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寄生蟲》在第92屆奧斯卡頒獎典禮上囊括眾多大獎，使這位韓國導演奉俊昊再次走入國際視野。奉俊昊早以一部《殺人回憶》奠定了他的韓國導演地位，豆瓣評分高達8.8分，入選豆瓣TOP250。
奉俊昊的導演風格自成一派，相對於他其他更為出名的電影來說，接下來要講的這部電影《母親》顯得比較冷門，但從中依舊可以看出奉俊昊爐火純青的導演調度，將人的私慾與社會的冷峻刻畫得十分深刻。
好萊塢商業電影與藝術性的完美結合
奉俊昊的電影其商業性與藝術性總能進行完美的融合，所以受眾比起純藝術電影來說要廣泛許多，這也是為什麼好萊塢體制孕育下的奧斯卡會如此青睞奉俊昊的原因。
《母親》這個題材如果讓是日本導演枝裕和來拍，那可能是一部節奏緩慢而平淡的電影，也許讓許多觀眾看得昏昏欲睡。而在奉俊昊的掌控下，這部電影算得上是一部完美的商業片，又不失其深刻的藝術性。
線性的故事走向使片子的節奏十分緊湊，環環相扣的情節牢牢抓住了觀眾的情緒。
奉俊昊首先將這個電影包裝成一部弱勢群體尋找兇殺真相的故事，低智商的兒子因無法做出正確判斷而畫押，母親為給兒子"平反"四處奔波，只為還兒子一個"清白"，這樣的故事情節俗套卻也使觀眾感到快意，對正義的追尋使觀眾與片中的人物產生了強大的心理認同感，觀眾片面地認為真兇一定另有他人。
而這時奉俊昊也爐火純青地使用著他擅長的懸疑、驚悚手法。他設置了一個"假想敵"——
即流浪漢，誤導觀眾通過各種推理出來的線索將犯罪者安在流浪漢身上，這種先入為主的狀態使得觀眾失去了其他判斷，以至於在劇情反轉時顯得意料之外卻也在情理之中。無論是處於對弱勢群體的同情，還是故意透露的線索指向性，這些都誘導著觀眾做出最容易也是最基本的判斷，於是觀眾自以為的全知視角被打破，奉俊昊將更深的懸念設置其實就設置在顯而易見卻難以察覺的地方。
當一切案情就快水落石出之時，觀眾才驚覺原來母親一切的真相尋求無非是找到了兒子犯罪過程的重演，嫌疑犯便是犯人的結局打碎了觀眾對弱勢群體的幻想，而母親隱瞞真相做出殺害的舉動也使觀眾陷入道德的兩難，我們能瞭解母親殺人滅口是出於對兒子的保護，卻也深知這是對正義的凌遲。
奉俊昊並沒有像好萊塢商業電影那樣給我們樹立絕對的道德審判標準，他沒有給我們樹立英雄式的母親形象。正如導演徐皓峰所說，好的電影所展現的並非是道德的是非，而是道德的困境。這使得這個故事掙扎著開出一朵朵"惡之花"。
故事強有力的敘事性使這個電影充滿了可看性，而藝術的展露則得益於奉俊昊精彩的場面調度。
奉俊昊原本便是學的藝術設計，其電影鏡頭的結構充滿著意象。母親在田野間走過時使用的都是大全景，母親置身於其中彷彿被湮沒，暗喻著大環境下束縛下母親命運的難以抉擇。
在構建母子關係上，奉俊昊也採用了巧妙的手法，母親與兒子總是透過看守的欄杆對望，壓抑與疏離充斥著空間畫面，同在一桌吃飯時也並未將二人置於面對面的位置，兩人面朝的不同方向將二人心理距離拉得十分遙遠，而透過門框拍攝到二人被桎梏在房間餐桌的小空間裡，又表達著二人無法斬斷的聯繫。
最具藝術性的場面應當屬於電影的開場與結尾。
電影開場母親在田野裡跳舞，昏暗的色調與空曠的場地將人物內心的荒蕪感外化，奠定著影片壓抑的基調，而結尾裡母親給自己紮下"忘記一切痛苦"的穴位，以求忘記殺人的回憶，跟隨著人們跳舞的場景，暖色調的畫面裡光影閃爍，晃動的人群與晃動的鏡頭，像一場集體無意識的狂歡，壓抑的開場與宣洩的結尾形成了一組對照，命運的無奈與人性的一念之差血淋淋地向我們展現。
邊緣人物的社會隱喻
奉俊昊的電影向來以批判現實主義題材為主，其視野也一直聚焦於社會底層的小人物，通過時代洪流下小人物無法抉擇的既定命運來展現社會的殘酷。
在殺人回憶》裡我們看到全斗煥軍事獨裁統治時期所發生的一起真實故事改編的連環殺人案，壓抑的社會大環境裡小人物尋找真相卻只能一次次失敗，正義的無處施展，惡人的逍遙法外，大多數人的冷眼旁觀，這些都使得這部電影充滿著對人性迴歸的呼喚。
在《母親》中，奉俊昊將鏡頭對準了母親這個相對弱勢的群體，通過父親的缺席表達對母愛的敬畏，而又因對母親絕境的描述，反面體現出男權社會壓迫下無法逃脫的女性悲劇。
可以從電影中看到，片中女性形象的構建都是處於弱勢地位的，能主宰母親命運的警察、律師都是男性，甚至母親僅有的積蓄也被道俊的男性"好友"拿走。而無法懷孕的女人、失去父母淪為妓女最終還被殺害的女孩、失去孫女的孤寡老人，這些都是在男性主導下無法翻身的女性。
電影中的母親對低智兒道俊處處關心，即使是在工作時也時刻留意著門外道俊的動向，在影片開場時母親便一邊割草藥一邊觀察著馬路對面的道俊，在道俊險些被車撞時母親走神割破了自己的手指，卻顧不得自己流血衝到馬路對面看道俊的情況。
她以為道俊流的血其實來自於自己割破的手指，而道俊早已掙脫她的懷抱坐上別人的車追肇事者揚長而去。
波伏娃在《第二性》裡曾提到，父系社會中，母親如果失去了丈夫，她便要依附於兒子生活。電影裡母親對於兒子的愛已經到了一定病態的地步，她早已在這場關係裡失去了自我，她所擁有的道德觀念裡都告訴她必須以兒子為中心活著，所以當年儘管因貧困難以生存想要自殺，她也要先餵給兒子吃毒藥，生怕自己如果先走一步不幸將孩子留在世上無人照顧。
這樣病態的溺愛已然鋪墊了母親走向毀滅的悲劇結局。
當兒子因殺人入獄，母親通過一切尋求真相想為兒子開脫，卻在得知真相時為了保全兒子對流浪漢痛下殺手。如果說一開始是激情殺人，那麼之後母親淡定地燒掉流浪漢的房子則是處於她的理性判斷，毋寧說她是因親情背叛了人性，不如說她是在男權社會下所能做的唯一選擇，如果坐實了兒子的殺人之罪，她便也失去了在世上苟活的唯一理由。
奉俊昊並未像其他導演那樣用充滿同情的目光來審視這群邊緣人，即便是被歌頌的母愛也遊離在犯罪的深淵旁邊。
他所希望通過這些邊緣群體所想展現的並非是他們因社會所造成的慘痛人生，而是想在最極端的生存狀態下展現人性的走向，他所挖掘的不是那些光輝璀璨的、大眾所擁簇的人性崇高，而是深入去探討每一次犯罪、每一次人的毀滅是如何受時代所裹挾的無可奈何。
他告訴我們沒有絕對的惡，也沒有絕對的善，善與惡的界限是如此模糊，以至於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未解決"的結局
奉俊昊十分喜歡以"未解決"的結局作為電影的結束，在《殺人回憶》裡最終未被找到的兇手暗喻著人人都可以是兇手的觀點，而在《母親》裡，真正的殺人兇手道俊逍遙法外，警察找到了另一個同樣是低智兒的男孩結束了這起殺人案。
當知曉一切真相的母親去看望這位低智兒的時候，她瞭解到他父母雙亡時，掩面痛哭。母親與道俊是弱者，觀眾一開始便對這母子二人充滿著同情，然而電影最後的"替死鬼"顯然是更為值得同情的弱者，沒有父母靠肉體生存的花季女孩顯然也是弱者，當一個弱者殺害了另一個弱者，一個弱者成了另一個弱者命運的"替死鬼"，這又該如何解決道德的選擇？如何解決觀眾心理的偏向？
這種"未解決"的結局無疑是超脫於個體敘事之外的，它想向我們表達一種更為宏觀的命題，那就是——時代之下個體該如何選擇，而時代之下個體又無從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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