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以後，洞庭湖周邊盜匪逐漸猖獗
歷史上的洞庭湖，曾經被稱為雲夢澤。它水面遼闊，有“八百里洞庭”的美稱。但明代以後，由於圍湖墾田、植被破壞及泥沙淤積，洞庭湖的水域面積已逐漸縮小，蓄水洩洪能力降低，水災的發生次數和頻率也大為增加。頻繁的水災也持續惡化著洞庭湖周邊村鎮居民的生存環境，造成了經常性的饑荒和大面積的人口死亡。
為了能夠生存下去，飢寒交迫的人們往往鋌而走險，肆意搶掠一切可以維持生存的物品，而途經洞庭湖往來運輸物資的各種船隻就成了這些人的首要目標。尤其是明朝末年，戰亂頻仍，越來越多的人不惜鋌而走險以求溫飽，即使隨後的數百年裡附近州縣官兵多次征剿，洞庭湖的盜賊活動依然猖獗，“洞庭漸為盜賊淵藪”。
明朝末年，洞庭湖區成為著名盜區
據明朝崇禎年間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記載:“洞庭方九百里，龍陽、沅江，西南一隅耳。《防險說》記載:“郡濱洞庭，盜賊出沒。明初立洪霑、沅江、明山三哨，分軍防守。…議者以縣東北百二十里之。”由此可見，洞庭湖水域已經是引起官府關注的著名盜區。
清朝年間，即使康乾盛世時期，洞庭湖上仍不斷地發生劫案。雍正年間，安鄉縣頻遇大水，“民居陵阜，官吏以桴為家。匪徒駕十百小舟，刈高田禾稻，乘間掠商民貨物”。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至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濱湖饑民因駕船搶掠而被官兵追殺。至道光年間，時人在記述中仍稱“洞庭湖多盜”。
明清兩朝增加駐軍保障湖區治安
為了應對洞庭湖水面上猖獗的盜賊活動，明清官府不斷加強洞庭湖地區軍事駐防的數量。明朝政府設立了洪霑、沅江、明山三哨，分兵把守。每哨防守汛地都有三百餘里。後來明朝政府又相繼增兵增哨，“(澧)州北七十里有糧倉哨，其地本名泗水口。東接安鄉、湖口，北連荊口。每值水溢，荻蘆蔽岸，支港四通，為盜賊淵藪。隆慶三年，設哨於此，增置官兵，為防禦之計”。
這些塘汛在明末之亂逐漸廢弛，清初又相繼恢復，“洞庭湖盜賊出沒，糧艘賈帆時多不虞。公(指湖廣按察司僉事戴璣，順治十年左右任)復設三汛，申明法令，湖湘宴然”。除了設汛增兵，明清官府還通過提高洞庭湖水域的行政管轄級別來加強控制，如“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廷臣言正德時流寇人楚如無人之境，洞庭浩淼，盜賊出沒，請設江防憲臣，駐嶽州。江防有憲使自此始”。
偶有清官能吏以教化安撫手段解決盜匪問題
另外，康熙年間，御史郭琇又奏請在瀕臨洞庭的沔陽一帶的軍事駐防官之外，另設文臣以專責捕盜。這些地方官員 積極採取派兵圍剿、編制保甲、實施教化等措施消弭河道：康熙年間，程子琨任嶽州通判，當時盜賊多隱身在過往漕糧船隻中。程子琨即通過編制保甲的方法以消弭盜賊:“程子琨，歙縣人，官嶽州通判。嶽州濱洞庭，盜賊藪集。湖南糧艘在嶽，盜匿其中，吏莫敢問。子琨禁商船夜行，停泊處嚴行防護，立湖船保甲法，盜用衰息。”
還有的官員採用化盜為民的辦法來治理盜賊，如公元1525年，王奇橙任湖南益陽知縣，他“廉謹自持。縣有巨盜，出沒洞庭為患，前後令長不能捕。奇橙出格招撫，其酋長率徒數百人伏庭下，願為良民，因散遣使復業。縣人勒文紀其功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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