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40，農曆庚子年。對中國來講，是個重要年份，自這一年起，發生了鴉片戰爭，中國歷史進入近代，社會性質發也生變化。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階級，人們生活等，都和過去有了巨大的不同。
每個國家資本主義發展進程快慢不一，有的還沒有資本主義社會，所以每個國家近代史節點也不一樣。
為什麼1840年鴉片戰爭被作為中國近代史的起點？這個問題不好論述。用衡量世界近代史節點那把標尺，就不適用。 這把尺子，是在世界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找的，可是中國沒有發展壯大自己的資本主義制度。
中國明朝後期，資本主義萌芽了。甚至有人進行精準定位：萬曆九年即公元1581年。這一年，首輔張居正以貨幣地租取代實物地租。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入侵，中國資本主義萌芽雖然發展緩慢，也將沿著人類社會文明形態，緩緩步入資本主義社會。
資本主義在明朝中後期萌芽後，沒有如期發展、壯大、確立資本主義制度。它如同一個嬰兒，最終胎死腹中。原因就是中國封建力量太強大，兩百多年時間裡資本主義也沒發展起來，反而產生了康乾盛世，達到了封建社會最高峰，然後慢慢衰落，盡顯制度弊端。
落後就要捱打，西方等不及了，在1840年，用堅船利炮轟開了中國的大門。中國半推半的被拽進近代社會。
16世紀，是世界近代史開端，而1640年英國發動了資產階級革命，正式確立資本主義制度。1840年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這200年+跨度，就是當時中國和世界的距離。
鴉片戰爭對中國衝擊太大了。1840年鴉片戰爭，是西方列強入侵的開端，中國發展軌跡被打亂了。戰爭前後中國國情，在性質上完全不一樣。鴉片戰爭影響了中國近代一系列歷史事件。
僅僅從衝擊大，就說明1840年是中國近代史起點？似乎說不通。
我弱弱的問一句，如果沒有鴉片戰爭，中國就不進入近代社會了嗎？中國近代史的起點難道僅僅是因為落後了，在1840年捱打了，難不成還要感謝英國的堅船利炮？把中國帶進了近代文明社會？
顯然不是。
中國把鴉片戰爭這一年作為近代史的開端有很多原因。
這裡涉及有個重要問題：資本-帝國主義入侵，與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的關係。所以，那把尺子還是適用。
世界範圍內在資本主義產生髮展中，確立近代史起點。如果1840年中國進入近代社會，按照尺子說法，社會中應該有近代性因素。於是，眾裡尋他千百度，史學界開始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尋找近代性因素，這是中國步入近代社會的動力。
這種近代性因素，是中國近代史開端動力，它本身從哪裡來？扯出三種模式：衝擊-反應模式、侵略-革命模式、早期-啟蒙模式。
第一種模式以美國漢學家費正清為代表，他寫《中國與美國》《中國對西方的反應》，書裡對於中國歷史進入近代的動力，提出了衝擊-反應模式。
按他說法，中國傳統封建社會中，雖然王朝週而復始的更迭，可每一次改朝換代，社會內部沒有新生產關係和近代性因素產生，是一個僵死、停滯的社會。直到1840年，在西方列強衝擊下，中國社會被動做出反應，產生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於是把1840年鴉片戰爭作為近代中國歷史的開端。
這種觀點不僅費正清，其他歷史學者亦有很多認同。不僅在美國，中國和世界範圍內都有很大影響，民國主流歷史學者如蔣廷黻、郭廷等也認同。
不同於“衝擊—反應”模式，以蘇聯學者拉迪克為代表，其在《中國革命運動史》中，以及後來莫斯科中山大學編譯的《中國19世紀與20世紀之革命運動史》，描述出另外一種模式，叫侵略-革命模式。
此觀點認為，1840年以後，西方對中國不是什麼衝擊，而是一種侵略。中國社會做出的反應，也不是什麼一般性的反應，而是革命。
這兩種模式有區別嗎？不大。
有一點相同：都認為中國傳統社會內部沒有近代因素。等於承認中國社會的近代性因素，是西方列強給送來的，區別是這個過程叫“衝擊”還是叫“侵略”。
以上兩個模式，又可以總結為一種模式：就是中國近代性因素的“外發-賜生”模式,說近代因素不是中國內部產生的，是外發的；不是原生的，是賜生的。
以此邏輯，中國資本主義的近代性因素，要感謝西方列強所賜。
對此，中國人不答應。史學家侯外廬1945年出版《中國近世思想學說史》，通過大量資料和深入研究，認為中國不是如同美國學者費正清，以及蘇聯人拉迪克所說那樣，他認為在中國明朝中後期，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產關係萌芽，這種敘事模式，被稱為早期-啟蒙模式。
此模式認為，在中國傳統社會母體內部，明朝中後期產生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萌芽，這種因素是內發的，不是外發的，是原生的，不是賜生的。
相對於美國、蘇聯給我們定義的“外發-賜生模式”，“早期-啟蒙模式”也稱為關於中國近代性因素的“內發-原生模式”。
按此理論，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毫無疑問要定在明朝中後期。可是這個萌芽沒長大，沒有下文。用它來定義近代史，中國人自己也心虛。
畢竟，到1840年鴉片戰爭，這260年間，沒有誕生公民意識，國家法律沒有戰勝君權，中國沒有加入任何國際法公約，也沒通過資本主義發展使工業文明取代傳統農業文明，反而誕生了康乾盛世，走上了封建最高峰。
盛極必衰，按照正常邏輯，中國是可是緩慢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的，然後西方等不及了，開始對中國軍事侵略、政治控制、經濟掠奪、文化滲透，把中華民族推進了水深火熱之中。
費正清畢竟是學者，不是政客。到了晚年，他認識到自己關於中國近代史開端的“衝擊-反應模式”敘述存在問題，在晚年所著《劍橋中國百年史》中，承認中國近代化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社會內部引發的結果，否定了他早年關於中國近代性因素是“外發-賜生模式”的描述。
以上是，中國近代史動力問題的三種描述。
中國選擇1840年鴉片戰爭作為近代史開端，是採用以上哪種模式？早期-啟蒙模式？是衝擊-反應模式？還是侵略-革命模式？
都不是。
在中國教材裡，以早期啟蒙模式為前提，承認中國明朝中後期出現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萌芽。但是，也承認這種萌芽一直到鴉片戰爭之前，始終處於萌芽狀態，沒有能夠正式產生。
馬克思講過：“社會的生產關係，是隨著物質生產資料和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而變化和改變的”。說明什麼？
說明當生產力水平進入到使用青銅器時代的話，生產關係方面就發展到了奴隸制生產關係。
說明當生產力水平進入到鐵器的廣泛使用，那麼生產關係進入到封建生產關係。
大機器時代，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一個標誌。
資本主義發展常規鏈條上，有三個階段：家庭手工業階段、工廠手工業階段、大機器工業階段。中國明朝中後期雖已經出現了萌芽，但在1840年以前，始終沒有進入到大機器工業階段，甚至沒有進入到工廠手工業階段，還只是停留在家庭手工業階段。所以，不足以在民族資本主義這條線上找中國近代史起點。
1840年以後，由於西方列強入侵，中國資本主義發展進入一個完全不同的軌道，人為的被帶進了大機器工業階段。所以，中國近代史起點問題，和西方資本主義入侵之間，有千絲萬縷的關聯。這不是感謝，更多是辛酸和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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