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35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是孫英春。
他是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傳播學知名教授，大半輩子都在想“如何做個對社會有價值的人”，但是這個願望在1月24日確診為“新冠肺炎”重症的時候，差點咔嗒一下中斷了。
“憤怒”、“恐懼”幾乎佔據了他的全部思想。他在醫院待了28天，從一度危重，痛苦得“寧可砍掉雙臂換來一口呼吸”，直到最後從死亡邊緣搶救回來，轉入普通病房，他一直在堅持做一件事：記錄。
他用手機拍下了大量第一視角的照片，一是作為老媒體人的本能，二是他擔心萬一有個三長兩短，自己還能留下生命的痕跡。
而我是在朋友的朋友圈裡讀到了他的故事，我想以一個朋友的身份和他聊聊，當一個人幾乎被死神征服的時候，是懷著什麼樣的心情拍下這六百張照片的？
1月12日傍晚，孫英春在武漢長江大橋上，用手機拍攝的照片——當時，看這暮氣裡的城市，有一種莫名的氛圍，
1、“憑什麼讓我遭遇這種無妄之災”
孫英春是1月24日確診的。他回憶說，只有一個可能性，那就是1月14日坐高鐵從武漢回北京的時候，在車上，因為要吃東西、喝水，不得不取下口罩。
在此之前，他1月9日回武漢探望父母，基於之前的人生經驗和看到的外媒報道，他全程都很警惕，幾乎沒出過門，還給父母買了幾百個口罩。固執的父親不相信疫情如此嚴重，“剛剛看過，新聞裡說是不會人傳人”。
這怪不得父親。直到孫英春因為身體無力，發燒了去地壇醫院檢查，給他做檢查的第一個醫生楊松也不相信。
“他雖然已有七八成認為我是疑似，但還是不願意相信。他先是拿了血氧儀重新給我量血氧，因為血氧是個特別重要的指標。他一量，不高，但他不相信，然後他接著量其他幾個指頭——我看到了一個好醫生那種發自心底的善良，不願意你是這個病……”
孫英春用手機拍下的第一張照片，就是楊大夫給他量血氧，他被確定為高度疑似，然後去做CT，結果出來之後，楊大夫說你準備住院吧，我基本上判斷你就是了。
1月23日親手測量血氧的發熱門診楊松大夫
主管醫生宋美華當機立斷，採取了一個針對確診病人的治療措施——後來孫英春最慶幸的就是這件事，他認為大部分的醫生都未必能做到，因為要等核酸檢驗的結果，至少得24小時，但是這麼等著的話，會耽誤治療。“所以她就跟我商量，說我認為你已經高度疑似了，我要給你馬上用藥，就把你當成確診的病人治療，你同意嗎？這個幾乎是很救命的一件事情，我就同意了，然後馬上就給我用藥，24小時之後，病情還在發展，就直接把我送進了ICU病房。”
出院時孫英春與宋美華醫生合影
確診之後直到現在，他都非常憤怒：“我在武漢一直勸說父母要戴口罩，父母說武漢人沒有這個習慣，但在我的堅持下，還是答應了。而他們在1月14號下午去同濟醫院體檢，還打電話跟說我，醫院裡看病的沒見到戴口罩的！”多年來他一直有戴口罩的習慣，坐地鐵，去公共場所，這次去武漢也是，自己防範意識那麼強，卻還是中了招，他想不明白：“憑什麼我要遭受這種無妄之災？”
2、隔壁的病人已經崩潰了
通話時，孫英春還在出院後的觀察、隔離階段，我無法通過電話猜測他的表情，但在他講述自己經歷的一個半小時中，即便提到“憤怒”這樣的詞彙，音量也沒有提升。他邏輯清晰、思維敏捷，甚至有的時候會讓人恍惚——電話那頭，是一個在學校大課堂裡侃侃而談的教授，而不是一個在追憶九死一生經歷的康復病人。
但在他那些儘可能理性的描述中，我還是對於那個叫做“ICU”的病房充滿了恐怖的想象。
他說那是一個像太空艙一樣的地方，裡面擺滿了儀器，醫生護士穿著“太空服”走來走去，有一種不知道是什麼功能的換氣機器一直在吹著嗖嗖嗖的冷風。剛進去的時候，一整排的醫生就在那講著自己的各種生理指標，病人不是“不明覺厲”，而是“不明覺懼”——指標似乎非常可怕，孫英春不是很懂，但醫生們那種表情，那種態度，不可能不讓人緊張害怕。他看過電視劇《大宅門》，記得白三爺的一句臺詞：我他媽我了（完蛋了）——他說，當時腦子裡有一瞬間的空白，然後出現的就是這幾個字：我他媽我了。
入院第八天，孫英春能站起來後拍攝的ICU病房
他還對我說：“當時要是能用手機拍下這個情景就好了，因為擔心ICU不讓用手機，我不敢拿出來，這真是非常遺憾，當時要是把這一圈都拍下來，那太牛了。”
在ICU每天要吃的藥物之一
但他很快就沒能力注意這些了，接下來的幾天，他身體狀況在持續變糟。孫英春身高192釐米，體重200多斤，他還有高血壓、腦脊髓炎等基礎病史，前一年剛住過院。他是一個同學群的群主，裡面是十幾個關係最好的本科同窗，這些同學每天照舊東拉西扯、嬉笑怒罵，白天的時候群裡熱鬧，他也很享受這些，有時會忘掉自己身在何處，但是到了深夜，當他面對自己一個人，最痛苦的時候就來了。
“我告訴你準確的描述是什麼？呼吸到最難的時候，你寧願砍掉自己的雙臂，我不要雙臂了，都不要了。只求你給我留一口呼吸，就讓我能夠正常呼吸……”
在ICU的前一週時間裡，每天只能睡一兩個小時，還是感覺暈過去了那種短暫的睡法。
孫英春說，人在這種極限環境，就會發現宗教信仰能幫上忙。他一直對佛教有比較特殊的親近感，他曾經去尼泊爾探訪過藍毗尼，那裡是佛祖釋迦牟尼的出生地，庭院裡有一株古老的菩提樹。當無邊的黑暗和未知的恐懼襲來，“我會想象自己在菩提樹下行走，一步步地，一圈一圈地……”
孫英春在藍毗尼的菩提樹下 2019年8月
到第七天的時候，孫英春覺得自己的精神可能要出現問題。他能聽到，隔壁病房的一箇中年女性常常會大呼小叫，護士解釋說，這個病人的生理指標改善了，但精神上出了問題，總想著出去。他認為，這可能是因為在ICU看不到外面，產生的幽閉感所導致的，他自己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病房裡有一個小窗戶，外面是過道，再就是看不到任何東西的“白牆”。
但就在那一天，孫英春發現，那不是一面“白牆”，而是一道窗簾——是過道里的白窗簾放下來了。這個發現讓他特別激動，“我就讓護士幫忙把窗簾拉上去，但偏偏這個窗簾壞了，護士拉不上去就放棄了。但是我當時確實是忍耐不了，就是把我自己身上各種線各種設備拽下來，我也要去把窗簾拉上去！”
幽閉的ICU病房，只能從這個小窗看到外面的通道
後來又來了一個醫生，孫英春又堅持跟醫生溝通了這個想法：“請您無論如何都要幫幫我”，“醫生聽了我的意見，轉身就出去擺弄那個窗簾了”。
這位醫生叫劉景院，是ICU病房的主任，個子並不高，比孫英春還要大一兩歲。孫英春從門縫看到，劉醫生踮著腳弄了很長時間，最後不知道用什麼辦法把窗簾捲起來，還捆上了。
當時孫英春就感覺特別放鬆，終於透了口氣了。
主任醫師劉景院（右二白色防護服）等來病房
兩天之後，孫英春出去做CT，他在門口看到窗上還有一張紙條——劉景院醫生捲起窗簾以後，在那個窗戶上留下了一個紙條：“窗簾不要拉下來，孫教授要看風景。”
孫英春當時看到這個紙條，不是感動，是一種震撼。
3、刮鬍子也是抗爭
孫英春的人生經歷很豐富，他在中央電視臺做過電視編導，在人民出版社做過圖書編輯，非典的時候，在大陸和臺灣同時出版了一本公益書《非典時期心情處方》，幫助大家如何進行心理自救，“對於心理援助這些知識，我不比很多專業人員懂得少”，作一個內心堅定的人，他要進行抗爭、自救。
2003年，孫英春編著的《非典時期心情處方》，在大陸（中國旅遊出版社）和臺灣（遠流出版公司）出版，稿費全
診療之外的時間，他一刻都沒有閒下來過，甚至嘗試過，讓好友彈奏不同的古琴曲，測試血氧的變化，“有的音樂聽完，血氧值測出來就會偏高，有的音樂則會偏低，最好的曲子是《鬲溪梅令》”。到第八天，他感覺自己的病情開始走出低谷，就開始反覆聽一段音樂，那是電視劇《我的團長我的團》裡一段白刃戰用過的音樂《戰場》（Battlelines）。他在自己的ICU筆記這樣寫到：“那段白刃戰的視頻我看過幾遍，記憶非常清晰，聽這段音樂，也讓我血脈賁張，我要呼喚我的免疫力、我所有的力量、親人、戰友、朋友，跟病毒決戰，我不怕你！”
除了呼吸困難，最痛苦的是大小便，因為需要有護士來幫忙，這是最難堪，也最難過的。
尤其好多護士是年輕的女孩子，怎麼好意思讓她們幫忙？有時候就忍著，等看起來歲數大一點的護士來了，自己才張口。“在ICU那樣的地方，人的尊嚴都沒了”——而這也是孫英春同意我把他的故事寫下來的原因，“都經歷過那樣沒遮攔的時候了，也沒有什麼可畏懼的了”。
ICU的護士們
從肝炎病房支援的小護士，跟孫英春說自己膽子小，晚上下班不敢回家，就住在值班宿舍
北京小妞 護士長王穎
因為使用吸氧管——插在鼻子上一種粗大的管子，鬍子長長了，就影響到了吸氧管的位置，很扎很難受，“護士太辛苦太忙了”，當身體能動彈一些的時候，他決定自己刮。
雖然帶來了剃鬚刀，但是沒有剃鬚膏、肥皂，病房沒有這些東西，外面又送不進來。他上網檢索攻略，發現有人用牙膏代替，他就試了，但在床上清理剃鬚刀很麻煩：只能用非常少的水，廢水用塑料袋盛著。他用了將近兩個小時，颳了上嘴唇，留著下嘴唇沒刮，看上去有些奇怪。
準備用剃鬚刀加牙膏刮鬍子
颳了上嘴唇的鬍子之後
他還堅持每天清理鼻腔、口腔，清理肺裡面的痰液。清理鼻腔，是因為24小時插著吸氧管，如果鼻腔裡面如果不乾淨，吸氧的效果和身體感受都會有很大影響。他需要拿紙巾蘸水，然後把每個鼻孔最深處一點一點清理乾淨。清理工作最大的難度，是需要同時吸氧，如果不吸氧，血氧值會迅速降低，房間裡的檢測設備也會立即報警。他就試著用嘴含著吸氧管，然後清理鼻腔。這也是一種很糟糕的體驗，“我那時候用的氧氣量已經差不多是供氧設備允許的最大量了，是什麼感覺呢？就像有人拿最大號的打氣筒往嘴裡打氣，正常人含在嘴裡，根本就頂不住那個氣。其實你嘴都含不住，得用牙咬著。”
刮鬍子，清理鼻腔，每天三次刷牙，用溼紙巾擦全身，按摩肢體，收拾小桌上的雜物，每天24小時的大部分時間，他一直在一點一點地完成這些動作，同時儘量保持血氧、心率和血壓的穩定，因為如果這些數值發生顯著的變化，醫護人員隨時會阻止他做任何事。
這些事情，不僅僅是一種儀式感，這是對自己生存意志的考驗，點點滴滴，都是在喚醒自己跟病魔抗爭。
春節期間物資送不進來，護士劉楊帶給孫英春的溼紙巾，要不就沒得用了
4、“李文亮在這的話，能治好嗎？”
孫英春緩過來沒兩天，病情又有反覆，那天李文亮醫生走了。
看到李文亮醫生去世消息的那一夜，是孫英春在ICU期間最難熬的十幾個小時，他一直在流淚，控制不住。第二天早晨，醫生髮現血氧下降了，有些生氣，“他看我眼睛都是紅的，就說你怎麼搞的。我就跟醫生說，是因為李文亮”。醫生也嘆氣。
孫英春說，他知道負面情緒會對自己的病情有影響，但當時的那種情緒，是完全控制不了的。
“我相信，那夜為李文亮哭泣的所有人都是一樣，不光為了李文亮，也是為了自己，為了這個社會。”
孫英春有個一百多成員的學生群，就在李文亮離開的2月7日，他第一次跟學生們公開了自己在ICU的事情，“我說今天我不是告訴你們我在醫院，我是想希望大家能記住今天，有一個叫李文亮的醫生走了，我是希望你們能記住他。”
有學生也問他，“老師我們都很迷茫，我們該怎麼辦？”他在群裡寫了一段話：“我希望你們在學校的時候，能讀真正有用的書，做真正有用的思考，寫真正有用的論文，將來工作了，做真正有用的事。”
那一天，孫英春問了幾位醫生和護士，“如果李文亮在咱們這裡，能不能救活？”每個人都告訴他：“能，一定能”。
進ICU十天左右 第一次站起來的自拍
5、日出和日落
在ICU住了14天，在普通病房又住了14天。差不多一個月的隔離生活，漫長得就像半輩子。有一天他偶然瀏覽自己的微博，看到了一個人問候的私信，那是他在1月9日去武漢高鐵上遇到的一對廣東汕頭夫婦，他們在北京做點生意，這次是去漯河探親，路上一度把自己的座位讓給一位抱孩子的年輕媽媽，臨下車時，還託孫英春幫這個年輕媽媽從行李架拿行李。後來，孫英春不光幫她拿了行李，還幫著送到了出站口。
這對汕頭夫婦在電視上看到了有關孫英春生病的報道，認出了他，就讓女兒根據姓名搜索，終於通過微博送出了問候。
看到這個問候，孫英春感到“心裡暖”，他在自己的同學群說起了這件事，他還跟自己的老同學難得地說了一句“高大上”的話——“中國人之間，地不分南北，只要是好人，彼此很容易產生一種親近感。這是我們這個文化的偉大之處。”
被讓座的年輕母親，在北京某醫院工作的護士
孫英春說，“衡量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其實是看陌生人之間的關係。”他還說起，上世紀90年代初期，他在央視做編導，曾經做過這個主題的紀錄片，但播出前被要求修改，他隨後就離開了央視。許多年過去，他依舊糾結於這個問題。
在病房，只要有體力，每次得到醫護人員的幫助，他都會認真地說一聲：“謝謝”，他也問過醫生和護士，有多少病人會說“謝謝”，一些人不會回答，一些人會說：差不多一半吧。
2月6日剛做完手術穿著特殊防護服的醫生
隔離病房的護士
在病房，他一直注意個人衛生，每天都會盡量把生活垃圾收攏，方便保潔員打掃，每次保潔員來清理，他同樣會認真地說聲“謝謝”，他也問過保潔員，有多少病人會說“謝謝”，會自己把生活垃圾收拾起來，方便打掃？一個來自內蒙通遼的大叔說：都差不多一半吧。
保潔員 內蒙通遼人
能站起來使用衛生間之後，孫英春自己燒開水，用了一天時間，邊歇邊幹，把衛生間燙了一遍
孫英春長期關注醫患關係。前些年，他曾經因為數次被醫生誤診，不僅吃了毒膠囊，身體和生活也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在他2012年4月的微博裡，還留著一句話：“庸醫與毒膠囊雙管齊下、比翼齊飛，這就是中國的現狀”。在他一本學術著作的後記裡，還寫了這樣的話：“作為人文社科工作者，倘看不到自身知識和心智的侷限，不能以客觀、敬畏、真誠的心態去面對學術和現實世界，其罪過於庸醫！”
但在地壇醫院的病房裡，他也留下了許多永遠不能忘記的記憶，特別是主任醫師劉景院。為了給他做CT，劉醫生曾和其他三個男醫生一起，把他這個身高體胖的人搬上加護病床，再跟兩個女護士合作，一起推著走很遠的路。做一次CT，要搬起四次，一個小時以上。
2月7日，從ICU到隔離病房的轉運途中
隔離病房，醫護人員送老年病人去做CT
從1月15日發燒到23日住院，8天，從23日住院到2月20日出院，28天。在醫護人員和自己的共同努力下，孫英春終於挺過來了。而我注意到他，就因為我們一個共同的朋友在朋友圈發的一張老照片，和裡面的一句話，這位朋友簡單說了孫英春的患病經歷，接著說：“有一天他在群裡發了這張照片，他說：‘照片中我站的地方，已經是山頂了。從山下繞圈騎上來的。路上風景，有些像蘇格蘭。”
巴爾魯克山，介於天山和阿勒泰山之間，“巴爾魯克”意為“無所不有”。孫英春從小生長在新疆西部，他說，這是他小時候每天抬頭可以看見的大山。在ICU和隔離病房的日子裡，他常常神遊自己走過的地方，特別是自己的家鄉。這裡是山頂的一個區域，1999年。
離開了醫院，每一口呼吸都是幸福的，即使是為了防疫大計，他還要繼續追加14天的隔離。好在他家的那棟樓是南北走向，東西兩個方向都有窗戶，無論是日出還是日落，都看得到外面的風景，天氣好的時候，甚至能看到西山的細節。所以他覺得，生活還是蠻好的。
跟孫英春的短暫交流，讓我覺得他是一個比較有個性的的知識分子，會痛訴社會的陳弊，嘆息人與人之間的誤解、割裂，行為上卻一直在趨向善意，就如同他身處人世的深淵，也會拍下ICU窗戶上看雪的護士、病房窗戶外的陽光，他的那些照片，彷彿總是有“人性”的微光在寂靜的海水深處悠悠顯現。
看雪的ICU護士
入院25天后看到的第一個日出
他在電話裡跟我講述這些經歷的時候，不斷強調自己的“幸運”，因為他進的是中國最專業的傳染病醫院——北京地壇醫院，也遇到了最出色的醫療團隊，最優秀的醫護人員。因為最近接受了一些媒體的採訪，他還說，他一直在問自己一個問題：自己的經歷遠沒有武漢等疫區的病患和受難者那麼“慘烈”，在媒體上公開，會不會擠佔百姓關注的“公共資源”，甚至造成某些“誤導”。
他還跟我說，他非常懷疑，這一次的經歷，對他人、對社會、對未來，真有什麼意義？
我跟他說：“每一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每個人的生命都是寶貴的，他們都說，兩萬人死去，其實是一個人死去兩萬次，你的經歷其實是幾千幾萬次同樣遭遇中的一個，你就是我，是我們所有人，我們都應該記錄下來，不要遺忘。”
本文所有圖片由孫英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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