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把幸福當成訪客，否則你只會望眼欲穿。要把它當成一直在身邊的朋友甚至家人，好好享受它的陪伴。
英國政治經濟學家戴維斯（William Davies）在《幸福業》（The Happiness Industry）一書指出，幸福已成一盤賺大錢的生意。 （資料圖/圖）
西方文學史上兩個著名的女通姦者——托爾斯泰筆下的安娜·卡列妮娜（Anna Karenina）與福樓拜筆下的愛瑪·包法利（Emma Bovary）皆不得善終。安娜撞向迎面而來的火車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愛瑪的下場更慘，同樣是自殺，她選擇服毒，所服的毒藥還要是令人腸穿肚爛、受盡折磨才死的砒霜。
在兩位大作家的心目中，這是她們應得的懲罰。文豪無法寬恕的，不是兩個女人的紅杏出牆，而是她們對幸福的非分之想。這一點，福樓拜在書中清楚表述了他的立場。他說：“女主角中了浪漫主義的毒，是她悲傷的源頭。她愛上了不可能的夢，因而無法接受自己生活的平凡以及與幸福的距離。”
那即是說，愛瑪確實是罪人，但她的頭等大罪（cardinal sin）不是通姦，而是妄想得到幸福。難怪《安娜·卡列妮娜》和《包法利夫人》兩部經典不是美國讀者的至愛。畢竟，美國是一個將“追求幸福的權利”（the right to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寫進憲法的國家。問題是，幸福真的追求得來嗎？
埃裡克·霍弗（1898-1983）是美國一名傳奇學者。早年曾經失明，靠一邊打工一邊自學成就學問，1964年成為加州伯克利大學政治科學高級研究員。但他仍喜歡碼頭搬運工作，他的許多思想，都是在那個環境中獲得啟發。因此，他被稱為“碼頭工人哲學家”。 （資料圖/圖）
美國哲學家埃裡克·霍弗（Eric Hoffer）說，上窮碧落下黃泉地尋找快樂，只會令人身心俱疲，無法真正快樂起來（Our search for happiness is one of the chief sources of our unhappiness）。他認為，幸福是一種好運氣，沒法找到，只可碰上。然而，既然我們決定不了自己的“生”，便更要取回怎樣“活”的自主權。如果幸福是一生在追求卻一生追求不到的東西，我們必須學懂享受追求的過程。這才是生活的藝術。
我的理想生活，是二次大戰後美國“垮掉的一代”作家凱魯亞克（Jack Kerouac）代表作《在路上》（On the Road）描述的發現和探索之旅。只有真正自由的人才可以張開雙手，將生命無限的可能性一抱入懷。至於什麼才是真正的自由，當然一言難盡。
死時只有27歲的搖滾樂歌手賈普林（Janis Joplin）那句“Freedom is just another word for nothing left to lose”（自由是一無所有的同義詞）曾經深得我心，因為一無所有才能一無牽掛。
可是年紀漸長，覺得真正的幸福，可能是聖誕節例必回放的好萊塢經典《生活多美好》（It's a Wonderful Life，又譯《風雲人物》《美好人生》）主角所過的那種生活。主角佐治為家人、朋友和小區付出所有。他放棄周遊列國的夢想，在生於斯、長於斯的小鎮，做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商人。聖誕夜債主臨門，他萬念俱灰打算自殺。他的守護天使此時現身，以魔法讓他看到如果他沒有來到這個世界，多少人的生活會變得痛苦和不幸。佐治於是明白自己生命的價值，並重拾生活的勇氣。
聖誕節例必回放的好萊塢經典電影《生活多美好》劇照。 （資料圖/圖）
那句引起廣泛共鳴的“想讓世界因我而有一點點的不一樣”，其實是《生活多美好》的舊調重彈。自由誠可貴，但友誼、親情、愛情、與社會的聯繫，以及對社會的貢獻，又何嘗不是幸福的基石？人不僅不是孤島，更是群居動物。在日常生活中，最能給人幸福感的活動全屬社會性、與他人有關的，例如戀愛和與朋友聚首一堂。也許幸福是個高難度的平衡動作，關鍵是在忠於自己與取悅別人、享受自由與尋找意義、獨處（solitude）與群眾（multitude）之間找到妥協。
《草葉集》（Leaves of Grass）作者惠特曼（Walt Whitman）的詩句包含幸福之道，例如“幸福，不在他處，而在這裡；不在下一刻，而在此一刻”（Happiness…not in another place but this place, not for another hour but this hour ）。
也許，這就是幸福的秘密：不要把它當成訪客，否則你只會望眼欲穿。要把它當成一直在身邊的朋友甚至家人，好好享受它的陪伴。
人類對幸福的追求源遠流長。古希臘人常常掛在嘴邊的一個字是“Eudaimonia”，意思是美滿、豐盈的人生，即今人所說的幸福。希臘的“首席哲學家”柏拉圖認為，全然獨立自主、對人一無所求的生活（a life of total self-sufficiency）最接近幸福。
到18世紀後期，幸福發展成一套哲學。英國哲學家和社會改革家邊泌（Jeremy Bentham）提出的“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以“效益原則”為道德基礎。所謂效益，就是有關人士的幸福。個人的行為也好，政府的政策也好，若產生的結果會增加而不是減少效益，就屬正當而合理。
時至今日，幸福已成一盤賺大錢的生意。英國政治經濟學家戴維斯（William Davies）在《幸福業》（The Happiness Industry）一書指出，在資本主義發達的西方社會，意義隱晦的“Happiness” 一詞的使用，遠不及可以量度甚至量化的“Well-being”（生活質量）一詞普遍。幸福，求之不得，總是這麼近又那麼遠；但只要負擔得起，誰人都可以提升自己的生活質量。由此可見，“Well –being” 是“Happiness”的普及版和商品化。
真正的財富不在擁有而在克己 （Wealth consists not in having great possessions but in having few wants），是古希臘哲學家的智慧。在今日的過度消費和資本主義社會，這套反生產的思想是異端邪說。幸福不再是個人的追求，而是必須透過供應來滿足的市場需求。
林沛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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