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學評論家陳世驤先生給金庸先生寫信，用“有情皆孽，無人不冤”評說《天龍八部》。
《天龍八部》是金庸小說中評價最高、最為獨特的一部，金庸先生在“釋名”中解釋：“天龍八部”出自佛經，指八種各有其特個性和神通的神道怪物，小說雖與神道精怪無關，卻是借用這個佛教名詞來象徵一些現世人物。
朗朗世界裡的芸芸眾生，呱呱墜地來到世間，每個人都揹負罪孽，每個人都不冤枉——這個“判詞”過於冰冷暗黑，讓人膽戰心驚。最近重看滕華濤導演、六六編劇的《雙面膠》，心裡卻不由自主冒出“有情皆孽，無人不冤”這八個字，彷彿被扼住喉嚨。
《雙面膠》是作家六六第一部被搬上小熒幕的小說。
雖然在六六的“影視履歷表”裡，《雙面膠》的熱度不如《蝸居》和《王貴與安娜》，但在被滕華濤拍成電視劇前，它已經火爆網絡，話劇版也天天滿場——在當時文學市場充斥著韓式浪漫、日式純愛、歐美懸疑的風氣下，它卻以本土姿態火“出圈”，滕華濤導演偶然一瞥大為震驚，慧眼識珠將它拍成電視劇。
火有火的道理，火是一種偶然掩蓋的必然。小說《雙面膠》在網絡上影響極大，劇集《雙面膠》亦在萬千觀眾心裡扔下一顆驚雷：播出後反響熱烈，婆媳關係、醫患矛盾、家庭倫理、現代人壓力......話題討論度蹭蹭上漲，被無數觀眾奉為“經典婚姻教科書”。
看過《雙面膠》的人普遍反映氣短肝疼，已婚已育、正當兒媳的女性尤甚。六六幽默犀利的吐槽式金句，把“中國式婆媳關係”往最狠、最痛快了寫，繼《新時代結婚》之後，把“鳳凰男”在全社會妖魔化印象的道路上猛推了一記。
《雙面膠》其實應該叫做《上海兩家人》，一個嬌生慣養的上海女孩嫁給大男子觀念深重的東北小夥，一個刀子嘴豆腐心的外地媳婦嫁入偏寵小兒子的上海家庭，都是有悖於傳統觀念裡“門當戶對”的婚姻結合。
六六慣用密集的痛點，短短22集裡，兩家人輪番遭虐。但“低就式”婚姻越過越差，最終走向萬劫不復、破鏡難圓；而“高攀式”婚姻雖磨難重重，但家人關係卻反而得以緩和修補，最終呈現向好景象。
一主一輔兩條線穿插並行，最終匯入同一個主題：婚姻生活裡，幸福的家庭大體都有忍和讓的相似，不幸的家庭也各有衝與撞的不同。而無論衝撞還是忍讓，都避不開“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命運苦難，在命運的戲謔下，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何人作孽？何人無辜？
深想這個問題，會發現，階級關係和婆媳關係自古最為難解，當這“兩大難”隨著婚戀自由的開放越來越水乳交融，像一片無邊沼澤，越掙扎陷得越深，滿身泥濘，忘了自己本來的面貌——沒有絕對強勢者和絕對弱勢者，沒有政治正確和意識錯誤，這是道難解的社會問題，人人揹負著罪孽尋求救贖。
《雙面膠》一開頭，冰消雪融，雪白粉嫩的上海囡囡胡麗娟是愛笑的，笑起來連粉紅的牙齦都看得到。
公婆從東北大老遠跑來投奔兒子，麗娟心情驟然轉陰——這個楔子引出一個錯嫁“鳳凰男”的悲劇，雖然在六六插科打諢、伶俐詼諧的語言風格下，《雙面膠》呈現出的是比較輕鬆活潑的觀感，這種觀感一方面為灰冷的殘酷現實添了一抹亮色，另一方面又把這種殘酷感放得更大——以樂景寫哀情，更見其哀。
《雙面膠》時間跨度僅僅為一年多，但這個地球一公轉、草木一枯榮的短短時間裡，麗娟的家庭卻經歷了天崩地裂的變化：公婆來了，矛盾產生→初胎流產，夫妻生隙→非法集資，搭進孃家→公公絕症，家底重創→再度懷孕，曙光乍現→集資被騙，山窮水盡→孩子出生，勉強維穩→保姆入家，再起矛盾→婆媳激化，無可挽回——這一年，災難集中爆發如同“雪崩”，摧毀了所有人間美好。
看完這部沉悶壓抑的現實題材劇作，觀眾很難不義憤填膺，恨不得替天行道、手刃“鳳凰男”亞平和惡婆婆。《雙面膠》播出之時，女權思想正在向社會大眾普及滲透，故它一播出就引起劇烈反響，輿論上形成了一種“政治正確”：婆婆 = 施害者，討厭惡毒；媳婦 = 受害者，無辜可憐。
這種“正確”，隨著國內女性地位不斷上升、女權思想不斷髮展得以鞏固加深。在《雙面膠》的影響下，“孔雀女”和“鳳凰男”的階級歧視、東北和上海的地域歧視、北方和南方的地緣歧視，深入人心，儼然成了女性婚戀“避雷指南”。
但事實上，“政治正確”深入人心，但悲劇還是不斷髮生。不擴展到男權社會下女性地位的深層主題，我們只就《雙面膠》來論事，裡面沒有絕對“光偉正”，按最近流行的“雪花論”：雪崩時，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雙面膠》裡的“雪崩”悲劇，圍繞麗娟家的每個角色都是一片“雪花”。
麗娟和亞平的結合是因為愛情，從小被捧在手心長大的麗娟不屑多事婆媽的上海男人，和東北來上海求學的亞平陷入熱戀，不顧父母反對，執意嫁給亞平這個無錢無勢的“下等貨色（麗娟媽語）”。
麗娟任性而莽撞，除了愛情衝昏頭腦，更深層的原因是瞧不起、想擺脫自己的小市民家庭——勢力、紛雜、嘴髒，街頭巷尾，蜚短流長——原生家庭是麗娟的瘡疤，她竭力去擺脫，但當婚姻生活被接二連三的變故打亂，麗娟驀然發現原生家庭的烙印在她身上一一顯現。
麗娟用懷孕逼家裡同意她和亞平結婚，還給了他們十三萬付婚房首付，而亞平家裡只出了兩萬。為了安撫父母，亞平還時時提及這兩萬對他們安家置業多麼重要——
這在麗娟心裡是一個結，她常用這件事調笑亞平，和《萬箭穿心》裡悲情的李寶莉一樣，麗娟心不壞卻總愛惡語傷人，對老公和婆婆從不給面兒，語帶諷刺揶揄，她心底根本看不起老公。亞平一開始也是“愛妻號”丈夫，端茶送水，噓寒問暖，分擔家務，寵著嬌嗲任性的妻。但在和麗娟的婚戀裡，亞平始終是被動避責方，他跟著麗娟的主見走，樂於過被領導的小日子。
亞平父母的到來，傳統濃重的大男子觀念動搖了亞平的被動，父母要求他拿出男子尊嚴、擺正家庭地位，面對父母特別是母親和麗娟之間的“奪權之戰”，亞平還是被動，變成被“孝”和“情”來回拉扯的牆頭草。
都市家庭劇誕生的初期是迎合收視主力——女性觀眾的，所以，多數情況下，男性是作為當代都市家庭劇隱性敘事視角存在的，他們存在的價值是使矛盾產生並順利發展，婆媳鬥得轟轟烈烈，而丈夫卻被動旁觀無作為——亞平、亞平爸爸和麗娟爸爸都是這樣的設置，他們的存在是為了激起廣大女性觀眾的不滿譴責。
另一對不兼容的矛盾體——麗娟媽媽和亞平媽媽，代表了完全兩個世界的女性。
她們其實有共同點：作為母親的角色，她們都護犢子，麗娟媽媽偏心麗娟，亞平媽媽偏心女兒冠華；作為婆婆角色，她們心裡也都把兒媳當外人。《雙面膠》聚焦麗娟和亞平媽的婆媳矛盾，並未過多描述麗娟媽和兒媳婦的狀態，但從隻言片語裡，亦能感覺到麗娟媽對兒媳的排外。
很多觀眾認為亞平媽就是天生壞人，惡毒，心機重，教唆兒子，是毀了麗娟亞平婚姻的元兇。亞平媽確實是典型的傳統男權社會的“幫兇”，女人為難女人的代表。她身上有被控數最多的婆婆之罪：偏心兒子，縱容大男子主義，不尊重兒媳隱私，對女兒和兒媳嚴重“雙標”。
但另一面，她勤快，家裡打掃得一塵不染，連兒媳的內衣褲都給洗；她省儉，怕弄壞了兒子家的好沙發，特意搭上毛巾被，被麗娟嫌棄難看，又熬夜縫了迎合兒媳審美的沙發套......這些北方傳統觀念裡的婦女美德，到了上海這個現代前沿的大都市裡，統統變成了過錯。
但這些“過錯”是否代表了個人品質的好壞？不同代際、不同生活環境和不同文化背景造成生活觀念差異，恐怕不能簡單歸結於道德問題加以批判。
這些“雪花”，被世間情綁在一起。
麗娟對亞平的愛情，父母對子女的親情，由情生憂生怖，情互相糾纏，剪不斷理還亂，於是人間有了種種罪孽。
為了促成這場“雪崩”，六六“空降”了接連災難，把小家矛盾上升到社會矛盾，讓麗娟家的小打小鬧演變成了人性考驗。如果沒有接踵而來的打擊，麗娟和亞平的婚姻會像大多數人一樣，煩瑣而庸常，床頭打架床尾和，絕不至於鬧到信任全無、劍拔弩張。疾病、無良醫生、高額醫療費、捲款逃跑的廠長——雪上加霜再加霜，試問多少家庭經得起這樣的嚴酷？
小說裡，亞平在積怨已久的爆發中，喪失理智打死了麗娟；電視劇裡，導演出於不忍，才用了一個“光明”結尾——麗娟和亞平分居，得知婆婆重病將不久於人世，帶著兒子到婆婆病榻前，了卻老人心願，生死和親情化解一切婆媳恩怨。
對於結局改動，觀眾褒貶不一。有人覺得改得好，給人性留有餘地，留有曙光和希望；有人覺得是敗筆，應該尊重小說對人性黑暗的揭露，不應該改成溫情式結局。
前者傾向於罪孽得以救贖，後者傾向於罪孽不可超度。柴靜在《看見》裡寫道：“家庭是最小的社會單元，門吱呀一聲關上後，在這裡人們如何相待，多少決定了一個社會的基本面目。”
而另一條線——麗娟的同事、上海外來媳婦蔡姐，雖然家裡也連續遭遇打擊，但她和丈夫、夫家的轉變是明顯的。蔡姐從不忿轉為溫和，婆婆從偏心轉為體諒，丈夫從懦弱轉為擔當，小叔子從自私轉為相助.....和麗娟一家相反，蔡姐一家經過了多年的磨合，矛盾得以循序釋放，面對磨難，家人反而由“相殺”轉為相守相愛。
麗娟一家的悲劇在於，夫妻還沒磨合出信任理解，婆媳之道還未摸索出來，命運的災難就排山倒海而來，每個人都自恃為受害者，鑽進怨恨的牛角尖裡，不憚以最大的惡意互相揣度。
六六借蔡姐之口對麗娟說，男人就是 “雙面膠”，把婆婆和媳婦兩個原本不搭界的人粘連在一起。但其實，誰選擇了不對等婚姻？誰該為婚姻之過買單？恐怕這個階級固化的社會才是那個甩不掉的“雙面膠”。
對於這個“雪崩式”的悲劇，如果把它當不婚不育宣傳片或者媳婦智鬥婆婆爽文看，而不思考它的現實意義，則會將家庭、婚姻、婆媳關係演變成充滿硝煙的“戰場”，導演“溫情式”的結尾雖未能讓所有觀眾滿意，但起碼給我們一種與這個世界和解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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