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吳、蜀三國時代，由於當時社會動盪、戰亂紛紛，在生存競爭的社會大潮中湧現出了眾多的頂天立地、叱吒風雲的英雄和各種出類拔萃的人才。其中，東吳周瑜就是一位有遠見卓識、智勇兼備、器量廣大、善與人同、多才多藝的開拓、進取人格的將才。筆者擬以《三國志》等史籍為依據，運用
將略、器量、薦賢等方面的史料，來綜合考察周瑜的歷史地位和形象價值。
周瑜
“文武籌略，萬人之英”、“器量廣大”、“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這是對周瑜的總體評價。事實上，這些評價正反映出三國史籍對周瑜的生平事蹟和卓越功勳的肯定。周瑜不僅早年為孫策創立江東基業立下了汗馬功勞，尤其是在“赤壁之戰”抒寫了他人生最為精彩而得意的一筆，成為中國乃至世界戰史上著名的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典型戰例，從而奠定了魏、蜀、吳三國鼎立的基礎。這充分表現了周瑜“應變將略”的傑出軍事才華和指揮人格魅力。
周瑜的軍事“將略”才能，在他為孫氏集團創業江東時，已初露鋒芒，這也是周瑜具體的人生選擇和成功人格的自我價值實現。周瑜不選擇袁術，而選擇當時還未成氣候的孫策，可以說是慧眼獨具。據陳壽的《三國志》記載：周瑜與孫策同年，“獨相友善”，從孫策創業之始的厲陽出發，周瑜應孫策之邀帶兵迎接，在共同的事業上得到孫策“吾得卿，事諧也”的信賴和肯定，並隨孫策攻佔橫江、當利。建安三年(公元197年)，年僅24歲的周瑜被孫策任命為建威中郎將。從此以後，他幫助孫策拓廣基業，征戰南北：攻荊州、打皖縣、進軍尋陽、討伐江夏郡，平定豫章、廬陵二郡等，然後留守巴丘。孫策死後，又協助孫權“討麻、保二屯，梟其渠帥，囚俘萬餘口”。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春討伐江夏，“為前部大督”，充分顯示了周瑜傑出的軍事領導才華。
赤壁之戰，可以說是周瑜的軍事才華的全景綜合式展示：周瑜對天下大勢的分析、軍事預測、軍陣指揮、戰略戰術以及善於博採眾議、果斷決策的胸懷，都表現得淋漓盡致。這次由周瑜具體策劃、部署和親自指揮大敗曹操的赤壁之戰，成為三國史上著名的戰役：三國(曹、孫、劉)的人才精英皆大會於此，魏、吳、蜀“三分局面”也決定於此時，凝聚成天時、地利、人和優化合力的總較量，從而使周瑜“威聲遠著”。《三國志》記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九月，曹操揮兵南下，當時孫吳面臨的大勢是：曹操攻克荊州，劉表的兒子劉琮全軍投降，“曹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這時的劉備已為曹操所破，“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欲引南渡江”；面對曹操數十萬大軍壓境([宋]司馬光《資治通鑑》採用《江表傳》說“80萬”)，東吳“將士聞之皆恐”，以張昭為主的投降派主張“不如迎之。”從鄱陽趕回的周瑜和魯肅力排眾議，力主抗曹，最後以周、魯為主的主戰派戰勝張昭為主的投降派，使孫權堅定抗曹的決心，進而實施聯劉抗曹的行動計劃，這與周瑜對戰前形勢的正確分析和軍事策略的籌劃是分不開的。在赤壁之戰前後，周瑜的足智多謀、英勇善戰的軍事才能，具體表現在以下方面：
首先，表現在戰略形勢分析和戰爭攻防部署上。在戰前，周瑜高瞻遠矚，結合當時的天時(天下動盪、生存競爭)、地利(基業、軍需財力)、人和(兵力、將才、民力、人心)的優勢，客觀綜合地剖析了敵(曹)、我(孫)、友(劉)三方面的大勢，得出了“我方”(孫權)抗曹的有利條件：從“人心”來看，曹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其名不正，所以掃蕩曹操是人心所向；更具“地利”、“人和”，包括人力、物力足可抗衡，“將軍(孫權)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裡”，“兼六郡之眾，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為銅，煮海為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泛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當橫行天下”。對孫權的才具、基業和將才、軍需(人力、物力)供給條件作了恰當的估價。同時，也深刻指出曹操揮戈東吳的不利因素：
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
周瑜通過對敵我雙方的天時、地利、人和以及兵戰條件的精闢分析，從兵力對比角度指出曹操用兵戰略的弱點和曹軍的兵力狀況：“久疲”，“不過十五六萬”，尚懷狐疑，“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眾，眾數雖多，甚未足畏”。用事實挫敗以張昭為首的投降派的氣焰、堅定孫權抗曹的決心後，周瑜主動請戰，願領“精兵三萬(《資治通鑑》作5萬，前往夏口(今漢口)迎敵”，孫權在周瑜的幫助下，部署了抗曹的具體方略：聯劉抗曹，派周瑜和程普等與劉備“併力逆曹公，遇於赤壁”，這一部署徹底破滅了曹操要孫權送“人質”的美夢(《江表傳》)。同時深入瞭解敵、我、友等因素的作用，為日後抗曹勝利奠定了深厚的政治、軍事、思想基礎，也充分表現了周瑜傑出的政治、軍事才能。
其次，表現在戰術運用上。周瑜在具體指揮攻打曹操過程中，不僅調度有方，身先士卒，而且集思廣益，善於將略，部署嚴密，前期採納了黃蓋之計，後期運用了呂蒙之計。在整個抗曹戰爭中，黃、呂二人之計，融匯成周瑜破曹戰術的核心體系。周瑜為了擊潰曹軍主力，運用黃蓋“詐降火攻”之計，俗話“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道出了這一“詐”計的核心，它敘述的是這樣一段歷史事實：黃蓋詐降曹操，運用裝滿柴火膏油的船隻，在離曹軍連環船二里餘路時，“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頓時“飛埃絕爛，燒盡北船”，周瑜帶領精銳部隊擊鼓追擊，“北軍大壞，曹公退走”，取得了“火燒赤壁”大捷。
最後，表現在追擊和士氣的激勵上，也是周瑜的軍事全才的整體再現。公元209年，周瑜在追擊曹仁的過程中又運用呂蒙之計，解除了甘寧之圍，於是“渡屯北岸，剋期大戰”。因周瑜“親跨馬擽陣，會流矢中右脅，瘡甚，便還。”為了激揚士氣，周瑜乃“案行軍營”，這一年周瑜打敗曹仁，任南郡太守。“瑜還江陵，為行裝，而道於巴丘病卒，時年三十六”。
周瑜不僅有傑出的軍事才能，而且獨具氣量、性情、德行的人格魅力，薦賢用能方面深具“伯樂”才幹。從三國史籍和時人對周瑜的贊評，足以證實周瑜是三國時代成功處理敵、我、友諸方面關係的高手和典範之一。
據三國史籍記載，當時人贊評周瑜“雄烈，膽略兼人”、“器量廣大”(孫權)；“雅量高致”(蔣幹)；“性度恢廓，大率為得人”(陳壽)；“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程普)等，這些對周瑜贊評的人，既有吳主孫權(上級)、大將程普(同事)，也有敵對兼同鄉蔣幹(曹操的說客)，以及同時代的歷史學家陳壽(《三國志》)等，應是公允的概括了周瑜生平的氣量、性情、品德和胸懷，即使在當今時代，恐怕也難以找到的。縱觀周瑜短暫的一生，他的非凡氣度、他的卓識遠見、他的多才多藝和智勇兼備，不是表面的，而是決定於他人格魅力的深層表現。如周瑜在處理蔣幹(對外)、程普(對內)二人的關係時，就充分顯示他的寬厚大度和忠貞不二的人格魅力。《江表傳》載：
初，曹公聞瑜年少有美才，謂可遊說動也，乃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為對。乃布衣葛巾，自託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耶？”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別隔，遙聞芳烈，故來敘闊，並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弦賞音，足知雅曲也。”因延幹入，為設酒食。畢，遣之曰：“適吾有密事，且出就館，事了，別自相請。”後三日，瑜請干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宴飲，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
周瑜處理蔣幹的關係，不僅表明周瑜不忘孫氏兄弟的知遇之恩，忠貞不二；而且體現周瑜“雅量高致”，真誠、寬厚、大度，是眾所公認的事實。這段史實，後來成了明末羅貫中筆下“蔣幹中計”的來源，三國史籍上並無“中計”或“盜書”的記載。
程普
周瑜與程普的關係，從另一個側面更顯示周瑜的性格開朗、“器量廣大”和“折節容人” 的偉大人格。程普是早年隨孫權的祖父孫堅並屢立戰功的老將，年長資深，時人稱之為“程公”。《江表傳》記載， 周瑜與程普之間有些矛盾，不很和睦，其實責任不在周瑜，而在程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但周瑜卻壓抑自己的感情，“折節容下，終不與校”。程普終於認識了自己，親重並敬服周瑜，對別人說：與周公瑾交往，“若飲醇醪，不覺自醉”。當時人們都認為周瑜的寬宏大度達到“謙讓服人如此”。至於程普如何敬服周瑜的，《江表傳》等一些三國史籍無詳細敘述，而明代羅貫中卻在《三國演義》(第44回)中，運用史實作了具體細緻的描述：
次日平明，瑜赴行營，升中軍帳高座。左右立刀斧手，聚集文官武將聽令。原來程普年長於瑜，今瑜爵居其上，心中不樂；是日乃託病不出，令長子程諮自代。瑜令眾將曰：“王法無親，請君各守乃職。方今曹操弄權，甚於董卓：囚天子於許昌，屯暴兵於境上。吾今奉命討之，諸君幸皆努力向前。大軍到處，不得擾民。賞勞罰罪，並不徇縱。”令畢，即差韓當、黃蓋為前部先鋒，……水陸並進，剋期取齊。……程諮回見父程普，說周瑜調兵，動止有法。普大驚曰：“吾素欺周郎懦弱，不足為將；今能如此，真將才也！我如何不服？”遂親詣行營謝罪。瑜亦遜謝。
赤壁之戰，孫權任周瑜為左都，是全軍最高統帥；程普任右都，只是他的副手，……自然不服氣。周瑜以大局為重，不公報私仇，不對倚老賣老、多次凌侮自己的程普治罪，如果沒有恢宏大度的器量是做不到的。
為了適應三國的人才、智力的競爭，周瑜不僅善於運籌“人和”(“人際關係”)，處理好程普、蔣幹的關係，而且磊落寬宏，十分愛才，善於薦賢用能，是獨具伯樂特質的具體實踐者，如極力推薦魯肅，就充分表現出他識人具遠見，用人不徇私，待人守誠信的器量、風度、情操和人格魅力。
魯肅
三國史籍載，那時周瑜已身為“居巢長”，聞東城魯肅“體貌魁奇，少有壯節，好為奇計”，周瑜用超常人的方法與魯肅結交：特“將數百人故過候肅，請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囷與周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 周、魯二人都表現出非同一般的才智，這種奇特的識才與交友方法，令人賞心悅目。“瑜因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這種為孫氏集團求才用賢的目標貫穿周瑜的整個一生，他在病重前，還極力向孫權推薦魯肅接任自己的工作，《三國志》這樣敘述：
周瑜病困，上疏曰：“當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憂，願至尊先慮未然，然後康樂。今既與曹操為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未附，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瑜隕踣之日，所懷盡矣。”
魯肅沒有辜負周瑜的重託，東吳局面由此穩定下來，為孫吳政權立下了很大功勳，故史學家陳壽評價說：“周瑜、魯肅建獨斷之明，出眾人之表，實奇才也。”從今天，我們還可從周瑜獨具慧眼和遠見卓識舉薦魯肅的過程中，看出其偉大的人格和將才的特立。
在三國曆史上，周瑜不僅文韜武略兼備，且精通音樂，是難得的全才。如今雖未見過周瑜有關著述及作品的文字記載，但據《三國志・吳書・周瑜傳》敘述：“瑜少精意音樂，吳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當時民間有歌謠說：“曲有誤，周郎顧。”雖只一鱗半爪的記載，足證周瑜的文武全才。
總之，從歷史上考察，三國周瑜整個一生雖只短暫的36個春秋，卻充分顯示出他文武兼備、寬宏大量和將才的出類拔萃。如前所述，周瑜智服說客蔣幹、內和大將程普、力薦魯肅等，都從不同角度和層面表現出他性格開朗、為人光明磊落、氣度寬宏，是諸葛亮所不及的；而他具體指揮的赤壁之戰，以較少的兵力戰勝強敵曹操，有力表現了一個優秀軍事指揮家的品質和才智。民間流傳的周瑜被貶損的形象，不僅是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衝突的產物，也是後世深受民族矛盾(蒙漢的元代、滿漢的清代)惡化的痛苦的人們認識層面的極端性代替普遍接受的文化心理思想結晶：從歷史形象地位走向社會標準化、形象典型化、人格完美化和世俗人情化，進而傾向於推崇敬慕帶有濃厚的農業意識的“一生謹慎”、“事必躬親”的集民間智慧和劉漢正統人格化身的諸葛亮式的人物，而貶損、厭惡深富時代特徵的開拓進取、“文武籌略”的特立人格魅力的周瑜式人物，這就是市井平民心目中所向往、追求、崇拜的集正統化、藝術化、世俗化、人情化的智慧人格於一身的偶像。從整個民族文化心理和思想理念考察，民間貶損的周瑜形象，也正是中國傳統的正統文化與民族心理思想的長期衝突、演變和世俗價值的取向在人們心中自然沉積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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