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現在的山東地圖來看，淄博市位於魯中，煙臺市位於膠東，兩者並不接壤，從淄博最東邊的臨淄到煙臺最西邊的萊州，中間還隔著一個濰坊市。
不過，在元代，山東地區曾經有一個特殊的區劃，將並不接壤的“淄博”和“煙臺”聯繫在一起，那就是治所在淄川的“般陽府路”（有的資料簡稱為般陽路）。
（現在淄博、濰坊、煙臺三市位置示意）
元代實行省、路、（府）州、縣的區劃體系，元初山東為中書省直轄。因為當時省的面積太大，下面就分為若干路，山東境內就有濟南路、東平路、東昌路、濟寧路、益都路、般陽府路等，就面積而來，當時的“路”，類似於清代的“道”。
其實，從名字上看，般陽府路和山東其他的路相比，就比較特殊，它採用的是古名。淄川在漢代曾經設置般陽縣，縣城在般水（般，亦作盤）之陽，因此得名。
除了名字特殊之外，般陽府路的管轄區域也與眾不同。根據《元史•地理志》記載，般陽府路，領司一、縣四、州二，州領八縣。
也就是說，般陽府路總共管轄十二個縣，其中四個縣是直接管轄，有八個縣是由兩個州分別管轄。直管的四個縣分別是淄川、長山、新城和蒲臺（相當於現在淄博市的主體）。剩下的八個縣分別是掖縣、膠水、萊陽、招遠，以及蓬萊、黃縣、棲霞、福山，前四個當時屬萊州，後四個當時屬登州（相當於現在煙臺市的主體）。
對照地圖就可以發現奇特之處，般陽府路西部的四個直管縣，與東部的登萊兩州並不接壤，也就說，登州和萊州相當於般陽府路的飛地，套用現在的區劃，就是淄博隔著濰坊管理煙臺。
（般陽府路東西兩部分之間，隔著益都路）
般陽府路東西兩部分不相鄰這一點，從益都路的管轄區域也能得到佐證。根據記載，益都路的管轄範圍是益都（青州）、臨淄、臨朐、高苑、樂安、壽光、濰州（北海、昌邑）、膠州（膠西、即墨、高密）、密州（諸城、安丘）、莒州、沂州、滕州、嶧州、博興州。以上區域不僅包括瞭如今濰坊市的全部，還包括了現在淄博市的臨淄。從萊州的掖縣到般陽府路的淄川，昌邑是必經之處，而昌邑屬於益都路，因此，登萊為飛地，應該沒有疑問。
在如今的交通、通訊條件下，管理飛地（現在常見的飛地大多隻是村莊級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況是在元代，登州和萊州彙報事情，需要派人穿過益都路的地界到淄川，來回數百里，可想而知，般陽府路的行政效率，恐怕不會太高。
明知這樣的區劃會影響效率，那麼元代為何要這樣安排？結合史料來看，元廷設立這個奇特的“般陽府路”，初衷的確不是為了效率，而是為了穩定。
關於“般陽府路”的設立，《齊乘》中有比較詳細的記載：“國初淄州屬濟南（路），登萊屬益都（路）。中統五年，置淄州路，登萊二州來隸。至元二年，改為淄萊路，廿四年改為般陽府路。”
也就是說，原來般陽府路的西部，是歸濟南路管轄，東部的登萊是歸益都路管轄，當時不存在飛地問題。而到了元世祖中統五年，這才從西部和東部各劃出一部分，成立了淄州路（般陽府路）前身。
雖然《齊乘》沒有明言設立“般陽府路”的原因，在字裡行間已經有暗示，中統五年這個時間點很值得琢磨。
那麼，在這個時間點附近，發生了什麼大事，促使元廷不顧效率而設立這樣一個奇特的區劃呢？查詢《元史》，發生在中統三年的李璮叛亂一事應該是主要原因。
李璮是金末山東地方割據實力李全的兒子，李全則是金末曾割據膠東稱帝的楊安兒的妹夫（妻子楊妙真）。李全遊走在金宋元之間，後來被南宋討伐殺死。李璮代領其餘部，歸降蒙元，被任命為益都路長官。當時的益都路管轄範圍極大，登州萊州亦屬之，相當於現在濰坊、青島、煙臺、威海在內的整個半島區域，都歸李璮調度。這種區劃，很容易造成割據一方、尾大不掉的情況。而李璮本人也的確在中統三年反叛，不過因為沒有得到其他地方勢力的響應，最後在濟南被俘殺。
征討李璮之後，元廷開始通過調整區劃的方式，從制度上消弭地方割據的隱患。《元世祖本紀》載：“中統四年八月，以淄、萊、登三州為總管府，治淄州。”這個總管府，就是般陽府路的前身。
以此推斷，般陽府路設置的初衷就是改變益都路在山東半島一家獨大的局面，淄川在西，登萊在東，形成犄角之勢，一旦益都有變，般陽府路可以從東西兩面進行夾擊，以此鉗制益都地方勢力。
這一區劃的設置，在元初天下未定之時，具有一定的意義，但到了統一之後，行政不便的情況就日益凸顯。因此，到了元末，“般陽府路”東西分治的體系名存實亡，標誌性事件就是元順帝時期在萊陽設立的膠東行省，此時，登萊兩州顯然就已經跟淄川脫離了聯繫。
奇特歸奇特，這個般陽府路畢竟也是膠東歷史的一個篇章，在當地留下了不少痕跡。比如，《招遠縣誌》收錄的一篇元代碑文，署名就是“奉政大夫，般陽府路，萊州知州兼管本州諸軍、奧魯、勸農、事務李誠撰”；而棲霞衣姓的先祖，有一位就是曾擔任過般陽府路的判官，留下的碑文就是《大元國奉訓大夫般陽路總管府判衣公孝思之碑》；此外，多數膠東宋氏尊奉的先祖宋信，相傳經就是從江西到般陽府路任職，卸任後來到膠東半島的文登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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