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間五千年：來自四鄰八坊、涵蓋上下五千年的奇談史趣，文化及旅遊話題

“詔”本是“詔告”之意，自秦始皇規定：上級對下級發佈行政號令只許用“命”之後，“詔”就成了帝王日常發佈言論的專用動詞，只有皇帝才能說“詔曰：...”而文武百官就只能對下屬說“命：...”，直到今天，該詞還一直為部隊文書所沿用。

與“詔”相對應的是，帝王在發佈條文性律例時會用“敕令、敕諭”，以便跟日常言辭有所區分。前者是動態性的，可以反覆“詔曰：...”；後者是固定性的，一經發布就成了固定條文，不好“朝令夕改”了。

作為我國帝制的創始人，嬴政老大可謂佔盡了所有先機，除了沒有皇后以外，實際上所有皇帝專有的東西都是他第一個先佔起來“享用”：比如常見的“朕”，跟“詔”一樣原本也不是帝王專用，經他一指定後，別人就不好再用了——今天各位家裡的“老婆大人”除外。

“罪己詔”溯源：從初出現到普及數千年

有記錄的“罪己詔”形式的文書很早就出現了，當時它還只是一種帝王所用的格式化文體，還不具備“專有性”。《呂氏春秋》裡就記錄了這樣的一種格式：“餘一人有罪，無及萬夫......”這是商湯罪己的故事，後來的皇帝就常以此作為“罪己詔”的開頭，但也非固定，因為這格式“罪”得太過明顯。

史載中最早發罪己詔(公元前179年)的漢文帝就用了“朕既不德......”，有自責之意，但沒了“罪”的定義。後世非認真“罪己”的皇帝多喜歡這樣的類型，說白了這就是一種形式主義，大臣們也找不到說皇帝“失德”的理由。

歷朝下過“罪己詔”的皇帝還是很多的：漢朝佔比過半、清朝比例最高，其他朝代則數量不等，算起來共有八十九位皇帝。不存在“罪己詔”的朝代也有，比如創建帝制的秦朝，秦始皇顯然不願將這“第一巴掌”打在自己的臉上。

“罪己詔”的最初用途與形式演變

作為天子，本是罪不及己的；但皇帝也是人，是人就會有人性缺陷和犯錯的時候。皇帝對外的“詔曰”多了，也就衍生出對自己的“罪己詔”----如果不是這樣，世上就再沒有人能給皇帝“發號施令”，於是皇帝們就只好“自己發給自己”。

“罪己詔”是皇帝對外公開的一種頒給自己的“詔令”，通常在遭遇特殊大事、皇帝自覺犯了自己都不好意思抵賴的錯誤時才會使用。這樣的詔令本是很嚴謹的，不過後來不少皇帝在使用中將其當成了“下臺階”的工具，於是逐漸開始變味了。

清朝的雍正帝覺得“罪己詔”已不足以表達“天下後世是非公論”之意，甚至還親自編撰了洋灑灑數卷的《大義覺迷錄》，其核心內容其實就是一篇超長的“罪己詔”——多辯斥少自責，通篇都是為自己的是非所為找一個“公論”，跟許多帝王的罪己詔“貌不同但頗為神似”。

比較及時的“罪己詔”之：漢武帝“輪臺罪己詔”

漢武帝為帝數十年間長期征戰，導致民生凋零、國力枯竭，在他晚年的一次出巡中，見到大量“數代出徵且晚年無著”的老者後，開始反思自己的過往。公元前89年(徵和四年)，漢武帝為了能讓百姓休養生息，決意暫罷對匈奴的戰事、否決了桑弘羊等大臣奏請的屯田輪臺(新疆輪臺縣)的議案。

在罷兵休戰的同時，漢武帝還給自己下了罪己詔(“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憂民也，今朕不忍聞......”這就是著名的《輪臺詔》。

由於該詔令全文不存在常見的“罪己詔”格式文體(“餘一人有罪......”之類)，後世有史學家認為這只是漢武帝對西域政策的一種調整，非為“罪己詔”。由於漢武帝晚期國計凋零的起因是長期對西域用兵所致，因而對西域政策的檢討與調整，確實也算得上是“罪己詔”的形式。

“輪臺詔”的出現，及時讓西漢這輛戰車在漢武帝手上剎停了下來，為後來的“仁宣中興”奠下了基礎；否則，繼任者對他的西域政策是跟還是不跟好呢？不跟就是有違祖制、再跟下去則要亡國！

比較高明的“罪己詔”之：唐太宗罪己詔

公元628年(貞觀二年)，初即位的唐太宗就遭遇了罕見的旱情、蝗災。除了積極賑災和安撫百姓之外，為了獲得百姓的廣泛擁護與好感，唐太宗還發詔說：“若使年穀豐稔，天下乂安，移災朕身，以存萬國，是所願也，甘心無吝”。

這樣的“罪己詔”顯然非常“高大上”，只有心懷天下蒼生的崇高帝王才會對天下公佈“寧可上天將一切災難降至他一人身上，以免除百姓之苦”。這“罪己詔”果然非常奏效，加上唐太宗在針對災情上也付諸了大量行動，由此，百姓打心底裡認可了他這位新帝。

貞觀三年，全國判死刑的才29人，這就是當時社會對他仁政及“罪己”的回應，即便將這些案犯放回家辦理後事，他們也會按時回去服刑，這確實是封建社會中非常罕見的現象----達到了“無刑措”的法治效果。

比較形式主義的“罪己詔”之：宋徽宗罪己詔

公元1125年，面對金兵進逼東京的勢頭，宋徽宗想將皇位傳給兒子、自己好離京暫避，卻苦於找不到下臺的藉口。有大臣建議：“宜先下罪己詔，更革各種弊政，使人心悅，天意回”，宋徽宗就裝模作樣羅列了一些自己的“罪過”，辭去”皇帝職位“下野享福去了。

宋徽宗在詔裡寫道：“言路蔽塞、諂諛日聞、佞幸專權、貪官得志......”，言辭間多顯“猶抱琵琶半遮面”，罪責都成了別人的，根本就不顯得自己“有罪”。

在國家存亡之際，宋徽宗的“罪己詔”顯然太過形式化，因為他從沒認真檢討過自己。在東京危殆之時，他的“罪己”完全只是走個過場，自己卻帶著親信人馬到江南“建庭園、吟詩作畫”去了，不但無意北援，還私下掌握著自己在江南一帶的軍政大權，北宋不亡才怪呢！

最耳旁風的“罪己詔”之：崇禎帝罪己詔

崇禎帝在位十七年，宏圖大志是有，但每每事不如願時，他就多次以“罪己詔”檢討自己、實質上是為了痛斥朝臣的不作為。明朝皇帝當中，崇禎帝的罪己詔是發得最多的(六次)，為政過程中幾乎是“每步一躬親、一步一檢討”，事後卻沒一件事做到了“以過為鑑”、能取得實際有效的成果。

崇禎帝的為政總結，從他所有的“罪己詔”中倒體現得非常完整。當他的這些“罪己詔”疊加起來後，就形成了他人生最後的一道“罪己詔”：“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上幹天咎，然皆諸臣誤朕”，到死還認為這一切局面都不是自己的錯！

如此不認錯的“罪己詔”，發得再多又有何意義？罪多了也就不再是罪，這一點在崇禎帝體現得最完整，也許這是他作為皇帝的最後臉面了，到死都要保持下去。

最具示範性的“罪己詔”之：唐德宗罪己詔

以上羅列的罪己詔，其實都只是“徒有其形”，歷史上最像模像樣的“罪己詔”當屬唐德宗的。他的罪己詔首先已“罪”在名稱上，名為《罪己大赦詔》。詔中言辭懇切，內容皆為“朕實不君”的檢討，堪為優美行文的典範，大家不妨可以找來一讀，畢竟是由唐代名相陸贄代筆的！

公元783年(建中四年)涇原兵變爆發，唐都長安再次因節度使的叛亂而失守，德宗被叛軍追殺、倉皇逃至奉天(陝西乾縣)。面對此亂況，唐德宗在罪己詔中公開承擔了導致天下大亂的責任，並誠摯向叛將們道歉、表示將“一切待之如初”，由此消除了這些節度使們的投誠疑慮。

詔中還說“上累於祖宗，下負於蒸庶。痛心靦面，罪實在予”，由頭到腳無不按著罪己詔的“標準”而來，很少有皇帝能象他這樣認真面對自己錯誤的。據說這“罪己詔”頒佈後，一時間“四方人心大悅”，“士卒皆感泣”，於是在天下歸心的情形下，叛亂很快就被平息了。

從行文的標準性及“性價比”上，唐德宗成功以“一詔”平定了叛亂，堪稱“最具示範性”的罪己詔。

清代的“罪己詔”後遺症：已淪為推諉己過的工具

明朝的最後一個皇帝在“罪己詔”中殉國，而清朝的第一個皇帝順治也在“罪己詔”中故去，這確實是“很對稱”的有趣歷史現象。從為帝行為上，崇禎帝與順治也有很多相似地方：都顯得優柔寡斷、缺乏魄力，都屬於“有心無力”型的皇帝。

此外，順治帝還“奇蹟般”感染上了崇禎帝愛寫“罪己詔”的習慣(上癮般竟發過十四次)，此舉為後世的清朝皇帝帶了個壞頭：清帝當中就有六人(道光及同治帝除外)曾發佈“罪己詔”，真不愧為愛新覺羅家的嫡傳子孫！

清代的罪己詔基本都伴隨著“每況愈下”的社會現狀，“罪己詔”發出後，現狀雖不曾有變，但皇帝們內心裡的“罪”就因此獲得了推諉與宣洩——唯有道光帝例外，他在鴉片戰爭中失敗後，終日就活在“愧對列祖列宗”的惶恐之中，連“罪己”都自覺無臉而為。

在專制制度下，即便皇帝們“蠻橫地”罪不及身，人們也是無話可說的，因為那是皇帝們世襲的“家天下”。

罪己詔的出現，本是專制制度中頗有“民主色彩”的一抹亮色，然而專制的本質，最終還是決定了它“徒有形式、缺乏真誠”的現實。換句話說，即“於己無用，於那個朝代也無用；執政者無罪，有罪的還是非執政者”，比如慈禧太后，就將“罪”都推給了傀儡皇帝光緒。

即便是面對滔天大罪，“罪己詔”一出，皇帝們就象徵性地完成了贖罪的過程，既不皮癢也不肉疼——當然，凡事無絕對，比如崇禎帝和順治帝；因皇帝們的人性而異，也並非所有罪己詔都是徒有形式的。

封建帝制的利與弊，在歷代“罪己詔”中體現的淋漓盡致，這也是它們特有的歷史價值所在。隨著1916年袁世凱“放棄帝制”的罪己詔發佈，這種持續了幾千年的特殊詔令終於隨我國的帝制一同被徹底埋葬。

民國的新文化運動中曾興起了“寫情書”，當中倒有不少渣男文人模仿起“罪己詔”的口吻：將戀愛中的一切過失信誓旦旦攬了上身，現實中卻依舊我行我素；這些情書從字面上確實曾感動過一些女子，但也給新文化運動中的自由戀愛蒙了羞。

因為不管古人今人、皇帝或平民，人性方面的缺陷卻是千年不變的。從這角度上說，歷代帝王們的“罪己詔大全”，其實也就是他們人性的真實寫照了！

“坊間五千年”將堅持內容100%原創(部分圖片來源網絡，若存疑義聯繫即刪)，持續為大家輸出選題豐富的原創文章。本號文字均親自碼出，觀點為個人見解，絕無任何映射行為，歡迎訂閱轉發及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