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劉暢
來源 | 健康點healthpoint
為了將上海建設成為“亞洲醫學中心”，上海市將出臺一份內容包含醫藥、養老、精準醫療等多方面多達50項新政的重磅政策，並制定了相關落實的委辦局機構。其中關於公私合辦非營利性機構、對醫保數據的開放等政策尤為值得關注。
在6月19日的十一屆上海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五次會議上，通過了一份名為《加快發展健康服務業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若干意見”）的文件，雖然這份文件的全文尚未公佈，但日前記者在一場行業會議上得知，根據此前的“徵求意見稿”版本，上海市即將出臺的這份文件包含多達50條內容的健康服務產業政策，其中涉及允許公私合辦非營利性醫院，搭建上海健康保險交易中心，建立類似英國的GP制度等重要內容。
據悉，政府草擬這50條政策的目的是將上海建設成為“亞洲醫學中心城市”，將健康服務業打造成上海市重要的支柱產業——到2030年，健康服務業規模和質量佔全市生產總值比重要增加到7.5%。
1
允許公私合辦非營利性醫療機構
根據“若干意見”，上海將允許公立醫院根據規劃和需求，與社會力量合作舉辦新的非營利性醫療機構。鼓勵公立醫院與社會辦醫療機構在人才、管理、技術等方面建立協議合作關係，並鼓勵社會辦醫參加醫療聯合體建設。
對社會辦醫來說，這無疑是重大的利好消息。過去，不少社會辦醫以“託管”、“特許經營”、“科室共建”、PPP等形式與公立醫院取得合作，獲取優質醫療資源，在短期內解決生存難題。然而，在實踐中，公私合營常常飽受爭議，深陷國有資產流失、公私利益輸送等政治和道德危機。
2017年底，全國人大常委會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草案）》（簡稱“《草案》”），明令“禁止政府辦公立醫療衛生機構與社會資本合作舉辦營利性機構”；“嚴格控制公立醫院對外投資。公立醫院不得舉債建設”。一時間，業界對公私合營醫院噤若寒蟬。
今年上半年，財政部對11個醫療衛生行業的PPP項目緊急叫停，其中3個項目被調出並退庫，2個項目被調出，6個項目被要求限期整改。原廣東省衛計委巡視員廖新波對此在其個人微博上發表評論稱，“醫院PPP用歪了”，‘公私雙方’都是向著營利方向走。此後，業界也多次熱議“公立醫院與社會資本還能不能合作”，“怎麼合作”等話題。
這種背景下，上海版的“若干意見”一方面明確了對社會辦醫的支持態度，一方面為公私合作辦醫指明瞭方向，同時，鼓勵社會辦醫加入醫聯體的條款，則為優質醫療資源在更大範圍的共享提供了思路。
值得關注的是，“若干意見”中強調，要落實完善基本醫療保險支持政策，醫保管理機構與符合條件的社會辦醫療機構簽訂定點服務協議，在程序、時限、標準等方面與公立醫療機構同等對待。對在高水平社會辦醫療機構就醫的醫保病人，基本醫療保險基金按公立醫院同等價格政策或病種費用標準予以報銷。
為達到“亞洲醫學中心城市”的目標，上海還提出“5+X”健康醫療服務業佈局”。
以高端化、國際化、集聚化、特色化為方向，在上海國際醫學園區、新虹橋國際醫學中心、嘉定精準醫療與健康服務集聚區、普陀桃浦國際健康創新產業園區、徐匯楓林生命健康產業園區等基礎上，在楊浦、金山、奉賢、崇明等區域建設若干健康醫療服務業集聚區。
長久以來，上海都是優質醫療資源的高地。上海三甲醫院的數量僅次於北京，位列全國第二。知情人士透露，上海大多數專科的醫療機構都已經達到飽和，再做增量已經很難獲批。本次“若干意見”開出的優惠條件，將有可能在以上“5+x”的區域放鬆牌照管制，為符合上述“高大上”定位的社會辦醫療機構創造進駐機會。
2
搭建健康險交易中心 探索開放結果性的醫院數據
有人將社會辦醫、商業保險、政府部門和公立醫院比作一桌四人局的“麻將”：社會辦醫上手要商業保險“喂牌”，下手要對政府部門“跟牌”，對面要防公立醫院“截胡”。
的確，商業保險對社會辦醫的支撐至關重要，且常常是捆綁關係。然而，根據國家衛健委信息統計中心和中國保監會官網的數據，中國2014年健康險賠付在衛生事業總費用中的佔比僅有1.58%，保管家創始人韋健就表示“對標現代社會保險保障制度的發源地德國，中國的這個數字太低了”，無法獲取醫院數據，無法參與醫療服務和健康管理，是中國健康險公司的真實困境。
雖然醫院的數據不可能拷貝出來給單獨的某一家公司。但將其集聚在一個平臺上卻也能發揮出同樣的作用。
據瞭解，上海版“若干意見”提出，要“建設健康保險服務業發展平臺。依託上海保險交易所，整合商業保險、醫療衛生服務、健康大數據等資源，設立上海健康保險交易中心，形成健康保險和健康醫療服務業的樞紐型、功能性平臺。依託健康保險交易中心和健康大數據，建立商業健康保險掛牌交易服務平臺、保險產品創新平臺、核保理賠服務中心和健康管理支撐服務中心，拓展商業健康保險增值服務功能。”
知情人士稱，上海此舉是要搭建一個公共平臺，讓商業保險公司看到平臺上的交易數據，通過交易數據反應公立醫院的數據“黑箱”。
長期以來，醫院的數據多以“孤島”形式存在，就連同一家醫院內不同科室的數據也難以互連，遑論對外共享。面對“孤島”，商保的大數法則頻頻“失靈”。
為破局“孤島”，2006年，上海申康醫院發展中心啟動“醫聯工程”，旨在推動上海所有市級醫院實現臨床信息共享。十幾年來，已經形成了龐大的數據庫，涵蓋患者病史檔案等關鍵的臨床數據。
建立健康保險交易中心或將是申康嘗試開放數據的一次嘗試。但通過交易中心生成的是結果性數據，並非醫院的原始數據，商保公司是否能利用這些數據，建立更加合理的定價模型，後續有待觀望。
3
上海要學英國的GP制度
促進家庭醫生服務市場發展是本套新政的核心內容之一。“若干意見”中，“鼓勵發展家庭醫生集團”，“社會力量舉辦全科診所”，“支持具備全科醫師資質的執業醫生開辦全科診所”，“鼓勵社會辦全科診所進入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平臺的管理與支持體系，允許平臺按有關規定購買診所提供的家庭醫生服務”等字眼格外引人注目。
知情人士透露，上海將向英國的“內部市場制度”、獨立執業的GP（General Practitioner，英國對家庭醫生的稱呼）制度靠攏：
在人事關係上，“鼓勵發展家庭醫生集團”，是解除家庭醫生和社區醫療機構的僱傭關係，讓家庭醫生成為“自由人”；
在供需關係上，引入競爭，家庭醫生從“管區域”變成管人頭，居民可以“用腳投票”，選擇自己認可的家庭醫生；
在財務上，向家庭醫生髮放10元/月/人的補貼，不計入工資總額；
在勞動價值上，家庭醫生的知識產權歸個人，不屬於社區，進一步激發其生產力。
實際上，家庭醫生制度作為舶來品，引進中國將近40年，形式大於內容，本土化移植並不成功。去年12月，新華社刊一則“我國超5億人有了自己的家庭醫生”的消息，更是引發全國人民集體調侃“我又脫了全國人民的後腿”。
對家庭醫生制度本土化的探索，上海一直處於全國領先的位置。國家屢次將上海的“1+1+1”醫療機構組合簽約模式（即居民可自願選擇一名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家庭醫生簽約，並可再在全市範圍內選擇一家區級醫院、一家市級醫院進行簽約）作為全國學習的樣板工程，在徐匯、長寧、楊浦三區試點的“長處方”制度也被逐漸推廣到全國。
而與以往不同，這套政策的設計思路是公退民進：鼓勵家庭醫生自由執業、抱團執業，成為個體戶或合夥人，鼓勵社會力量參與，政府則從家庭醫生服務的提供方，退而成為購買方，實現管辦分開——這種模式，可以說已經具備了英國的GP制度採用的內部市場機制的雛形。不過，對於政府如何買，買多少家庭醫生服務的問題，除了每月10元的人頭補貼，“若干意見”中並沒有更多具體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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