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兹，如同一个遥远的梦，是飞动的乐舞，是弥漫的馨香，蕴藏着无限的神秘。记者从北京出发，辗转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库车、拜城与新和三县，寻找有代表性的龟兹文化遗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古迹保护中心研究员张平对龟兹文明情有独钟，20余年来他多次参加和主持龟兹考古的调查、发掘、研究以及文物保护工作，对龟兹研究的成果结集为《龟兹文明——龟兹史地考古研究》一书。2010年，库车成功申报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张平作为学术顾问参与为期20年的《库车县文物总体保护规划》的编制。
从库车经吐鲁番返回乌鲁木齐后，记者来到张平的工作间，在摆满新疆各地区方志的书架前，谈起龟兹文物考古和保护。他告诉记者，对于库车的史地考古研究需要在继承前人工作的基础上一步步走下去。
库车是龟兹的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报》：库车县的皮朗古城遗址名为“龟兹故城”，有学者认为库车是龟兹的中心，这一看法有何依据？
张平：从两汉时期直至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时期，龟兹的中心始终在今库车无疑。证据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历史地理角度来看，库车西边为渭干河，东边为库车河，中心正好处于两河流域。我们知道，世界著名的古代文明都处在大江、大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是古巴比伦文明的摇篮；中国古文明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印度也是如此，处在印度河、恒河流域。
其次，龟兹故地的一些著名佛教遗址，都沿着雀勒塔格山围绕着库车而分布，比如盐水沟的克孜尔尕哈、苏巴什，东边的森木塞姆和中间玄奘所说的阿奢理大寺等石窟、寺庙遗址。经过碳14测定，这些遗址所处的年代正是龟兹国时期。
再次，从考古调查、发掘来看，今天龟兹故城城墙还有保存比较好的马面。1907年，法国探险家伯希和在库车古城遗址发掘时摄有照片，收入《都勒都尔—阿乎尔和苏巴什》；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从敦煌返回时经过库车，测绘了这段城墙，报告中也收入这段城墙的照片。从他们的照片可以看出，100多年前城墙保存得相当好。
此外，现在龟兹故城中有皮朗墩、洛喀依墩、萨克萨克墩三处人工高台建筑遗址，规模都非常大，其中，皮朗墩残高20多米，方圆60多米，故城城垣的范围与《大唐西域记》记载的 “大城周十七八里”相符合，这也能为龟兹都城位置提供实证支持。
库车位置图
库车县城由于洪水泥沙淤积严重，古代的文化层多处于今天地表数米之下。2006年，友谊路地下街建设时，发掘出的晋十六国的墓地正好位于库车老城的东郊，在东城墙垣的外面。近两年来，在棚户区改造中曾出土过大量古代钱币。如2012年出土了1万多枚钱币，以龟兹地方铸币为主；今年4月23日，库车在进行棚户区改造时，又出土了1万多枚唐代钱币，年号从开元到乾元，这么大的数量，性质肯定是窖藏。这与汉唐长安窖藏的规律是相同的，也是库车为龟兹中心的佐证之一。
多方例证都表明，龟兹中心在今库车且大体没有变过。
得龟兹可以控制西域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西域，龟兹不仅是佛教的中心之一，而且是汉唐经营西域的重要据点，您怎么看待龟兹的历史地位？
张平： 《汉书·西域传》记载，龟兹人口8万，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今天新疆的一些县的人数。龟兹矿产资源丰富，雀勒塔格山和库车河谷中有煤、铁、铜，而且铁矿、铜矿埋藏较浅，便于开发。龟兹的科技、生产力水平高，且好武，所以到东汉魏晋时期，能够兼并如东边的轮台、乌垒，西面的姑墨、温宿等周边的小国。龟兹位于西域的中心位置，强盛时，其面积约相当于今天的河北省，依靠天时、地利、资源，雄踞丝绸之路，为西域的霸主。
龟兹的地位受到历代经营西域的中原王朝的重视。东汉时，班超从喀什、和田南下，当时龟兹还为匈奴所裹挟。《后汉书·班超传》记载，公元75年，班超上疏请兵，称“若得龟兹，则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陈述得龟兹可以控制西域。
贞观十四年（640），侯君集平定高昌后设立西州，当时安西都护府府治设在交河；贞观二十二年（648），也是出于与班超同样的考虑，安西都护府府治又迁至龟兹。这是唐王朝治理西亚、中亚的前沿最高权力机构。唐安西都护府这一时期，对于西域和龟兹都是很重要的历史时期。安西都护府设置时，向西管辖范围到波斯都督府（在今伊朗）。到武则天时期，才设立北庭都护府，分天山南北，而安西都护府一直是西域管辖范围最大的都护府。
继承前辈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黄文弼先生被称为“中国新疆考古第一人”，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他的库车考古发掘？
张平：1992年，在乌鲁木齐市召开了“20世纪西域考察与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中外专家均认为，中瑞联合西北科学考察是两国政府、专家第一次平等互利的考察。黄文弼先生参与中瑞联合西北科学考察团，在艰难的条件下开展工作，是新疆考古的先驱，被称为“中国新疆考古第一人”，应给予充分肯定。
1928年、1957—1958年，他先后两次到库车开展考古发掘，其研究成果收入《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国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等书。对于库车等地的考古研究，他做出的开创性工作应得到后辈继承。
有关专家和文物部门的负责同志感叹，库车的考古工作太薄弱，出土的实物例证太少。可以肯定的是，揭开覆盖于龟兹历史、文化之上神秘面纱，还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一步步扎实开展工作。
面色黝黑的热合曼是克孜尔尕哈石窟的守护者
在龟兹故地，在人迹罕至的深山之中，有一群石窟守护者，他们没有豪言壮语，只有质朴的行动与气度，默默守望文化遗产。记者近距离体验他们的工作与生活，屡屡为他们的敬业精神所打动。
克孜尔申遗紧锣密鼓展开
克孜尔石窟为“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路网”文化路线中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遗产地之一。时隔两年，记者再到克孜尔，亲身见证了龟兹研究院工作的“提速”。两年内，以克孜尔石窟申遗为契机，研究院内外大为改观。目前，申遗工作已经进入冲刺阶段，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推进。办公室每周都贴出报告最新工作进度的简报。工作人员在各自岗位上忙碌着，常毫无怨言地自愿加班：“我们这里放假与平日区别不大，大家都愿意来忙工作。”
两年攻坚克难的申遗之路，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凝结着几多汗水。2012年6月，为切实加强克孜尔石窟申遗工作的落实，研究院专门成立了“申遗领导小组”，并由院领导挂帅成立了“克孜尔石窟申遗工作办公室”，具体负责各项申遗工作的开展。他们以世界遗产相关公约为依据，不断加强遗产地内部各项管理制度的制定、完善和落实。申遗工作涵盖了申遗的工作组织、考古发掘、环境整治、遗产地本体保护、遗产信息资料保存工作、保护规划、法制法规、环境监测、申遗档案建设等内容。通过申遗，研究院队伍更加壮大，专业化水准大为增强，遗产的监测、保护、管理等工作全面进入更加科学化的阶段。
在开展申遗工作的两年中，研究院主持多项探讨龟兹石窟历史价值科研课题，其中包括国家重大课题八项、社科基金课题一项，还组织实施开展多项院级课题，并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前往克孜尔石窟进行考察、交流和研究。加强同其他科研院所的合作，工作人员完成了《龟兹艺术研究》等两部专著的审稿工作，目前正组织编写《中国壁画丛书·龟兹卷》。加强资料中心建设，通过自筹和接受捐助等方式，使资料中心的软、硬件进行升级，初步建立了龟兹学资料图书和信息库。2012年，研究院在克孜尔石窟设立了申遗档案室，收集整理与申报遗产有关的文字、图片和相关文献几千份，相关图片数万张，在自治区文保中心的协助下，目前档案整理工作即将完成，初步建立电子档案编目系统。
记者来到档案室，几位年轻的研究者正在忙碌，已完成整理的档案整齐地分类存放在柜子里；刚刚整理出来的照片、文件等，在桌上摞起几十厘米。“我们所做的是基础性的工作，整理档案主要是为以后的研究者利用。”
2013年5月，“丝路梵音——龟兹敦煌石窟壁画展”在莫高窟隆重开展，丝路之上的两颗璀璨明珠因此而“相遇”，龟兹壁画临摹作品令参观者惊叹。记者随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工作人员进入工作室，洞窟壁画临摹工作是该所9位工作人员的要务。来自阿富汗的青金石是壁画临摹所用颜料的一种，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其从拣选到研磨的过程，仅调制颜料的过程就非常繁复，即使不计调制颜料的时间，临摹一幅1米多见方的作品至少需要3个月。2013年5月，洞窟临摹工作长期规划初稿已经完成。2012年，研究院先后在厦门、大同、杭州以及阿克苏等地举办了龟兹壁画临摹作品艺术巡展。目前研究院组织筹划的“丝绸之路与克孜尔石窟文献展”，已完成展陈设计，正在积极组织。
“小心，注意壁画。”在库木吐喇石窟参观时，研究院文物保护研究所所长叶梅善意地提醒记者。记者马上注意到背包可能会触到壁画而赶紧小心地把它抱在胸前。进洞人的一切细节都被保护工作者看在眼中，避免对石窟一丝一毫的损害。目前，《克孜尔千佛洞保护总体规划（2012—2030）》已完成制定，龟兹石窟的保护已进入科学保护阶段，管理规定等更加严格，处处令人感受到文化遗产的圣洁而心生崇敬。叶梅告诉记者，在克孜尔从事石窟保护乃至其他工作，都是源于对石窟的热爱。
克孜尔千佛洞
克孜尔千佛洞的夜晚，除了几盏孤灯之外，没有多少光亮，只有稀落的虫鸣和潺潺流水声，轻轻敲打着一片安寂。即使是白天也罕有人声鼎沸的景象，夜幕降下，万籁俱寂。在院中散步，幽暗的林中似乎潜藏着什么动物，从旁走过不禁恐惧地屏住呼吸。
正是在这样空寂、荒凉的地方，守护克孜尔，守护龟兹，守护者们共同书写了一部凝聚着几代人的青春与悲欢的故事。
克孜尔千佛洞
王建林研究员在克孜尔工作已有40年。40年与龟兹相伴的历历往事，如同泪泉的溪流，汩汩而来。那时交通不便，来克孜尔要颇费周折。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喝咸水，脱土坯，种菜、建房之类的都是自己动手。他记忆深刻的是一年除夕，万家团聚的时候，他一人在克孜尔守卫，方圆几十里空寂无人，几乎漆黑一片，令人不寒而栗，而他坚持了下来。
现在在克孜尔，饭菜比两年前大为丰富，然而也只是四菜一汤；仍然是自带餐具，饭后自己刷洗，每餐几乎都是定量就餐。员工的住宿条件也大为改善，以便让他们更加安心地工作、研究。
龟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苗利辉1997年从西北大学毕业后到克孜尔工作，“扎根克孜尔”之后一干就是16年。大约同时来的十多个人中，目前留在研究院的只有寥寥三四个。他在此成家，妻子赵丽娅是美术研究所文博馆员。这对克孜尔伉俪举行了特殊的婚礼，没有西装，没有婚纱，没有轿车，没有红地毯，只是踩着佛窟圣土。此后，他们共同在穷山僻壤之间默默地将青春岁月献给龟兹文化。
200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库木吐喇石窟保护维修工程专家组抵达库木吐喇石窟，决定由研究所负责洞窟保护、考古档案资料的收集、记录、摄影、测绘等工作。工作组当年即进入工作现场。第一期工作历时三年，其间他们经受了南疆的炎炎烈日和滔滔洪水的考验，徒步翻山越岭，涉过齐腰深的河水，即使洪水暴涨时也未停止工作，还对洪水进行观测摄影，坚持病害调查测绘，其工作获得教科文组织库木吐喇石窟保护维修工程专家组和教科文组织官员的高度评价。《库木吐喇石窟内容总录》即建立于这项工作的基础上。手捧内容翔实、图像精美的著作，读者可能难以想象它们诞生于艰苦甚至危险的环境中。
“远离尘嚣”在这里非常真切。大城市的喧嚣被戈壁和山峦阻隔在外，每周有一次集体乘车去库车县城的机会。研究院的年轻人已习惯了这种环境，人在这里变得单纯而真诚。对于他们，从外面的繁华都市来到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的克孜尔工作，不仅要面对心灵上的孤寂，而且一旦生病则面临医疗问题，此后又将面临婚育和子女教育等一系列问题。虽然面对重重考验，但他们“痴心不改”。
不止一个年轻人告诉记者，“想在年轻时发挥专业所长，不断增长专业素养”。带着这样的愿望，西北大学的周智波与杨杰，毕业后一同来到研究院文物保护研究所。
采访中，研究院党委书记张国领在龟兹研究院（所）成立二十五周年所写的对联在记者脑际闪回：“二十五载千佛相伴有苦有乐情系古龟兹，终其一生守望石窟有得有失梦圆克孜尔。”它表达了克孜尔人的真实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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