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第一外交家顧維鈞之最為世人稱道處，是他在巴黎和會上發表的即席演講，即著名的“山東問題說”，他那句“中國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穌，中國不能失去山東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不僅震懾了在場的歐美代表，扭轉了國際輿論形勢，同時也捍衛了中國的國際形象。
顧維鈞在巴黎和會上的高大形象不僅留在了中國人民和歐美人民的心裡，也永遠烙印在了繼女楊雪蘭的心裡。每每提起父親巴黎和會上為拒絕簽署割讓山東的相關條約的事蹟，楊雪蘭的眼裡就閃爍著動人的光芒，她說：“兩位父親（生父為外交家楊光泩）都是我一生最敬佩的人，我的畢生理想是和他們一樣成為出色的外交家。”
理想和現實從來是有差距的，楊雪蘭的這一理想最終也沒能順利實現，因為當1955年年二十歲的她從美國著名的威理斯女子學院畢業時，她的夢想遇到了無法逾越的障礙：做外交家首先要代表一個國家，而她已經沒有國家可以代表了。
楊光泩、嚴幼韻一家（前排右一為楊雪蘭）
得知這一殘酷事實時的楊雪蘭內心是痛苦的，可她知道在當時的情況下她別無他法。之後很長一段時日裡，那種理想還未曾開啟便不得不放棄的痛苦一直折磨著她。
理想受挫的楊雪蘭退而求其次地進入了美國著名的Grey廣告公司，之後她在這個行當一待就是20多年。
人說是金子在哪個行當便都能發光發亮，果然，在廣告界她也用努力和天賦創造了奇蹟，她甚至曾用一個創意曾幫助福特汽車將一款無人問津的花斑紋小轎車賣出100餘萬輛，創下福特單一車型的銷售紀錄。楊雪蘭曾多次獲得市場廣告宣傳傑出成就獎項，並被美國廣告聯合會評為"年度廣告風雲人物"。
可登上山頂後的楊雪蘭心裡卻始終有一塊地空著，這塊“空”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僅未被填平反而越來越大了。沒錯，這塊空地便是她曾經被迫放棄的外交理想。每當夜深人靜時，楊雪蘭總是會不自主做起那個關於女外交家的夢來。
在內心深處，楊雪蘭也多少覺得自己的宿命便應該是做外交家，她的母親是聯合國禮賓官，兩個父親都是民國極其出色的外交家，而她也從小獨對外交事務情有獨鍾，這不是宿命的安排是什麼呢？
若非楊雪蘭當時“美籍華人”的特殊身份，或許，她便可以接替父母繼續為中國外交事業做貢獻。可世間從來沒有如果，她永遠失去了做外交官的可能。
楊雪蘭父親顧維鈞
在美國的日子裡，楊雪蘭經常懷念自己的祖國，她自詡是永懷中國心的在美中國人。實際上，她的這話一點也不假。在母親嚴幼韻的心裡，她也是她最“中國”的孩子，平日裡她總是穿中式服裝，最重要的是她的中文非常流利。
正是這顆愛國心，一直驅使楊雪蘭常懷報國之心，“若能通過外交報效祖國，那該多圓滿”楊雪蘭經常這樣尋思著。正是因為這種“念念不忘”，在廣告公司20多年後，她才被“挖”到了美國通用汽車出任副總裁，成為通用歷史上唯一的華裔副總裁。
此前，通用公司用了5年多的時間去“挖”她，可她一直不為所動，直到5年多後，他們告訴她：“通用一直謀求和中國的發展，並一直致力於成為中國汽車工業的最佳參與者和支持者。”沒錯，她選擇跳槽通用只因為：這裡是可能成為中美小橋樑的所在。
也正是到了通用公司以後，她才意識到：美國人對中國的瞭解竟少之又少。“他們對中國都沒有什麼印象。中國?你們那裡有熱水嗎?覺得那是個野地方。”楊雪蘭回憶起她瞭解的美國人對中國的最初印象時說。
的確，當時的中國在很多眼裡是一個沉睡的國家，很多人感興趣但並不關心。“後來，中國發達以後，很多人開始害怕中國，未來的外交格局是靠未來的人對中國的態度決定的。”當楊雪蘭將這句話說給公眾聽時，她的言辭裡、神態裡，滿滿都是外交家後代的光彩。
也是自這以後，楊雪蘭覺得：即便自己不能成為名義上的外交家，她也依舊可以通過從事外交，尤其文化外交實現自己最初的外交理想。而這個理想的最終目標和她的父親母親一樣：是促進中國外交事業的發展，儘可能地維護中國在國際上的權益。
楊雪蘭
重拾外交理想後的楊雪蘭完全像變了一個人，她眼裡的光輝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做出決定的那一天，她昂著頭道：“我不管別人怎麼說，總是按自己的主張去做。”
人的理想大約都是如此，當你心裡一直裝著的時候，某一天，某個轉彎處興許契機就來了。這大抵如弘一法師口中的“念念不忘，必有迴響”。
只是，楊雪蘭的每一個“迴響”都是她努力的結果，而並非僅僅由於“念念不忘”。
為了堅持文化“外交”行動，楊雪蘭一面盡心研究中國文化，一面設法與華人藝術家取得聯繫，在她的努力下，一些當時出名的華人藝術家都在她的影響下開始致力於中外交流。
後來的楊雪蘭曾在文化外交上做出過很多貢獻，最鮮為人知、影響最大的恐怕要算是她一手策劃並促成了香港迴歸祖國盛典上馬友友與譚盾等大師的合作了。
香港迴歸前夕，即1996年初，英國方面邀請大提琴家馬友友在迴歸那天演出，早已將這位華人藝術家“籠絡”到的楊雪蘭聽說後立馬提醒他道：“香港迴歸祖國懷抱，作為一個華人，你應該與中國合作。”
之後，楊雪蘭還第一時間給地球另一端的好友譚盾電話，商討寫寫一首編鐘樂曲來慶祝。之所以選用編鐘，是因為這種藝術形式呈現，是因為身在美國的她最清楚有著悠久歷史的編鐘最能給全世界以震撼。
然而，在當時來講，編鐘這種複雜且重達5噸，更重要的是編鐘要運達香港且在舞臺上搭好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一心想用這種偉大藝術形式向全世界展示中國文化的楊雪蘭卻執意如此，期間她為此付出的辛勞超乎很多人的想象。
但這些辛苦在楊雪蘭看來絕是值得的，當1997年7月1日凌晨，香港迴歸演出的大幕拉開一排5噸重的編鐘出現時，所有現場和通過熒幕看到編鐘的人都驚呆了。而當交響樂團與合唱團在譚盾的指揮下傾情合作，馬友友深情地拉響大提琴，開始與中國編鐘的"對話"時，無數人被震顫了。那一刻，楊雪蘭熱淚盈眶。
楊雪蘭至今仍感慨地說："這首交響曲的演奏歷史我會永遠銘記。"
在這之後，楊雪蘭又像真正的外交官一般成功策劃了很多次中外文化交流。她不僅將中國的文化藝術帶給美國和其他國家，還讓國際頂級的藝術家一次次把他們的智慧帶到中國來。這長長的藝術家名單裡有:世界最著名的小提琴家帕爾曼、著名指揮大師約翰·內爾森、歌唱家蕾妮·弗萊明……
與此同時，楊雪蘭還努力為國內的有志人士"走出去"創造一切條件。她將中國的廖昌永引薦給"世界四大男高音"之一的多明戈，促成其與多明戈簽訂了演出協議；她專門請了美國布格里斯Buglisi劇團的兩位編導到上海，給上海歌舞團和黃豆豆編舞。對於所有在她影響下走出國門的藝術家，她還親自為他們輔導英語。
“我幫助廖昌永、黃豆豆等藝術家，是希望他們站在全球化的高度，在與國際一流的藝術家交流的同時，把自己的才華貢獻給中國文化。”在被問及相關時，楊雪蘭曾這樣吐露肺腑之言。
後來，楊雪蘭安排的中美兩國交流互訪的觸及面更是延伸到更多的領域，到此時，她儼然成了一個實際意義上的外交官。1998年，美聯社組織美國新聞訪問團來中國。楊雪蘭對這次訪問十分重視，為了讓美國人看到一個真實的中國，楊雪蘭嚴格把關每個細節，足足為此忙碌了幾個月。
為了更好地讓美國人認識真正的中國和真正的中國人，她還和好友貝聿銘、馬友友等一起創辦了美籍華人組織“百人會”。“百人會”成立之初一個目標就是“幫助華人在美國不受偏見”，現在則更多地致力於中美藝術和教育交流。
2018年5月，“百人會”成立近30年來，一直始終致力於其兩大使命，即推動美籍華人在美國社會生活中的全面參與，促進美國及大中華地區間建設性關係的發展。
“我覺得這也是一種外交， 我的目標是幫助大家認識華人。後來真的跟中國政府聯繫，也就是真的外交了。我沒有做成外交家，但其實我的工作一直都是外交。”回首自己“外交”理想時，楊雪蘭這樣總結。
楊雪蘭一直覺得自己沒有成為外交家，可在很多人眼裡，她是一個實際意義上的外交家且和她的兩位父親、母親一樣出色。
顧維鈞與嚴幼韻
楊雪蘭的母親嚴幼韻曾教育她說：“你們可以做任何事，最好做寬一點、大一點的事。”很顯然，這個教誨，楊雪蘭用一種出人意料的方式遵從了。
備註：鏈接為——顧維鈞背後的四個女人：青梅竹馬；總理女兒；首富千金；頂級名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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