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是一群在社會上享有特權的人。既然是有特權，他們當然會有相應的行為方式。

誰是知識分子？

現在說知識分子，這個概念頗為混亂。現在有知識的人很多，文盲反倒是不好找。大家都是知識分子嗎？主持西電東輸項目的工程師，他掌握的知識之多，大部分人一輩子也學不會；程序員編寫的代碼，非常複雜，一般人看上去如同天書。但我們常說的知識分子，應該不包括這些技術專家。

那麼，到底什麼人才算是知識分子呢？

思考一番以後我意識到，界定了知識分子的範圍，知識分子的問題出在哪裡，也就清楚了。

且讓我從頭說起。

宋朝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很有文化的一個朝代，其實，宋朝人的識字率不超過15%，這還是已經有了印刷術的情況下。在那時，知識分子或者說讀書人的概念肯定很清晰，不像今天這麼模糊。

那麼再往前推呢，一直推到不但沒有印刷術，連紙張都沒有，文字也很原始的時代，比如西周，誰是知識分子呢？

在那個文明的早期時代，掌握文化是如此困難，識字的人是如此之少，基本上可以說，西周的知識分子和統治者或者說貴族是同一幫人。

後世知識分子的問題，源頭就在這裡。

因為知識分子同時也是統治者，他們所學的知識首先要滿足統治、治理國家的需要。西周到春秋的貴族，都要學習所謂“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這是一個文武兼備的知識體系，培養出來的人，上陣能打仗，平時能治國，是全面發展的人才。

從戰國開始，國家間的競爭越來越激烈，對統治者和官員的要求越來越高。文武兼備、全面發展固然好，但在激烈而殘酷的國家生存競爭中已經不夠用了。知識必須分工。這時需要的是專業型人才。首先就出現了文武分家。有運籌帷幄、出謀劃策的文官，也有能征慣戰、統帶千軍的武將。文武兼備的人才，不能說徹底沒有了，但肯定不是主流和多數。

這時候，那個問題就浮現出來了：文無第一，武無第二。

知識分子的特權是怎麼來的？

武人之間較量，有客觀標準，無論是個人之間的打架，還是兩軍在戰場上的交鋒，勝負都是明擺著的，沒有爭議。應該主要是因此，武人的氣質一直比較質樸。能言善辯、口齒伶俐之輩，在這種較量中佔不到什麼便宜。紙上談兵的趙括成了千古笑柄。

文人之間水平高低的比較，可就麻煩了。你寫一本書，我也寫一本書。哪本書的水平更高？沒有客觀標準啊。但文人也要步步高昇、發財當官啊。怎麼辦呢？就只好拉大旗扯虎皮，用各種大詞彰顯自己的重要性。應該主要就是因此，文人的氣質容易流於油滑，並且互相看不起，誰也不服誰，也就是所謂文人相輕。

但這不是重點，重點在於，因為沒有客觀標準，文人沒有武人那種“是騾子是馬拉出去遛遛”“高下立判”的噩夢和壓力。這就導致了一個重大變化，文人成了社會中的一個特殊人群——他們無須為自己表達出來的觀念承擔責任。

由此就可以界定知識分子的範圍。凡是當眾發表觀念，而且無須為自己的觀念承擔責任的人，就屬於知識分子。

文武兼備的西周春秋時代，掌握了知識的人同時也是統治者，承擔著治理國家的重大責任。這個責任足夠沉重，能夠有效地約束這些人，讓他們不敢胡說八道。這些人不屬於知識分子。

後世，隨著印刷術等各種技術的發展，知識的範圍擴大了。後來還有了科學家和工程師。這些人雖然擁有大量知識，但他們的處境其實更類似於武人。說得對不對，對多少，錯多少，有清晰的客觀標準，不容易抵賴。掌握這些知識的人也不是知識分子。

只有那種兜售觀念，但又不必對觀念負責的人，才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所有問題，都源於這四個字——“不必負責”。

為了確保不必負責，知識分子充分發揮自己擺弄辭藻、組合概念的特長，發明出一大堆神聖概念。學術自治、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是幾個核心概念。

別以為這種知識分子是中國特產，不，這是全人類的共同現象。托馬斯·索維爾在其鉅著《知識分子與社會》中毫不客氣地寫道：

“（知識分子）對外部世界不負有責任，這並不僅僅是個偶然事件，而是一個原則。”“知識分子一個讓人驚訝的特權，是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極度愚蠢，而絲毫無損於他們的聲譽。”（第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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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社會成員，都無法擺脫責任的重負。尤其是在職場中，他們必須要為自己的主張負責。主持西電東輸項目的工程師，如果隨隨便便亂做決策，電力系統會用故障和損失來回報他。哪怕是一個做小買賣的，也要受到成本收益的壓力，不敢胡作非為，必須勤勤懇懇謹慎小心地經營。

知識分子可就不同了。他們擺弄的那些大詞，神聖而偉大，讓人望而生畏，覺得社會須臾不可理，可又無從檢驗和證偽，結果就是，他們擁有超脫的地位，不必為自己發表的觀念負責。知識分子確實很“自由”。

正如托馬斯·索維爾辛辣諷刺的那樣（這位很會損人）：這種不必負責“如果沒有導致知識分子的完全不同的行為方式，那倒會令人驚訝。”（第12頁）

是的，我們在現實中看到了太多知識分子的這種完全不同的行為方式。他們的放肆、惡毒和貪婪，他們的沽名釣譽和左右逢源，他們對社會其他成員的蔑視和漠視，常常達到驚人的程度。但要承認，這是人性使然。

中國最寶貴的歷史遺產

但社會畢竟還需要觀念研究者，他們其實承擔著重大的社會責任，困難之處在於怎麼落實這種責任。為此，中國古人想出了很多辦法，主要就是通過反覆的勸誡、倡導和教化，讓知識分子意識和承擔自己的社會責任。

“一言以興邦，一言以喪邦”“文章千古事，得失寸人心”，都是這方面的教化之語。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張載的那句千古名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教化以外，中國傳統社會還設計和演化出了一整套約束和獎勵讀書人的機制：約束嚴厲到滅門九族挫骨揚灰，獎勵優厚到入閣拜相流芳百世。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把責任牢牢地捆綁在個人身上。你別想“不負責任”！古人敏銳地意識到，不負責任、擺脫責任，很快就會帶來墮落和任意胡為。而有知識的人如果這麼幹，社會危害尤其大。

所以，中國古代文人雖然也有類似的痼疾，但並沒有特別氾濫。責任這個緊箍咒，始終套在他們頭上。

可惜的是，這套機制被現代化、被西化衝擊得七零八落。天賦人權、個人主義、個人自由是主要的衝擊工具。在這些神聖的名義之下，知識分子終於擺脫了身上沉重的社會責任，自由自在了。在社會上大部分有知識的人仍然被種種責任約束的同時，知識分子卻擁有了“不負責任”的特權。從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知識分子的醜惡表演，很大程度上，是個現代現象。

市場經濟和互聯網從兩方面加劇了這種糟糕的局面。市場經濟讓知識分子的影響力可以變現，互聯網讓知識分子可以迅速傳播自己的觀念。這兩件工具當然可以用來做很多好事，但當它們和“不負責任”結合在一起的時候，就空前激發出了一些人的私慾和貪婪，形成了不可小視的社會破壞力。

由此，我們也就知道如何鑑別人們的觀點和言論。隔行如隔山，人不可能掌握各門學科的具體知識。當情況負責、真偽難辨的時候，我們就要轉而關注“責任”屬誰。責任才是最好最嚴格的監督。正如夫子所言：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意思就是，既然您沒承擔那個責任和風險，就別胡亂指手畫腳了。您的話啊，難免輕浮。

承擔責任的人，雖然也會犯錯，但他會全力以赴。制約他的只有人類現有知識的極限。而那些無需承擔責任的人，即使學富五車，也不必盲從和輕信他們，因為根本無法保證他們會用出全力，更何況還有那麼多其他的、不見得能拿到桌面上來的考慮和目的。

當然，現實情況也不是那麼糟糕，不必過分悲觀。中國厚重的責任傳統和現實中必須承擔無限責任的各級政治組織，不會長期容忍這種“不負責任”的特權。責任倫理在中國有極其深厚的土壤。在這個國家的所有歷史遺產中，這是最寶貴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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