龜茲，如同一個遙遠的夢，是飛動的樂舞，是瀰漫的馨香，蘊藏著無限的神秘。記者從北京出發，輾轉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庫車、拜城與新和三縣，尋找有代表性的龜茲文化遺址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古蹟保護中心研究員張平對龜茲文明情有獨鍾，20餘年來他多次參加和主持龜茲考古的調查、發掘、研究以及文物保護工作，對龜茲研究的成果結集為《龜茲文明——龜茲史地考古研究》一書。2010年，庫車成功申報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張平作為學術顧問參與為期20年的《庫車縣文物總體保護規劃》的編制。
從庫車經吐魯番返回烏魯木齊後，記者來到張平的工作間，在擺滿新疆各地區方誌的書架前，談起龜茲文物考古和保護。他告訴記者，對於庫車的史地考古研究需要在繼承前人工作的基礎上一步步走下去。
庫車是龜茲的中心
《中國社會科學報》：庫車縣的皮朗古城遺址名為“龜茲故城”，有學者認為庫車是龜茲的中心，這一看法有何依據？
張平：從兩漢時期直至魏晉南北朝乃至隋唐時期，龜茲的中心始終在今庫車無疑。證據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從歷史地理角度來看，庫車西邊為渭幹河，東邊為庫車河，中心正好處於兩河流域。我們知道，世界著名的古代文明都處在大江、大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幼發拉底河是古巴比倫文明的搖籃；中國古文明發源於黃河、長江流域；印度也是如此，處在印度河、恆河流域。
其次，龜茲故地的一些著名佛教遺址，都沿著雀勒塔格山圍繞著庫車而分佈，比如鹽水溝的克孜爾尕哈、蘇巴什，東邊的森木塞姆和中間玄奘所說的阿奢理大寺等石窟、寺廟遺址。經過碳14測定，這些遺址所處的年代正是龜茲國時期。
再次，從考古調查、發掘來看，今天龜茲故城城牆還有保存比較好的馬面。1907年，法國探險家伯希和在庫車古城遺址發掘時攝有照片，收入《都勒都爾—阿乎爾和蘇巴什》；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察，從敦煌返回時經過庫車，測繪了這段城牆，報告中也收入這段城牆的照片。從他們的照片可以看出，100多年前城牆保存得相當好。
此外，現在龜茲故城中有皮朗墩、洛喀依墩、薩克薩克墩三處人工高臺建築遺址，規模都非常大，其中，皮朗墩殘高20多米，方圓60多米，故城城垣的範圍與《大唐西域記》記載的 “大城周十七八里”相符合，這也能為龜茲都城位置提供實證支持。
庫車位置圖
庫車縣城由於洪水泥沙淤積嚴重，古代的文化層多處於今天地表數米之下。2006年，友誼路地下街建設時，發掘出的晉十六國的墓地正好位於庫車老城的東郊，在東城牆垣的外面。近兩年來，在棚戶區改造中曾出土過大量古代錢幣。如2012年出土了1萬多枚錢幣，以龜茲地方鑄幣為主；今年4月23日，庫車在進行棚戶區改造時，又出土了1萬多枚唐代錢幣，年號從開元到乾元，這麼大的數量，性質肯定是窖藏。這與漢唐長安窖藏的規律是相同的，也是庫車為龜茲中心的佐證之一。
多方例證都表明，龜茲中心在今庫車且大體沒有變過。
得龜茲可以控制西域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西域，龜茲不僅是佛教的中心之一，而且是漢唐經營西域的重要據點，您怎麼看待龜茲的歷史地位？
張平： 《漢書·西域傳》記載，龜茲人口8萬，這一數字甚至超過了今天新疆的一些縣的人數。龜茲礦產資源豐富，雀勒塔格山和庫車河谷中有煤、鐵、銅，而且鐵礦、銅礦埋藏較淺，便於開發。龜茲的科技、生產力水平高，且好武，所以到東漢魏晉時期，能夠兼併如東邊的輪臺、烏壘，西面的姑墨、溫宿等周邊的小國。龜茲位於西域的中心位置，強盛時，其面積約相當於今天的河北省，依靠天時、地利、資源，雄踞絲綢之路，為西域的霸主。
龜茲的地位受到歷代經營西域的中原王朝的重視。東漢時，班超從喀什、和田南下，當時龜茲還為匈奴所裹挾。《後漢書·班超傳》記載，公元75年，班超上疏請兵，稱“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陳述得龜茲可以控制西域。
貞觀十四年（640），侯君集平定高昌後設立西州，當時安西都護府府治設在交河；貞觀二十二年（648），也是出於與班超同樣的考慮，安西都護府府治又遷至龜茲。這是唐王朝治理西亞、中亞的前沿最高權力機構。唐安西都護府這一時期，對於西域和龜茲都是很重要的歷史時期。安西都護府設置時，向西管轄範圍到波斯都督府（在今伊朗）。到武則天時期，才設立北庭都護府，分天山南北，而安西都護府一直是西域管轄範圍最大的都護府。
繼承前輩的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報》：黃文弼先生被稱為“中國新疆考古第一人”，今天，我們應該如何看待他的庫車考古發掘？
張平：1992年，在烏魯木齊市召開了“20世紀西域考察與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與會中外專家均認為，中瑞聯合西北科學考察是兩國政府、專家第一次平等互利的考察。黃文弼先生參與中瑞聯合西北科學考察團，在艱難的條件下開展工作，是新疆考古的先驅，被稱為“中國新疆考古第一人”，應給予充分肯定。
1928年、1957—1958年，他先後兩次到庫車開展考古發掘，其研究成果收入《塔里木盆地考古記》、《中國新疆考古發掘報告（1957—1958）》等書。對於庫車等地的考古研究，他做出的開創性工作應得到後輩繼承。
有關專家和文物部門的負責同志感嘆，庫車的考古工作太薄弱，出土的實物例證太少。可以肯定的是，揭開覆蓋於龜茲歷史、文化之上神秘面紗，還需要很長的時間，需要一步步紮實開展工作。
面色黝黑的熱合曼是克孜爾尕哈石窟的守護者
在龜茲故地，在人跡罕至的深山之中，有一群石窟守護者，他們沒有豪言壯語，只有質樸的行動與氣度，默默守望文化遺產。記者近距離體驗他們的工作與生活，屢屢為他們的敬業精神所打動。
克孜爾申遺緊鑼密鼓展開
克孜爾石窟為“絲綢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路網”文化路線中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遺產地之一。時隔兩年，記者再到克孜爾，親身見證了龜茲研究院工作的“提速”。兩年內，以克孜爾石窟申遺為契機，研究院內外大為改觀。目前，申遺工作已經進入衝刺階段，各項工作有條不紊地推進。辦公室每週都貼出報告最新工作進度的簡報。工作人員在各自崗位上忙碌著，常毫無怨言地自願加班：“我們這裡放假與平日區別不大，大家都願意來忙工作。”
兩年攻堅克難的申遺之路，所取得的階段性成果凝結著幾多汗水。2012年6月，為切實加強克孜爾石窟申遺工作的落實，研究院專門成立了“申遺領導小組”，並由院領導掛帥成立了“克孜爾石窟申遺工作辦公室”，具體負責各項申遺工作的開展。他們以世界遺產相關公約為依據，不斷加強遺產地內部各項管理制度的制定、完善和落實。申遺工作涵蓋了申遺的工作組織、考古發掘、環境整治、遺產地本體保護、遺產信息資料保存工作、保護規劃、法制法規、環境監測、申遺檔案建設等內容。通過申遺，研究院隊伍更加壯大，專業化水準大為增強，遺產的監測、保護、管理等工作全面進入更加科學化的階段。
在開展申遺工作的兩年中，研究院主持多項探討龜茲石窟歷史價值科研課題，其中包括國家重大課題八項、社科基金課題一項，還組織實施開展多項院級課題，並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前往克孜爾石窟進行考察、交流和研究。加強同其他科研院所的合作，工作人員完成了《龜茲藝術研究》等兩部專著的審稿工作，目前正組織編寫《中國壁畫叢書·龜茲卷》。加強資料中心建設，通過自籌和接受捐助等方式，使資料中心的軟、硬件進行升級，初步建立了龜茲學資料圖書和信息庫。2012年，研究院在克孜爾石窟設立了申遺檔案室，收集整理與申報遺產有關的文字、圖片和相關文獻幾千份，相關圖片數萬張，在自治區文保中心的協助下，目前檔案整理工作即將完成，初步建立電子檔案編目系統。
記者來到檔案室，幾位年輕的研究者正在忙碌，已完成整理的檔案整齊地分類存放在櫃子裡；剛剛整理出來的照片、文件等，在桌上摞起幾十釐米。“我們所做的是基礎性的工作，整理檔案主要是為以後的研究者利用。”
2013年5月，“絲路梵音——龜茲敦煌石窟壁畫展”在莫高窟隆重開展，絲路之上的兩顆璀璨明珠因此而“相遇”，龜茲壁畫臨摹作品令參觀者驚歎。記者隨研究院美術研究所工作人員進入工作室，洞窟壁畫臨摹工作是該所9位工作人員的要務。來自阿富汗的青金石是壁畫臨摹所用顏料的一種，工作人員向記者展示其從揀選到研磨的過程，僅調製顏料的過程就非常繁複，即使不計調製顏料的時間，臨摹一幅1米多見方的作品至少需要3個月。2013年5月，洞窟臨摹工作長期規劃初稿已經完成。2012年，研究院先後在廈門、大同、杭州以及阿克蘇等地舉辦了龜茲壁畫臨摹作品藝術巡展。目前研究院組織籌劃的“絲綢之路與克孜爾石窟文獻展”，已完成展陳設計，正在積極組織。
“小心，注意壁畫。”在庫木吐喇石窟參觀時，研究院文物保護研究所所長葉梅善意地提醒記者。記者馬上注意到揹包可能會觸到壁畫而趕緊小心地把它抱在胸前。進洞人的一切細節都被保護工作者看在眼中，避免對石窟一絲一毫的損害。目前，《克孜爾千佛洞保護總體規劃（2012—2030）》已完成制定，龜茲石窟的保護已進入科學保護階段，管理規定等更加嚴格，處處令人感受到文化遺產的聖潔而心生崇敬。葉梅告訴記者，在克孜爾從事石窟保護乃至其他工作，都是源於對石窟的熱愛。
克孜爾千佛洞
克孜爾千佛洞的夜晚，除了幾盞孤燈之外，沒有多少光亮，只有稀落的蟲鳴和潺潺流水聲，輕輕敲打著一片安寂。即使是白天也罕有人聲鼎沸的景象，夜幕降下，萬籟俱寂。在院中散步，幽暗的林中似乎潛藏著什麼動物，從旁走過不禁恐懼地屏住呼吸。
正是在這樣空寂、荒涼的地方，守護克孜爾，守護龜茲，守護者們共同書寫了一部凝聚著幾代人的青春與悲歡的故事。
克孜爾千佛洞
王建林研究員在克孜爾工作已有40年。40年與龜茲相伴的歷歷往事，如同淚泉的溪流，汩汩而來。那時交通不便，來克孜爾要頗費周折。生活條件非常艱苦，喝鹹水，脫土坯，種菜、建房之類的都是自己動手。他記憶深刻的是一年除夕，萬家團聚的時候，他一人在克孜爾守衛，方圓幾十裡空寂無人，幾乎漆黑一片，令人不寒而慄，而他堅持了下來。
現在在克孜爾，飯菜比兩年前大為豐富，然而也只是四菜一湯；仍然是自帶餐具，飯後自己刷洗，每餐幾乎都是定量就餐。員工的住宿條件也大為改善，以便讓他們更加安心地工作、研究。
龜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苗利輝1997年從西北大學畢業後到克孜爾工作，“紮根克孜爾”之後一干就是16年。大約同時來的十多個人中，目前留在研究院的只有寥寥三四個。他在此成家，妻子趙麗婭是美術研究所文博館員。這對克孜爾伉儷舉行了特殊的婚禮，沒有西裝，沒有婚紗，沒有轎車，沒有紅地毯，只是踩著佛窟聖土。此後，他們共同在窮山僻壤之間默默地將青春歲月獻給龜茲文化。
200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庫木吐喇石窟保護維修工程專家組抵達庫木吐喇石窟，決定由研究所負責洞窟保護、考古檔案資料的收集、記錄、攝影、測繪等工作。工作組當年即進入工作現場。第一期工作歷時三年，其間他們經受了南疆的炎炎烈日和滔滔洪水的考驗，徒步翻山越嶺，涉過齊腰深的河水，即使洪水暴漲時也未停止工作，還對洪水進行觀測攝影，堅持病害調查測繪，其工作獲得教科文組織庫木吐喇石窟保護維修工程專家組和教科文組織官員的高度評價。《庫木吐喇石窟內容總錄》即建立於這項工作的基礎上。手捧內容翔實、圖像精美的著作，讀者可能難以想象它們誕生於艱苦甚至危險的環境中。
“遠離塵囂”在這裡非常真切。大城市的喧囂被戈壁和山巒阻隔在外，每週有一次集體乘車去庫車縣城的機會。研究院的年輕人已習慣了這種環境，人在這裡變得單純而真誠。對於他們，從外面的繁華都市來到人煙稀少、交通不便的克孜爾工作，不僅要面對心靈上的孤寂，而且一旦生病則面臨醫療問題，此後又將面臨婚育和子女教育等一系列問題。雖然面對重重考驗，但他們“痴心不改”。
不止一個年輕人告訴記者，“想在年輕時發揮專業所長，不斷增長專業素養”。帶著這樣的願望，西北大學的周智波與楊傑，畢業後一同來到研究院文物保護研究所。
採訪中，研究院黨委書記張國領在龜茲研究院（所）成立二十五週年所寫的對聯在記者腦際閃回：“二十五載千佛相伴有苦有樂情繫古龜茲，終其一生守望石窟有得有失夢圓克孜爾。”它表達了克孜爾人的真實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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