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貶郭沫若，近一二十年來，似乎都成了絕對的“政治正確”，乃至“文化熱點”。這股輿論潮流，是稱“郭沫若現象”。
郭沫若，1892一1978年，四川樂山沙灣人
郭鼎堂其人，在現代知識分子群中，確實有標本意義。他已死40餘年，依然還是大眾攻訐對象、文人同行圍剿重心，是事出反常，又理所必然。他畢竟一代文宗，生平譭譽又如此複雜，勢必無法安然走過歷史免檢通道。
只是，說句大實話，更多的朋友，根本不關心“郭沫若”是誰，是怎樣一個人，只是聒噪跟風，只是突然也有資格教訓“大師”了，揎拳捋袖口沫飛濺中，立即有了“痛快”“解氣“的共鳴，甚至有種圍觀凌遲現場模擬的快感。
作家王小波
王小波當年感嘆，知識分子最大的不幸，就是活在不理智的時代。真是睿智的觀察呀，郭鼎堂最大的悲劇，不正是生前遇上瘋亂歲月，不得已或忍辱或違心，死後還要遭受看客們非理性的謾罵麼？
郭沫若身負不世之才，出名很早。這位四川大才兼通人，40歲左右就被同道尊稱為“郭老”，是“魯迅以後第一人”，是現代中國文化界地標式人物。
1941年，郭50大壽，社會各界贈送如椽巨筆
哪知時移世易，如今大多數人對於這位前文化宗主，實際是為研究“性惡”而加以關注，或加以鞭撻的。可我個人向來以為，郭沫若作為一宗學案，社會提出反思，固是合理且極有必要的。但是，問題在於，對於郭氏其人，太多叱罵，或不合事實，或脫離語境，或誅求過甚，或欲加之罪，簡直有點故意找茬的意味了。
“郭沫若問題”，聚焦點在於一個極模糊的“人品”爭議，不惜羅列各種醜行穢事，喋喋不休，痛家鞭撻。他的學問如何，他的學術成就怎樣，大家當心裡有數，且擱下不表。他論起人品，確實難稱完人，是有些遺憾值得檢討。
但同時能夠明確的是，他絕非是一個小人，不是一介投機分子，並不見有多少權力慾，一生更不曾主動加害過人，即便是在率獸食人的時代，手上也沒沾血，沒有作惡，只是點綴，只是敷衍。季羨林劫後餘生感慨萬端，說迷亂時代“找不出幾個乾淨的人，不害人都可稱聖賢”，談及郭沫若，也是感激之辭。
1948年,儘管政治傾向受質疑，可郭沫若依然缺席當選為首屆“中研院”院士
拿這標準看，郭鼎堂固十足鄉愿，終究與吳晗等人不同，還是厚道人。其實這一點，上點年紀的人，多會體諒，甚至會覺得難能可貴——我確實也未見與他同時代的人有罵他的。從眾多回憶錄看，晚年的他，給人最多的感覺，不但不狠不奸，實是一位“忠厚長者”，對於一些逢場作戲也能予以同情之理解。只有遠在海外的旁觀者，或少經世事、歷史懵懂的小年輕，才會責備人為啥不去做烈士。
我們的民族性，確實喜好站道德高點，論說是非，以理殺人。但是，不管如何，我們都須再三明確的是，討論人品或道德問題，是要以語境還原、理性客觀為基礎的，而平情和換位思考則是知人論世、以意逆志之必要輔助。
平實而論，再怎麼解讀，郭沫若都無愧於一位愛國者、一個學術大家的稱號。雖然我本人也不喜歡他，可論人首當實事求是。
郭沫若論為人，是有種悲劇色彩的，性格也乏剛健，致使他的一些言行，不是很讓人敬重。這一點，無需曲為之諱，也不必去洗白白。
郭沫若的書法題字
而我的觀感，可能與流行論調有所不同，以為若“責備賢者”起來，他最大的“汙點”，也最該受點苛責的，並不在於學術、政治、男女方面。而是一介書生，性格懦弱。當滄海欲流之際，慣性地明哲保身，大師們所標榜的嶙峋風骨，他確實不及。他這種“惡”，發掘到底，不過就是漢娜.阿倫特所謂的“平庸之惡”。
作為文人同類、並世大咖、左翼同道，魯迅似的硬骨頭，顧準般的受難意識，甚至是郁達夫那種坦蕩實誠，他始終都是有虧的。以蛻為歌德式庸人為代價，中年以後的他，宦海生涯，寵命優渥，得以安心論學，優遊讀書，其文化成就，又確實是當代中國高高山頂立的存在，罕有人及的。
郭沫若當年就讀學校
在一般公眾瞧來，他生平有兩大“汙點”，是難以洗清的。一是男女關係混亂，二是政治上投機。其實多讀往事，多瞭解其人，即可知他並非眾所臆想的那般不堪。
男女方面，他是多情而亂，可細究起來，也並沒特別出格的地方。
他年輕時代，混跡上海灘時，自誇浪漫，放浪形骸，私生活不大檢點。跟著海派文人、郁達夫那班浪子，吃吃花酒啥的都是有的，還曾把處事端謹的梁實秋嚇得落荒而逃。可而後的感情史，絲毫不復雜，也斷然說不上濫。
比如，與鄉下原配離婚，是彼時新派文人通行做法，即魯迅也未能免俗；在日本“拋妻棄子”，是聽聞“蘆溝橋事變”爆發，匆匆偷潛回國抗日，為了能讓妻子們安全不得已而然。那首寫於途中的《歸國雜吟》已經說得很明白，“又當投筆請纓時，別婦拋雛斷藕絲。去國十年餘血淚，登舟三宿見旌旗”，寫盡志士的辛酸。
與妻子於立群等——於氏在他指授下，後也成為名書法家
而後，孤身多年，一心救國。待中日戰火全開，想不到還能與日本妻兒重見，作為單身漢子，經組織撮合與“粉絲”於立群結婚，有啥好苛責的呢？況且，以後數十年，他對於立群是盡心盡職的，夫唱婦隨，相攜以老，並沒有過任何緋聞，又有何錯可罵？
現在多謠傳於立群姐妹是為郭殉死，但多少人知道，她們其實都有遺傳的嚴重精神病症，為之困擾了幾十年。加之後來家事太慘烈，最終都選擇了自戕解脫，這也要郭沫若揹負責任？
明定陵考古
都說郭沫若是“挖祖墳”成癖，可《明定陵考古發掘報告》、《關於發掘明長陵的請示報告》等材料俱在，可證實這是國級集體決策失誤，他老郭何德何能、何職何務，可以獨自擔負所有罵聲？
這些，讀點歷史、看些時人回憶文字，翻看下他本人詩文集，都是能夠加以驗證的，完全不必眾惡集之亂潑髒水。他不是像陳寅恪、胡適等，在男女方面很潔身自好之人，可委實也說不上啥汙點。
還有，當下很多朋友，振振有辭數落他是政治投機分子，其實更是說不上的曲解，甚至是謠啄毀謗。
困處日本時期，他潛心學問，很快成為一代甲骨學大家
要知道，他年紀輕輕20來歲時就暴得大名，是多方勢力爭取的對象，前途似錦。可他很早就毅然地選擇了共產信仰——他實際是最早的一批人。儘管，以當時局勢，誰都清楚，選擇這麼一條人所不至之路，不要說有啥功名利祿可圖，甚至是隨時要搭上性命的危險之事。
這個信仰，他此後一生，歷50多年，無論艱困平順，都沒有變易過，既從不曾退縮，又哪來的投機？很多人責備他在有段時間跑到日本避難，根本不瞭解這是周公的安排；抗日時期，他在後方似乎很少親臨戰場，但這是統戰與宣傳的需要。
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他的同道中人，不僅從未對他的操守有過懷疑，甚至是眾星捧月式的把他推為文壇宗主。像毛先生，眼空四海，但一直都很禮遇他，置在亦師亦友之列，即便晚年有過一二句批評，可也從未對他有過猜疑。
與家人
所以，以我看來，郭鼎堂的核心問題，在於他性格缺陷明顯，以至於後半生淪為懦弱詞臣，被倡優蓄之。只是，這般悲劇，實非郭沫若一人之過，而是中國文人集體之痛，是整個國家之殤。他自己也是最大受害者之一，最疼愛的小兒子慘死，欲救不能，只能飲恨吞聲，常年在夜深人靜後的燈下，抄寫亡子日記以寄哀傷。
真的，我們與其罔顧事實眾惡集之罵郭，不如去檢討整個社會機制問題。郭鼎堂作為一介書生，只是與之俯仰，不作惡也無大善可言。 他有過，可也只是錯在沉默。可不沉默，他又能如何呢？人事幽秘難得其真，歷史縱深不去溯及，就容易在事後的道德高調中以理殺人。
檢討郭沫若，以推尊知識分子的氣節與獨立精神，是正確是亟需的。可對郭氏其人，我們最好也須原其情、知其處，如此言論才會儘量公平，如此反思也才能有實質意義。
如今看來，晚年的郭沫若，更像個笑話。太多人覺得他曲學阿世、媚顏奴骨，因此而瞧不上他，甚至厭惡他。
可平情而論，那時的他，確實寫過一些批判文章，可多是為人授意，代人受過；也動筆寫過不少阿諛的詩篇，可多是不得已的場面話。他的地位擱在那裡，早沒有了不講話，不附和的自由。他的信念在那裡，有些話又應該確是他心裡話，儘管時過境遷，再看令人啼笑皆非。可迷亂時代，有幾個文人不裸裎荒謬？
與茅盾等同仁在一起
郭沫若晚年，曾與一個信得過的弟子私下有段談話，我閱讀所及，以為頗能呈現他真實而無奈的心境。那是一次有關歌德的討論——因彼時國內都尊譽他為“新中國的歌德”，可不知咋地，聊著聊著，郭氏話題一轉，談及自身。
他說，現今我們兩個在這裡，沒有外人，一塊談天，是有啥說啥，我無須遮掩，你也不會陷害我。可是等下子，我出去跟別的人接觸，往往就不能不逢場作戲了。他接著說，這是很悲哀的。我們使勁紀念歌德，而歌德最痛苦的，其實是理想的不能實現，實現的不是理想。“如今，有人捧我是中國的歌德，這實際是在罵我，在打我的耳光”。
暮年的郭沫若
晚年郭沫若的內心，那幽僻不為人知的暗角，當是清醒而痛苦的。但他早已無力去改變什麼。那年，不經意間讀到這段記載，我心裡是有些感傷的。為他，也為這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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