的背景下，影響到清初政治體制與權力秩序的構建。以鰲拜來命名輔政時期，意在凸顯鰲拜的威勢與影響力，乾嘉之際金象豫所輯《國朝大事記》中便已採用了這一稱呼。事實上，從輔臣間的權勢變化來看，在康熙六年索尼去世前，四輔臣的內部平衡尚能維持，所謂鰲拜專權，只發生於索尼身後的短暫時間。以鰲拜一人作為輔政時期的縮影，即大體反映出清人對這一時期的整體認識與評判。
鰲拜是清人以及當代史家並不陌生的人物，清仁宗處置和珅時，即與“聖祖仁皇帝之誅鰲拜、世宗憲皇帝之誅年羹堯”（《仁宗實錄》卷三八）相類比。稍晚於此，昭槤在所著《嘯亭雜錄》中稱鰲拜託病不朝，更於聖祖探視時藏刀於榻下，聖祖遂決計擒拿鰲拜。無論在官方還是民間，鰲拜的形象均被塑造為心懷不軌、罪孽深重的權奸。這種形象的直接起源，自然是康熙八年五月由聖祖欽定的鰲拜罪款三十條，涉及結黨、擅殺等罪狀。聖祖也在諭旨中反覆展現這一形象，如康熙十一年有旨強調蘇克薩哈滅族之禍皆在鰲拜，聖祖晚年更多次向廷臣回憶鰲拜的專擅、申述親政之初的無奈。
不過讓清帝感到躊躇的是鰲拜作為開國功臣的一面，這也是鰲拜能夠成為輔政大臣的前提。對鰲拜功勳的肯定，最早見於康熙五十二年。是年四月，有旨追念鰲拜“從徵效力”時為“功勞顯著”之臣；九月，又在追封開國功臣時列入鰲拜，允其後人承襲一等男爵。雍正年間，世宗以“皇考既已施恩寬免鰲拜之罪”為由，進一步恢復鰲拜名譽。雍正五年復還鰲拜一等公爵並致祭，六年賜全葬並致祭，九年追封超武公，與費英東、揚古利等名臣並列，此時頗有以功掩過之意（《清世宗實錄》卷六三、六七、一百零四）。必須指出的是，這並不意味著清廷為鰲拜罪案平反。世宗明言“數十年來，惟聞鰲拜僭妄無禮、擅權作威之罪，未深知伊之功勳”，可知鰲拜作為功臣的一面始終隱而不彰。乾隆二十三年，高宗指示軍機處查詢鰲拜時期內大臣費揚古父子被殺始末，已透露出些許端倪。至四十五年，高宗發佈長諭對鰲拜作出定論，諭旨中僅有一句談及鰲拜早年的戰功，此外大多圍繞輔政時期的舊案。高宗顯然對康熙末年以來恢復鰲拜名譽的嘗試並不滿意，因此對鰲拜總體持否定的評價，反覆強調其桀驁不馴、結黨擅權的罪狀，並聲言意在鑑往儆今，使今後的“秉鈞執政者”有所顧忌，以“肅綱紀而杜僉邪”。原已恢復的一等公爵位亦被降為一等男爵，鰲拜在此後的政治語境中即成為權奸的代名詞。
在朝廷之外，士大夫如何看待鰲拜？鰲拜在成為輔臣前，長期擔任八旗系統的職官，與士大夫應並無太多接觸，幾乎完全缺乏來自同時期漢官同僚的記述。鰲拜獲罪後，考慮到本朝史的敏感，士大夫也大多閉口不談。嘉慶以後，隨著政治壓力的減小，士大夫開始重新關注國初掌故，鰲拜其人以及輔政時期的若干片段因此成為士人津津樂道的話題，其中尤以聖祖擒拿鰲拜的情節最具代表性。官書中從未透露過拿問鰲拜的細節，似與一般官員被革職問罪無異，昭槤記載稱聖祖與索額圖密議，在召對之日命侍衛擒拿鰲拜，當是八旗社會內部普遍流行的版本。姚元之提供了更為曲折的說法，稱聖祖早有謀劃，挑選小內監中強壯有力者，令其習布庫戲，訓練既久，遂於鰲拜入內奏事時擒拿之（《竹葉亭雜記》卷一），其後梁章鉅撰《歸田所記》、陳康祺撰《郎潛紀聞》，均因襲姚說。其真實與否已不可考，但無疑為官書中單調的鰲拜形象賦予了一些傳奇性，而這種非常規的問罪方式，亦間接展示出鰲拜孔武有力且跋扈難制的形象。
近代以來的通俗文化亦參與了鰲拜形象的製作。聖祖智擒鰲拜的傳說，加之輔政時期隱秘莫測的中樞政爭，均為通俗文學的創作提供了極佳的素材。聲名最著的蔡東藩《清史通俗演義》自不必論，如李伯通於1928年出版的《清朝全史演義》，第四十二回為“誅鰲相布庫小用武”，即圍繞鰲拜被擒前後做了詳細的發揮。另一本流通甚廣的書是1915年出版的《清室外紀》，稱鰲拜專橫僭越，聖祖與太后太后擲骰定計，命小太監擒拿鰲拜。該書系陳冷汰、陳詒先節譯自英國人巴克斯（E. Backhouse）與濮蘭德（J.O.P. Bland）合著的《北京朝廷編年記事（16-20世紀）》（
Annals and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雖非小說，但雜取官書、稗史與民間傳聞，實未足取信。不過此書出版之初，中華書局在《申報》刊登廣告，將鰲拜刑誅與順治逃禪、香妃賜死等宮闈秘聞並列為“本書內容之奇妙”。此類章回小說與通俗讀本的演繹，固然出於迎合讀者獵奇的心理，也使鰲拜的負面形象深入人心。 鰲拜
無論清代國史書寫對鰲拜的臧否評斷，還是士人掌故之學對其軼聞的蒐求，甚或是近代以來的通俗演繹，其焦點皆在鰲拜個人，而非輔政時期。那麼應如何理解四輔臣時期在清初政治史中的地位？孟森認為輔政體制是以世祖遺詔為根據，“其以入關以來接近漢臣為遺，蓋非一日”，直到鰲拜倒臺後，聖祖親信漢官，“凡輔政時所不足於世祖之漸染漢俗者，次第復舊”，“悉用前代盛明故事”。易言之，滿洲制度與明制之間、滿洲舊俗與漢化之間的張力，是輔臣時期制度變遷的基本出發點。如從漢化論的視角來看，輔臣時期是清初漢化歷程中的一段曲折甚至倒退，顯然不宜予以太高的評價。然而孟森亦注意到了問題的另一面，亦即從滿洲傳統來看，輔臣體制是對此前攝政體制的修正與改革，有鑑於輔政之“太專”，故“以異姓重臣當大任”。孟森的這一論斷，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成為中文學界分析輔臣時期政治走向與權力結構的基本框架。上世紀八十年代，王思治、孟昭信等學者即頗具洞見地指出，從攝政到輔政的改革，反映出皇帝與八旗關係的變化，這一體制可以確保皇權不被篡奪，雖然其內在弊端導致輔臣擅權，但確實起到承前啟後、穩定朝局的作用。
不可否認，輔臣的權力來源、制度結構，是理解輔臣體制的核心問題，但仍不足以窺見這一時期的全貌。首次以一本專著的篇幅詳細檢討輔臣時期的是美國學者安熙龍（Robert B. Oxnam），他於1975年出版了《馬上治天下：鰲拜輔政時期的滿人政治（1661-1669）》（Ruling From Horseback: Manchu Politics in the Oboi Regency, 1661-1669）一書，此書的雛形，是他1969年向耶魯大學提交的博士學位論文《鰲拜輔政時期的政策與黨爭（1661-1669）》（Policies and Factionalism in the Oboi Regency, 1661-1669）。輔臣時期對北美漢學界而言，是一個近乎完全陌生的題目，安熙龍撰寫此書時，所能參考的先行研究相當有限。不過從北美漢學界的內在理路來看，安熙龍此書又有其脈絡可循。
在“衝擊-回應”模式的影響下，戰後北美學界將清代中國形容為一種保守而停滯的“舊秩序”，在西方衝擊下漸次瓦解並開啟近代化轉型，因此對清代前期的研究整體上缺乏興趣。1937年恆慕義（Arthur W. Hummel）主持編纂的《清代名人傳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大抵成為英文學界對清初人物最為直接的知識基礎。1942年，梅谷（Franz Michael）出版了《滿洲統治的起源》（The Origin of Manchu Rule in China），是對清前期統治模式較早的探索，除此之外，成果寥寥。恰與之形成對照的是，同一時期的學者對明代中國的政治與制度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即以最具代表性的賀凱（Charles Hucker）為例，他於1961年出版了《明代政治考》（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tate in Ming Times），以極短的篇幅簡要介紹了明代中國政府組織形式及其運作模式，又於1966年出版了《明代監察制度》（The Censorial System of Ming China），後者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本討論此議題的英文專著。1965年，伊利諾伊大學舉辦了明代政府研討會，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論文集《明代政府七論》（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 Seven Studies）。此書的書名事實上頗有深意，賀凱在序言中指出，明代制度研究之所以受到關注，乃是因為學者逐漸認識到明代是傳統中國製度與文化成熟的頂峰，而繼承明制的清朝則乏善可陳，最終受到西方擴張的衝擊。言外之意，清代政治與制度缺乏內在的活力，與明代相較只是無可避免的衰退。清初歷史在明史與晚清史的遮蔽下黯然無光，這正是安熙龍及其同輩所面臨的尷尬境地。安熙龍耶魯時期的老師史景遷是北美學界較早利用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清代檔案的學者，亦最早嘗試突破清初史研究的困局。他於1966年出版修改自博士論文的《曹寅與康熙》，開一時風氣之先，使清代政治史、制度史成為北美清史學界頗受矚目的議題。安熙龍的同輩學者中，陶博（Preston Torbert）的內務府研究、吳秀良的奏摺制度研究、黃培的雍正帝研究、勞倫斯·凱斯勒（Lawrence Kessler）對清初督撫的研究以及稍晚於此的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對軍機處的研究，均展現出清代中國統治模式較之明代的特異與創新之處，安熙龍的研究正是在此範式轉換的背景下展開。
對清初政治的檢討，自然無法迴避滿與漢的分析框架。安熙龍關於鰲拜輔政時期滿漢關係複雜性的探討，事實上是對漢化論的重審與反思。以漢化論作為清代歷史解釋的基調淵源有自，亦為中外學界廣泛接受，前舉梅谷書即是典例。不過安熙龍卻對漢化論抱有相當的疑慮，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其師芮瑪麗“滿漢混合體”（Sino-Manchu amalgam）概念的影響，主張發現清朝制度中的滿洲因素，反對走向完全漢化論的極端。在此方面，安熙龍並非是時北美漢學界唯一反思漢化論解釋模式的學者，譬如《馬上治天下》出版一年後，勞倫斯·凱斯勒所著《康熙帝與清朝統治的加強（1661-1684）》（K`ang-hsi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Ch`ing Rule, 1661-1684）出版，該書即以“滿洲本土論”（Manchu nativism）作為解釋輔政時代的基調。這種潮流正是安熙龍此書的另一條學術脈絡。
《馬上治天下》出版後，在北美學界曾引起了一場熱烈的討論。1976年，哈羅德·米勒（Harold Miller）在《亞洲研究雜誌》（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發表書評，對安熙龍書提出了激烈的批評（文見第三十六卷一期，130-131頁）。他強調輔政時期的政治變化對輔臣個人影響甚於輔臣集團，由此指責安熙龍書中以政策制度獨立成章的分析方式事實上割裂了作為整體的政治史，並指出書中對黨爭與人物的研究皆侷限於官方史料記載。事實上，米勒的研究也並未能完全擺脫官方史料的侷限，二人牴牾的根源是如何處理清前期政治結構中的滿漢問題。米勒的研究方向與安熙龍頗為相近，他的博士論文題為《派系鬥爭與清朝政治的統合（1669-1690）》（
Factional Conflict and the Integration of Ch`ing Politics, 1661-1690），傾向於從更長時段考察康熙前期的黨派鬥爭與政治演進，並在此基礎上理解輔臣時期。二人幾乎在同時處理相近的議題，但研究路徑相異，安熙龍偏重檢視清朝入關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滿漢治理方式上的矛盾，而這種矛盾在輔政時期隨著首崇滿洲意識在制度政策各方面的凸顯而達到頂點。米勒則更關注派系鬥爭之於構建平衡政治體系的意義，而較少涉及清初統治問題，他注重滿洲輔臣及八旗力量，僅將漢人士大夫視作滿洲政爭的犧牲品。安熙龍在回應中除了重申自己對十七世紀中國政治的整體觀察外，更表明了對漢化論的批評（文見《亞洲研究雜誌》第三十六卷三期，601-603頁）。作為唯一一部討論輔臣時期的專著，安熙龍此書對北美清史學界產生了不容小覷的影響。凱斯勒、司徒琳（Lynn Struve）等學者均曾肯定該書的價值，鄧爾麟（Jerry Dennerline）在一篇研究江南奏銷案的論文中，即受到安熙龍博士論文的影響，強調鰲拜及其他輔臣的強勢統治，關注滿人在官僚政治和財政事務中的參與角色。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以降，隨著社會史、文化史的興起，政治史、制度史在北美清史學界的短暫繁榮遂告結束，特別是對清前期的研究，數十年來鮮有實質性的推動。因此時至今日，安熙龍此書仍然是討論這一議題時所必須參考的先行研究。2002年出版的《劍橋中國史》第九卷（清代前中期）康熙時代一章中，史景遷關於輔政歷史的論述即以安熙龍的研究為基礎展開。
《馬上治天下》完成於五十年前，以當下的學術標準與研究狀況來看，侷限性顯而易見。安熙龍撰寫此書時，清初史研究最大的困難即是史料的缺乏，北京所藏的大量清初滿漢文檔案尚未能供學界查閱，地方文獻以及士大夫的文集亦未能引起學者的足夠重視，因此該書中對輔臣時期的政治決策及其落實情況的討論，固不免失之淺顯。但安熙龍所奠定的一套分析結構，今日視之仍然是基本成立的。事實上，即便在中文學界，上世紀八十年代後輔臣時期更多隻是作為敘事的一環出現於名目不同的通史著作中，而鮮少有深入的專題研究，輔臣時期研究的長期滯緩在某種程度上也代表著清初政治史研究中的某些困局。
新史料的發現與釋讀首先是清初政治史研究一個可期的突破點。即以檔案文獻為例，楊珍在此方面貢獻良多，提供了絕佳的研究範例。她兼採滿漢文檔案史料，對清初史事多有發覆之功，特別是她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宮中檔滿文硃批奏摺中，找到一份康熙四十五年聖祖嚮明珠、馬爾漢等老臣回憶早年與鰲拜的衝突以及拿問鰲拜始末的記述，這份出自當事人的口述披露了大量外人不知的細節，對進一步探討輔政時期的君臣權力關係頗有助益（《清前期宮廷政治釋疑》，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必須指出的是，新史料的發現未能改變清初史研究的主體史料構成，只能補正傳統史料之缺漏與錯訛，很難動搖舊有的解釋模式，因此對傳統史料的精讀與深挖，當是另一種行之有效且頗有前景的研究方式，這方面的代表性論著是姚念慈的長文《康熙初年四大臣輔政芻議》（收入《定鼎中原之路：從皇太極入關到玄燁親政》，三聯書店，2018年）。他在傳統史料基礎上重審清初政治，新見迭出，如論及輔臣的由來、位序和權力、輔政體制的構造及運作等問題時，仍以《實錄》為史事檢討的支撐性史料，前後勾稽、由表及裡，據官方有限記載發微順康之際的政治實態。
自孟森以降，學者對輔臣時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考察以輔臣為代表的滿洲上層的某些政治活動，輔臣的個人關係、權力來源等經典問題在每轉益進的研究中日見廓清。這不免將輔政時期簡化為滿洲內部政爭、反漢化政策、滿漢衝突等幾個主題，事實上沒有看到輔臣時代政治的多元面向以及滿洲勳貴之外其他政治力量的活動及其策略，既消解了清初政治的複雜性，亦沒有注意到清初滿漢之間角力與交錯並存的狀態。易言之，滿漢的族群因素往往並非清初政治的決定性因素，政治利益的分野有時也與滿漢的族群界限不盡相同。
司徒琳的研究在此方面提供了頗具新意的參考。她於2004年發表一篇專論魏裔介與鰲拜時期科舉改革的長文，名為“轎上治天下”（Ruling from Sedan Chair），與安熙龍《馬上治天下》的書名恰相呼應，意在揭櫫鰲拜時期漢官群體的活動及其對輔臣政策的因應策略（文載Late Imperial China二十五卷第二期）。她對首崇滿洲與強勢漢化之間對立的二元解釋模式提出質疑，同時以廢除八股、削減員額等科舉改革為例，強調輔政時代與順治後期乃至明清之際在社會問題和某些傾向方面的延續性，特別是對輔政期內漢人高官在政治決策中角色的復現，以及對制度變革牽涉的多方利益的展示，極大揭示了當時政治的複雜性，這些均促使我們重新思考於輔政時期政策政制的真實面向。此外，哈利·米勒（Harry Miller）則關注輔臣對地方士人影響力的壓制，亦為理解江南士大夫在輔政時期的政治境遇與生存狀態提供了不無裨益的考察（
State versus Gentry in Early Qing Dynasty China, 1644-1699）。誠如司徒琳所言，康熙元年至九年或是清代政治史中最難洞察的階段之一，有關這一時期的研究亦是最為艱深的議題。新史料的擴展以及傳統史料的精讀，均有助於深入理解輔政時期之於清初政治演進的意義。更重要的是，輔政時期並非是以滿洲重臣及其政策取向為主體的歷史，更應看到政策生成背後的機制以及機制中的個人，特別是在滿洲重臣遮蔽之下的漢官、中層官員等等長期失語的個人。如何全面理解康熙初期的政治走向，避免陷入滿漢截然對立的窠臼之中，則是需要繼續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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