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日報》原漳州記者站站長王作民先生，曾經寫了一篇《郭沫若的漳州情結》文章，文章說到郭沫若對漳州之情，集結在“一花一碑一木偶一鑄幣”，花即水仙花，木偶也就是布袋戲。那麼碑還是在九湖木棉村的那個“木棉千古一碑存”，傳載了發生在漳州的一個重大歷史事件。
那年那天，郭沫若先生路過漳州，在茶餘飯後談起宋代大奸臣賈似道被浙江會稽縣尉鄭虎臣殺死在漳南十里木棉庵的歷史事件，並詢問木棉庵舊址保護情況。當時的龍溪地委領導臨時決定請郭老前往龍海縣九湖公社木棉大隊參觀考察。郭老仔仔細細地看了木棉庵及周邊古榕樹下的碑刻，興致勃勃地說“在馮夢龍編纂的《古今小說》裡，有一章《木棉庵鄭虎臣報冤》，所描寫的故事就發生在這裡。”當時，他又看了附近的紀念亭，高興地讚揚這裡文物保護得很好，歷史上忠君報國、春秋大義的儒家文化。在考古學方面，還有一件出自石碼的文物，郭沫若先生做過了重要貢獻。
原來，漳州博物館收藏一種稀罕的銀元，正面鑄字“漳州軍響”，背面鑄有“足紋通行”，由於沒有標明年代，銀元上的花押又是用草書重疊寫成的，極難辨認，因而多年來考古學者和錢幣專家對這種銀元的鑄造者和通行年代無法確定，有人認為是清朝同治三年(1864年)曾國藩弟弟曾國荃率軍到漳州鎮壓太平天國李世賢部起義軍時鑄造的。亦有的認為是清朝同治二年(1863年)，左宗棠任閩浙總督時，在漳州設廠鑄造的。正好後來有一年，郭沫若來廈門鼓浪嶼參觀鄭成功紀念館，也看到這款銀元，他通過對草書花押反覆琢磨，認定是由“朱成功”三個字組成的。
根據二十四史《明史》記載,鄭成功的祖上是從榜山洋西山北祖遷居錦浦橋爐山血脈，和億龍集團董事長鄭龍根這位“中國農民”近祖同根，他的祖公是清初從古縣遷居南安石井的。鄭成功原名鄭森，比古縣巧山村原黨委書記鄭森長少了一字“長”，當年有一位排四柱算命先生替鄭芝龍把脈森兒運程，說他兒子八字欠“木”，故取名“森”字。龍文區原空軍副師長是欠水也欠木，才叫陳木水，這一切都不離《周易》八卦頭。後來，鄭森懂事識字後，知道自己八字欠木，也自號“大木”。南明隆武帝朱鍵在福州即位時，曾賜他國姓“朱”，名“成功”，亦有奚落鄭森的母親——日本查某的意思(鄭芝龍娶日本美女生了鄭森，這是我猜的，因為“失敗是成功之母”)，可以證明鄭成功祖地是在龍溪古縣的證據是，鄭成功之孫鄭克塽在《鄭氏附葬祖父墓誌銘》中寫道“先世自河南滎陽入閩，由莆居漳乃移居泉之南安，遂世為南安人。十一世飛黃公(鄭芝龍)，十二世鄭成功……”
民間尊稱鄭成功為“國姓爺”或朱成功是有正史記載的。所以，郭沫苦斷定了陳列在鼓浪嶼鄭成功紀念館那些與漳州博物館同款式的古幣銀元，是“朱成功”花押銀元，結束了業界的長期紛爭，是一個歷史性的結論貢獻!
有人不禁會問，這批刻意“朱成功”的古幣銀元，是哪裡設廠鑄造的，這得感謝當今“老仙公”陳金土先生，他在送我的論文《試從古街印證月港的繁榮》中說到“順治九年(1652年)，鄭成功在祖山、龍海橋、福勝橋、內社、大埕跟王邦俊總兵所率領的清軍打了五戰互有勝負，而於鎮門一戰，把清軍逐出月港地區(今龍海市海澄石碼榜山)。當時，鄭成功在石碼大埕(今龍海市政府所在地)明太師鄭深道的鄭氏家廟去祭祖，在內社關帝廟後建立練兵場，故內社關帝廟後的草坪被稱為鄭軍埔，並在石碼大埕設工廠鑄造銀元錢幣，建立南明鄭氏的臨時政權。”這明未清初的石碼大埕，就是這款被郭沫若先生鑑定過，並且發文刊在《歷史研究》專刊上的朱成功“漳州軍響”錢幣銀元鑄造地。石碼大埕，福地也是財地呀！怪不得後來有一位龍海工商局長，取用大名叫“財福”也，這都不離地方文化，也不忘歷史傳承!
話說回來，在石碼往西十五里，漳州城南十里九龍嶺下的那排碑文，歷史文化或許更加厚重一些，所以，郭沫若先生來漳州視察時特地走了一趟，說的是南宋末年，朝政腐敗，民不聊生。右丞相賈似道私向南侵的蒙古忽必烈求和，答應稱臣納幣，詐稱“大獲全勝”，騙得理宗信任後被封為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他強購民田為“公田”、濫發“關子”(紙幣)，把持朝政，甚至一次竟以金紫衣道人託夢(說殺賈者為姓鄭氏也)為由，罷免朝中所有姓鄭官吏，一律除去備錄進士中鄭氏名錄等等。德祐元年(1275年)，元軍沿長江東下，朝野震驚，大臣群起彈劾賈似道誤國之罪，謝太后為平服人心，把賈似道貶為廣東高州團練副使，因高州路遠，無人願押送，只有任滿回鄉的會稽縣尉鄭虎臣挺身而出，自承苦差。鄭虎臣押送賈似道從仙霞關入閩，經建甌、泉州，於十月深秋入漳，漳州太守趙介如原是賈似道的門客，有受薦推用之恩，連忙出城迎接，籍慰三天，大獻殷勤。過一天，鄭虎臣押送賈似道出漳州城南“五里亭”，經九湖內寮驛道，這時，如果用元代詩人馬致遠的詩《天淨沙·秋思》來描繪鄭虎臣的心情，我想是這樣的：“古藤老樹昏鴨，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斷腸人天涯。”一陣秋風吹拂之後，他頓有所悟：“賈老賊爪牙遍天下，說不定有朝一日重新掌權，則禍國殃民……”，遂萌生殺機。離城二十里，九龍嶺鄉關日暮，鄭虎臣押賈似道投宿木棉庵，夜半三更，賈似道“病篤，洩瀉欲絕，虎臣知其服腦子求死。乃雲‘好教他袛憑地死’，遂錘數下而殂。”並用草蓆把賈似道屍體草埋於木棉庵側的雜地裡。鄭虎臣誅殺誤國奸相賈似道，為國鋤奸，為民除害，消息傳出，人人拍手稱快，千古流芳。明代抗倭名將俞大猷在木棉庵右側豎立一座長方形石碑，鐫刻“宋鄭虎臣誅賈似道於此”十個字，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龍溪知縣袁本濂重立。歷代騷人墨客到此憑弔遺蹟，無不謳歌忠義之士鄭虎臣為國除奸的壯舉，也無不唾棄奸相賈似道禍國殃民的行徑。碑旁刊刻明代王肇衡所題的七絕詩碑：“當年誤國豈堪論，竄逐遐方暴日奔，準道虎臣成勁草，木棉千古一碑存”，民國25年在碑前建有長形八角石亭一座，稱“木棉亭”，並有現代人刻寫的建亭碑記《木棉亭記》，如今碑亭均尚完好，被原龍海縣人民政府列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關於木棉亭鄭虎臣誅賈似道的題詠很多，如清代龍溪人張士楷正氣滿腔的詩云：
尚方斬馬定須攜，
討賊捐軀未滄悽；
往事已埋秋壑裡，
斜陽自轉木棉西。
徵蠻卻愛俞都護，
勒石猶標鄭會稽；
千古快心推此地，
春風莫遺杜鳴啼。
木棉亭乃儒家文化“匡扶正義”、“忠君報國”的象徵。至於木棉碑亭所處的木棉庵、木棉村，緣何名為“木棉”，陳僑森等著的《漳州掌故》(漳州市圖書館出版)稱：在宋朝，這裡已經以“木棉”作為地名，可見木棉之盛。而在我國，古代無木棉，只有絲棉，木棉村所種的木棉屬棉花，不是現在的稱英雄樹、攀枝花的木棉樹，而是多年生木本海島棉，稱“吉貝”(吉貝是馬來話kapok的音譯)。故南宋末年，名人謝枋得收到閩人劉純父惠贈的棉布時，以詩答謝曰：“嘉樹種木棉，天何厚八閩”。而北宋彭乘的《續墨客揮犀》載道：“閩嶺以南，土人竟植木棉，採其花為布，號吉貝布，或把棉花染成五色，織成花布”。如今，木棉村已沒有當年的“木棉樹”，卻有九龍嶺下看不盡的荔海桔林。
倒是縣城石碼錦江道和龍海一中校園，栽了不少木棉樹，春來花正紅，映在匆匆而過的遊人學子身上，顯得更有忠貞正氣或意氣風發，雖然此木棉非那木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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