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歷史研究者常說，不能就當代講現代，不能就中國講中國，更長遠的說，講當代問題應該探討近代，想把近代講清楚，又要追溯到古代。“走進歷史”才能夠準確理解和認識歷史，才能夠真正總結經驗，因此我們有必要從一個更寬的視角看改革開放前的中國。

本文根據當代中國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武力在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國情講壇』第35講的現場發言整理，內容已經本人審定。演講分為上下半場，本期推出上篇。

Editor's Note：This is the first part of the speech text of the 35th Lecture on Contemporary China. This lecture focused on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China's Path, which was delivered by Wu Li, Deputy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He argued that one must have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order to truly study China. For example,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a, it would be helpful to first delve into the ancient agricultural civilisation of China. Wu Li did this by analysing the ancient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conomy,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as well as deconstructing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China in its modern times. Then, Wu Li answered the questions that how China's Path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was chosen, why China reformed its economy in the 1950s, and why China was constantly initiating political movements, and finally chose to start its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the 1970s.

今天我演講的主題是，從一個更寬的視角看改革開放前中國是怎樣走過來的。歷史研究者常說，不能就當代講現代，不能就中國講中國，更長遠的說，講當代問題應該探討近代，想把近代講清楚，又要追溯到古代。我接下來將從這一視角跟大家做一個系統的交流。

一、

深厚的歷史淵源

第一部分，如何看待中國傳統農業文明？即如何看待1840年鴉片戰爭之前中華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理解這個問題對於理解近代的變遷有很大幫助。首先分析中國古代的發展，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越是在初期，在人類征服自然能力低下的時候，就越容易受到自然條件的影響，地理環境和中華民族的形成、多民族國家的形成都有很大的關係。

舉一個例子，中華民族的地理條件東邊是大海，南邊是大海，西部是高山，再往北是西伯利亞高原，有一個龐大的與世界相對分割的地理環境。在這個龐大的地理環境中間，農耕民族和遊牧民族交錯出現的現象。越是遠古，遊牧民族和農耕民族越交錯，並且雙方是在戰爭的狀態下度過的。

這使得中華民族的發展有兩個很獨特的特點，一是形成了一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的國家，二是形成了一個多民族的國家。這和中國的歷史條件有非常大的關係。正因為農耕民族比較發達，又和遊牧民族不斷處於一個交錯的狀態，所以農耕民族為了抵禦遊牧民族的侵擾，就需要有一個強大的政權來保護它。弱小的政權沒有辦法抵禦遊牧民族的侵擾，當遊牧民族受到嚴重自然災害的時候，就會南下，來到中原農耕民族地帶獲得必要的生存條件。因為農耕民族是固定在土地上一家一戶的生產，不可能自行進行自衛武裝的高度集中和快速聚集，所以如果在這個情況下要抵禦遊牧民族的入侵，就需要一個強大政權來保護，所以每當一個王朝後期政治腐敗時都是遊牧民族頻繁侵擾時期。

從春秋到戰國，再到大一統，到漢代也是如此，都體現了這個問題。第一個是大一統，第二是多民族。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發展在明清時期就達到了一個兩者共同創造的農業文明高峰。

如何看待中國傳統的農業文明時代？可以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這幾個方面來分析。

第一，我們怎麼看待中國農業時代的經濟發展。農業時代不僅僅是自然經濟和半自然經濟，家庭農業和手工業結合的小農經濟。小生產以家庭為單位，有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國家，一個穩定和強大的規模經濟，才使得一家一戶得以進行小農生產。他們創造的財富往往通過某種形式集聚在國家手裡，形成一個非常大的規模，並且促進整個經濟文明的發展。

在1840年鴉片戰爭之前，從中國的經濟來看實際是兩個方面。一個是以農業為主的農業生產，可以是一種自然半自然經濟，另一個是在家庭經濟之上的小商品經濟。小商品經濟包括兩個，第一個是大量的農業剩餘通過稅收的方式和地主經濟的方式進入流通領域，當時在明清時期已經形成全國性的市場，像長沙的米市，無錫的糧食市場，使得糧食在全國範圍內流通。大量的南方糧食流通到北方來，養活北方大量的軍政人口。第二個是，中國的商品經濟雖然是一家一戶，但隨著農業養活的人口越來越多，提供的剩餘越來越多，使小商品經濟以手工業和工廠手工業為主的發展越來越多，像當時的紡織業也形成了全國性的紡織業市場。這樣一個小商品生產使得中國的經濟和歐洲其他國家的農業文明相比實際上有很大的不同，它的農業單產在明清時期已經創造了世界的高峰，能養活的人口到清代已經有4億多，在任何一個地方都沒有這麼密集和這麼多的人口，而且它創造了龐大的城市經濟。當時省一級的城市人口都是10萬以上，並且已經形成了一個城市網絡。今天的省會城市和地級城市，絕大多數都是從明清以來延續下來的，縣城的變化也不大，這反映出

高度發達的農業文明，在生產關係上也有很大的特點，生產資料和要素實際上是高度的市場化。在農業文明時代最重要的生產資料是土地和勞動力。土地是財富之母，在其他的地方土地是不能自由的。但是中國從宋代以後土地已經高度的市場化，流動性非常強，宋代就流傳著一句話叫“千年田，八百主”，說一千年間土地可能已經更換了八百個主人。此外土地已經實現了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置，即所謂的“永佃制”，並且可以再轉租出去，在明清的時候甚至已經產生了“三權分置”，即所有權、租佃權、使用權可以分屬不同的人，不僅租佃權可以繼承、轉租、抵押，而且各地具有有明確的市場價格。今天的“三權分置”其實是有中華民族歷史智慧在其中的。歷史上曾經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可以分離，創造的財富可以共享。再就是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一個是土地資源，一個是勞動力，在中國古代社會已經出現了高度的市場化。

第二，就是與生產經濟基礎相匹配或者相適應的上層建築。

與中央集權的郡縣制相匹配的是中國的科舉制。如何選拔任用官員，是經過長期探索的，科舉制到隋朝才開始，在這之前選官員是靠舉薦，例如“九品中正制”就導致“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國家治理實際上在貴族中世代傳遞。到隋以後則實行了科舉制。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性大大增強，雖然流動性太頻繁會導致社會的不穩定，但是如果比較適當，就會使得社會具有活力，有才能的人就有機會上升到比較高的位置。家族第一代奮鬥，第二代可能就享福，第三代可能就頹廢，過去常說“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富不過三代”，是總結出來的大概率。但是科舉制使得下層貧寒子弟可以通過讀書和學習專業知識上升到統治階層，即“布衣可致卿相”“朝為田間郎，暮登天子堂”，避免了治理國家的官員始終在貴族圈裡傳承，使那些像《紅樓夢》裡的賈寶玉那樣“潦倒不通世務，愚頑怕讀文章”的官二代、官三代不必參與國家治理，同時，由於有專業的官僚集團治理國家和一套制度制約皇帝，使得皇帝即使疏於朝政或缺乏能力也沒太大關係，因為有官僚集團替他治理，

另外，與上述生產方式和上層建築相匹配和自洽的，是中國傳統文化有一個特點，即形成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同時融合道家、法家、佛教思想在一起的多元文化，這種文化的主要特點是世俗性、包容性和變通性。與中世紀時期的基督教文化，伊斯蘭教文化，印度教文化和其他國家的文化不同，所以中國的絕大多數時間從來沒有政教合一，不是靠宗教來治理而是靠儒家思想這種世俗的道德來治理。由於中國文化是世俗的、是多元文化的融合，所以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包容性和變通性比較強，這對於中華民族吸收先進文化和提高學習能力非常重要。同時這個文化的有核心是儒家思想：格物致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種思想是中國知識分子追求的目標，是人生的座右銘。所以毛澤東和魯迅都說中國從來不缺乏仁人志士，不缺乏為國家獻身的一批人。

現在常強調不忘初心文化傳承，這是中國經濟、政治、文化高度自洽創造的中華文明，這種中華文明在農業文明時代，在世界上處於一個發展的最高端。

越往後，社會越文明，但是當1840年全球已經是資本主義全球化，資本主義擴張的時候，這種文明的發展和工業文明相比就落後了。首先是經濟生產力，這是靠土地索取，靠自然、靠人力和畜牧力創造的財富，和蒸汽機和機器創造的生產和財富是完全不一樣的。

在1840年之前，西方發達國家經歷了第一次工業革命，19世紀後期又經歷了第二次工業革命，在這個時候中國的文明就受到了非常大的衝擊，中國曾經有一個非常輝煌、高度發達的農業文明時代，近代受到了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的衝擊它明顯地落後，落後就要捱打，就可能變為殖民地，照當時的話，就可能“亡國滅種”，怎麼辦？所以中國發展道路的問題就提了出來。

二、

近代危機

第二部分，如何看待1840年到1949年的近代的發展道路選擇。中國是一個傳統高度發達的農業文明，在資本主義工業文明衝擊開始的時候，中國人很不以為然，像魏源、林則徐一些人看到的都只是西方發達的生產力，但是仍然認為中國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比較先進。

從1840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的這段時間，經歷過的幾次大戰爭給中國人民留下了深刻的教訓，使得中國人認識到不只是生產力落後，而且中國的制度、生產關係、文化相比都落後了。其中可能最大的刺激是甲午戰爭，甲午戰爭中中國被過去視為落後的“蕞爾小國”日本打敗，這對中華民族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刺激，因為日本是從唐代就開始學習中國。日本是一個小國，通過三十年明治維新學習西方之後打敗中國，從而引發了中國的戊戌變法。改良派雖已認識到政治制度需要改變，但是此時清王朝的保守勢力仍十分強大，所以戊戌變法還是以失敗告終。1904年在中國東北爆發的日俄戰爭，是俄國和日本在中國的國土上進行了一場對中國刺激非常大的戰爭，日本的勝利，似乎更進一步證明日本改革的成功，促進了中國人尋求真理、尋求中國富強。日本經過三十年的明治維新，學習西方工業化改革不僅打敗了中國，而且打敗了西方國家沙俄。在1905年以後，中國大部分留學生留學日本去學習日本的先進文化。

中國當時面臨兩個情況。從1840年到1911年，中國有兩個特點，一方面是它傳統的政治經濟文化高度自洽，使中國具有很大的惰性

孫中山發動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是典型全部照搬西方和學習西方的一個嘗試，我們稱之為資產階級革命，但是辛亥革命沒有解決中國的問題，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皇帝，但是沒有解決中國當時面臨的最大問題：對外中國不獨立，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對內雖然沒有皇帝，但是卻出現軍閥割據。

辛亥革命雖然名義上建立了民國，但是對外仍然不能獨立，最典型的就是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和巴黎和會。第二個關鍵問題就是內政，中華民國名存實亡，出現了軍閥統治和武裝割據。軍閥混戰導致社會更加黑暗，軍隊基本上受軍閥個人控制，“兵隨將叛”。政府失靈，社會治安極度腐敗。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要發展並且解決問題，就需要

三、

新中國從哪裡來

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使苦苦尋找救國救民真理的先進知識分子，找到了一條改變中國積貧積弱、任人欺凌的道路，那就是俄國革命所創造的社會主義革命道路。

今天從歷史上認真地去細看、去分析，當時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在苦苦追求中華民族復興的道路都未果，但是“十月革命”確實提供了一個非常有效的革命道路。它可以簡單歸結為三條：

第一，找到了改造中國社會的力量，資產階級軟弱，地主階級落後，又不能靠軍閥去改造，只能靠人民大眾，但是如何動員和組織人民群眾，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提供了理論和社會改造目標。

第二，找到了動員組織這個力量的領導者，

第三，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先進的改造社會的理論和理想，這就是超越了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社會主義，這個社會主義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現代化大生產基礎之上的，而不是空想的和民粹主義的。

時過境遷，現在我們可能體會不出來“十月革命”對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震撼，它的思想啟蒙性質，可以說是醍醐灌頂，豁然開朗。

在當時，1917年“十月革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末尾爆發的，所以它對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教訓非常深刻，如果辛亥革命給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的教訓是資產階級的那一套方式解決不了中國問題，那麼第一次世界大戰西方出現的種種危機、動亂和戰爭無疑使得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看到了資本主義也不是好的社會。孫中山提出“三民主義”和創立“五權憲法”的原因，就是因為他通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看到了西方資本主義創造的這樣一種文明，並不是最理想的，而且也是中華民族的發展過程中既不可能也不願意做到的，靠奴役別人、靠殖民地和國家間的戰爭等方式來掠奪，雖然資本主義創造了先進的生產力，但是同時也導致了生產過剩，兩極分化非常嚴重，這也是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原因。而

再分析中國共產黨的成功，新民主主義的成功為新中國奠定了一個前提，這使得新中國成立以後，具備了一個非常有利的政治條件，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當時環境下看，從全球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獨立以後的國家來看，有這麼一個強大有效的政黨是一個國家發展的非常有利的條件，而且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政府，他有三個方面的優勢。第一他有一個非常清晰的、堅定的、完整的理論

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們具有了政治優勢，有強大有效的政府和高度組織動員的社會，一改中國過去的一盤散沙。古代社會統治有兩個，一個是高度中央集權、郡縣制下的官吏治理，再一個是靠血緣關係來統一，中間階層社會橫向動員的組織基本上沒有。當政府腐敗了以後就呈現出一盤散沙的狀態，在帝國主義的侵略下沒有抵抗力。但是新中國具有高度的組織動員力，這是民主中國對新中國提供的一個有利條件。

（光明網提供全程網絡直播http://topics.gmw.cn/node_120049.htm）

四、

50年代選擇計劃經濟和單一公有制的原因

除此之外還有不利的條件，這是選擇計劃經濟和公有制的原因。新中國成立以後，面臨一個最大的問題是工業化，迅速改變中國落後農業國的面貌，使貧窮落後的國家儘快通過工業化走向富強。政治問題得到解決，但是經濟落後是一個最突出的問題，並且國家的統一也要靠經濟和國力的強大。

新中國成立以後，當時中國經濟發展的水平實際上處在一個落後的“貧困陷阱”，農業不足以養活5億人口，吃飯問題溫飽問題沒有解決。新中國成立初期農業恢復非常快，到1952年已經達到了歷史產量最高峰，但是有統計表明中國人均的糧食還低於雍正時期，毛糧不到400斤，並且沒有肉蛋奶可以替代。

經過徹底的“土地改革”，實現“耕者有其田”後，糧食增產了，但是商品率卻下降了，因為農民自己吃了並要家有餘糧。舊中國的土地地主所有制，地主可以將地租的糧食轉化為商品，農民是“糠菜半年糧”或“食不裹腹”。現在農民首先要吃飽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農業基本上沒有剩餘。土改以後，糧食商品率由建國前的30%左右降到20%左右。而且生產發展在短期內也沒有提高產品商品率的趨勢。1953年中國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進行大規模經濟建設的時候，城市出現了糧食恐慌。在那種條件下，市場處於“失靈”狀態，因為糧食的需求彈性很小，既沒有替代也不能延期消費，而且農業供給不可能增長很快，因此靠市場就不能夠有效調節，會導致城市經濟本穩定甚至社會動盪。

當時中國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大國，工業的主要原料、出口交換工業品以及居民的消費品主要是靠鄉村和農業提供的，而農業處於一種戰後恢復狀態不可能馬上擴大供給。傳統農業文明時代，農業從長期戰亂中恢復到鼎盛，一般要50年到70年的時間。但是新中國成立，傳統農業要恢復到提供足夠的剩餘支持國家工業化，不可能等到50年到70年的時間。近代以來的教訓、朝鮮戰爭的爆發和當時的國際環境，都使那一代人認為世界不可能給中華民族太長的和平發展時間，讓新中國先發展農業，再發展輕工業，然後發展重工業。

朝鮮戰爭爆發前，當時提出發展思路，還基本是常規的工業化：土地改革之後恢復農業，城鄉流通，把農業恢復起來然後發展輕工業，輕工業建設週期短、投資收回快，有錢之後再大力發展重工業。朝鮮戰爭爆發以後就轉變了，國家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由於中國的國際環境非常嚴峻，而國內的積累又非常有限，所以這個時候中國工業化的發展，工業資金的積累就主要取決於內部，就是毛澤東在50年代說過，中國的民主革命是靠農民的支持才成功的，中國的工業化也要靠農民。

第二個要解決的問題是

中國在沒有剩餘和積累非常困難的情況下要優先快速發展投資大、建設週期長、配套基礎設施要求高的重工業，就出現了錢從哪來的問題。這是20世紀50年代中國選擇計劃經濟和社會主義改造的一個重要原因。

首先分析社會主義改造。現在很多人說當年的社會主義改造和計劃經濟是教條式學習蘇聯，其實不然。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都是實事求是派，中國的革命成功就是靠實事求是成功的，而不是照搬蘇聯的方式，不是走城市起義的道路而是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中國實行統一戰線，政權是各革命階級聯合的人民民主專政。而且共同綱領中說：新民主主義社會，要利用資本主義工商業；要市場調節與計劃管理相結合；多種經濟成分在國營經濟領導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要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政策。

“勞資兩利”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後來的很多實踐和理論創新，包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都與勞資雙方可以兩利有關，包括我們今天在國際上提出的“合作共贏”都包含了這個思想。

正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到1953年開始大規模經濟建設後，根據農產品供給不足導致社會波動，以及如何將有限的資金集中到政府手中，“集中力量辦大事”，保證以蘇聯援助的“156項”為核心的工業建設順利進行，黨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總路線的實質是走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即通過生產資料的公有化和計劃經濟，來保證優先快速發展重工業，從而實現工業化的跨越式發展和解決國家安全問題，同時又能夠保證高積累下的社會穩定問題。這樣一來，解決了政府建設資金從哪裡來的問題，提高積累、壓縮消費下的社會穩定問題也解決了。

新民主主義經濟體制下的均衡發展，以個體農業為主的分散的有限的資源無法集中使用。農村一家一戶分散的家庭經濟，使得政府提取剩餘非常困難，成本太高。土地改革以後，原來依靠貧僱農出身的鄉村基層幹部，現在基本上上升為中農，增加稅收首先會遇到他們或明或暗的抵制。依靠市場、稅收或通貨膨脹都很難實現高提取下的社會穩定。在1953年實際上已經出現了這個問題。土改以後，當時農村的基層幹部迅速上升為農村的富裕階層，採取收稅的方式肯定首先影響他們的利益，使得他們沒有積極性幫助甚至抵制政府將農業剩餘集中到國家手中。城市同樣如此，在私營經濟為主的體制下，靠市場和稅收的方式也不能使工業利潤有效集中到國家手裡。並且在人均資源短缺、溫飽問題尚未解決的條件下，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必然會導致貧富分化，那個時候的貧富分化和現在的貧富分化完全不同，那時是絕對貧困，現在是相對貧困。那時政府無力救助，由於勞動力價格非常低，就業者也還沒有完全解決溫飽問題，讓政府為失業者提供溫飽？現在則完全不同了，政府完全可以通過二次分配來為失業者或失去勞動能力的人提供最低社會保障。在20世紀50年代失去生產資料和就業，生活都很難維持。

可以說，在那個以傳統農業為主、人均資源匱乏、溫飽問題尚未解決、農村存在大量隱性失業人口的時期，依靠市場機制很難短期內跳出“貧困陷阱”，甚至會因貧富分化導致社會動盪。

當然，當時實行社會主義工業化，理論上的認識和蘇聯的經驗也起到了作用。一方面，從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出發，認為中國既然實行公有制，沒有剝削和不平等，資源更能優化配置，包括勞動力也能夠優化配置，人民群眾更應該發揮出生產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應該能夠提高生產效率，這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所在。農村實行公有制後，土地可以大規模集中去耕種經營和推廣利用先進技術，剩餘勞動力可以解放出來從事非農產業，加快農業這個“拖工業化後腿”產業的發展；同時又避免了失業和貧富分化、實現了共同富裕。當時農業社會主義改造舊社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宣傳的。當然主要還是為工業化提供農業供給保障和有效提取剩餘。1953年以後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三大改造是兩翼，工業化是主體，三大改造是為了工業化能“飛”起來。

另外，蘇聯在二戰之前通過優選快速發展重工業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也確實在很短的時間裡就改變了工業結構，實現了工業化，從而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取得勝利並躍居為世界第二大強國奠定了基礎。當時蘇聯實行社會主義工業化有三個理論支撐：一是國際環境和戰爭威脅使得蘇聯不可能走傳統的先發展輕工業、慢慢工業化的道路；二是蘇聯的工業化只能靠內部積累資金完成，即所謂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三是列寧提出的“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理論。

有限的資金集中到政府手裡後還有一個使用問題。當時優先發展重工業，資金如果分散在各級地方政府就不能夠有效地發揮作用，在這個時候需要加強中央政府的集權，所以1953年政府機構調整，就取消各大區，中央直接管理各省市自治區。重要的工業和基本建設都是由中央統籌規劃和投資，因此成立了很多的工業部。當時需要把有限的資金集中起來，也有一個歷史機遇，就是蘇聯答應全面援助中國發展工業，這種大國之間的高端技術援助，是歷史上沒有的，也是後來沒有的。因此中國要抓住這個工業化的機遇，並抓緊配套建設，形成自己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因此，把錢集中在政府手裡，優先快速發展重工業，這是實行社會主義工業化、計劃經濟和公有制一個很重要的依據。

當時中國的農村，在這麼落後的條件下不把有限的資金集中在國家手裡無法發展工業化。計劃經濟解決了兩個問題，解決了有限資金的集中化，把它優先用於國家發展重工業，在20世紀50年代那樣一種發展水平和條件下能夠快速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能夠解決國家安全問題。

到20世紀70年代，中國擁有了“兩彈一星”和核潛艇，國家安全問題得到解決，同時工業體系也相對完成，因此計劃經濟和單一公有制的弊病就不可容忍了。

這裡談一下計劃經濟和單一公有制具有的它自身不可克服的侷限性和弊病，如果看不到這個侷限和弊病，可能就有以下兩個事情無法理解。第一，為什麼當時老是不停搞政治運動，最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第二，為什麼要搞改革開放，為什麼最後轉化為市場經濟。

下面就分析兩個歷史侷限。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基本上建立了單一公有制基礎上的計劃經濟，計劃經濟確實充分發揮了中國的艱苦奮鬥和人力資源充沛的優勢，在建立獨立工業體系，在保證國家安全的國防工業方面都發揮了作用，解決了國家安全問題。但是它有兩個不可克服的弊病。

第一，從宏觀經濟來看，單一公有制下的計劃經濟基本上是指令性計劃，這種計劃管理很難做到準確、及時、靈活。當時中國還是傳統落後的農業經濟為主，80%以上的人口分散居住在廣大鄉村，農業不僅是“靠天吃飯”，而且生產的社會化程度很低，人口文化水平很低。當時有順口溜形容農村：“耕地基本靠牛，點燈基本靠油，交通基本靠走，通訊基本靠吼”。實行計劃管理，連準確的統計數據都很難及時獲得。1952年中國農業佔50%，剩下工業20%，第三產業大概是28%左右。但是當時的工業既不是大工業也不是信息化，80%以上都是小工廠。

例如當時農業生產豐欠的不確定性使得做年度計劃非常困難。工業也是如此，當時連企業的“清產核資”都很難搞下去，固定資產怎麼折舊、流動資金應該多少、生產定額如何制定、產品定價怎樣合理，都是工業經濟管理中的難題，很多問題說不清楚，都是一筆糊塗賬，反正“肉爛在鍋裡”。因此只能靠行政命令式的管理，靠思想工作、學習先進、政治運動來消除官僚主義、不負責任和浪費問題，防止“職工吃企業的大鍋飯，企業吃國家的大鍋飯”。當時國家經委負責制定年度計劃，就很頭痛：“一年計劃計劃一年”，從年初就開始做計劃，到年底還在修改計劃。當時的國家經委主任薄一波就說：“八月十五月亮明”，中秋節時農業豐欠和增產多少已成定局，農業為工業、為出口、為城市消費能夠提供多少產品也就心中有數了，計劃也就基本上能夠準確並確定下來了。但是此時一年的四分之三已經過去了。

不僅計劃因客觀條件滯後，而且還存在計劃趕不上變化的問題，制定計劃時因中央與地方、國家與企業（集體）、企業與職工之間的利益差異，

這也是客觀條件不具備，另外也有主觀原因，一個是摸清情況很難，制定計劃的部門也缺乏能力，以國家計委為例，真正是學習經濟專業的大學生很少，舊中國的大學經濟系，沒有計劃管理專業，新中國培養出來的改專業的大學生又非常有限，也缺乏實際工作經驗。再加上信息滯後和扭曲不全。

第二，從微觀經濟來看，缺乏調動人民群眾積極性的激勵機制和應對變化的靈活性。實行單一公有制的最根本原因是能夠保證國家實行高積累政策下的社會穩定。換句話說，就是有利於剩餘的提取，但是又能夠保證社會的穩定，特別是針對溫飽問題還沒有解決的廣大農民。“統購統銷”和集體化，特別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化以後，農業的分配機制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在此之前，農業產品的分配是國家通過農業稅定額提取，剩下的都歸農民，農民決定多少自己直接消費，多少通過市場進行交換，自主權在農民手中。“統購統銷”和集體化以後，農產品的分配則變成國家規定農民留多少口糧、生產隊留多少生產用糧和積累，剩下的除了交納固定的農業稅外，都必須賣給國家，而出售價格是由國家規定的。

單一公有制還限制了其他產業的發展，在農村和城市都如此，在農村是非農產業和家庭副業（中國傳統農業因人均耕地有限，家庭兼業非常普遍）；在城市則是勞動密集型工業和第三產業。毛澤東政治上的敏感性非常強，他認識到個體經濟和市場機制對公有制經濟的衝擊非常大，所以他在60年代初嚴厲批評和制止了農業中行之有效的“包產到戶”，嚴格限制了自由市場，特別是“長途販運”。所以，實行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限制了各種各樣的人發揮自己的能力和潛力。在這種條件下，為了集中有限的資源優先快速發展重工業，使得農村的多種經營和城市的個體經濟發展都受到影響，出現了活力不足。

另外，就是公有制企業的經營管理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

20世紀60年代初有一個流傳很廣的對聯，反映國營企業經營管理的困難：“人財物各有所管，產供銷互不見面”，據說周恩來總理聽說給加了一個橫批：“書記難當”，實行黨委領導制，書記實際上是一把手。計劃經濟一直到改革開放的90年代初，最複雜的就是計劃價格，計劃經濟下價格的合理制定無法解決。由於缺乏真正的市場，因此也無法模擬市場價格，所以在微觀上就很難形成真正有效的競爭和淘汰機制，導致“企業吃國家的大鍋飯”，經濟效益始終難以提高。

其實從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和市場機制式微後，加上蘇聯暴露出其經濟體制的弊病，中國共產黨就開始探索改革。一個是宏觀計劃管理問題，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就講到他從蘇聯就看到了這點並且想解決這個問題；第二個就是微觀經濟中的激勵機制不足的問題。農村管理規劃出現問題，合作社在成立的時候就出現了普遍缺乏合格會計的問題。所以在合作化高潮實現以後，最突出的問題就是合作社的經營管理跟不上，導致了1957年春出現很多社員“拉牛退社”，想重新回到家庭經營。政府則採取了以“民主管理”為核心的“整社”，當整社不能解決問題後，就採取了強制性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究竟如何解決經營管理不善、實現真正的民主管理？黨採用經濟手段不能奏效，而又不讓農民用“腳投票“的方式退出集體經濟時，矛盾就會越積越深。因此，最終採取政治運動的方式，並隨著這種方式的效率遞減不斷加碼，最終必然會越來越升級，提高到階級鬥爭和兩條道路鬥爭的程度。其實那是在單一公有制下，農村恰恰是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階級和階級鬥爭。

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最後又走上政治運動這條道路來解決經濟問題，正是改革開放前計劃經濟和單一公有制發展上的歷史與邏輯高度。計劃經濟和單一公有制保證了國家優先發展重工業和建立了保證國家安全的國防工業，使得這兩個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最緊迫的任務得以解決。

計劃經濟和公有制經濟能夠保證前面兩個任務完成，所以要維持並且提高效率。但是到1978年以後，從邏輯上分析這個經濟體制可以不去維持。既然長時間也不能改善那麼就可以將它捨棄，這個是解放思想後新的飛躍，就是形成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個特色，就是中國的社會主義不必是單一公有制或計劃經濟。

這個飛躍是建立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由當時的歷史任務決定的。其實毛澤東在1956年的看法已經總結經驗，所以對這個時期的認識要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去審視，要“走進歷史”，而不是用今天的眼光來苛求前人。“走進歷史”才能夠準確理解認識歷史，才能夠真正總結經驗，才能夠知道社會的變化，沒有一成不變的東西，一切事情都是根據當時的需要來做的。而中國共產黨繼承了中華民族的變通和實事求是的思想，她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意志和目標從來沒有變，但是每個階段的任務和方法則是可以、也應該根據需要變化的，民主革命時期如此，新中國第一個歷史時期如此，改革開放以來也是如此。時代變了，任務變了，條件變了，方法和手段也也必然會發生變化。

有不對的地方請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待續）

問答

（1）朝鮮戰爭爆發時，中美的實力比較相差懸殊。在1950年，中國只有在軍隊人數上超過美國，但是其他所有的數據都不如美國。發電量和鋼鐵可以認為代表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是兩個主要成分。美國388億度發電量，中國25億度，美國相當於中國的86倍。鋼鐵方面，美國8785萬噸，中國60萬噸，美國相當於中國的146.4倍，從經濟實力的角度來看，中國根本不是美國的對手，更不要說從軍事的角度來看。原子彈方面，美國是300枚，蘇聯可能是10枚到20枚，中國沒有原子彈。為什麼中國在實力相差懸殊的情況下能夠贏得這場戰爭？

武力：我認為贏得戰爭的原因有三點。第一個是蘇聯援助，中國很多裝備都是蘇聯提供的。第二個是士氣，部隊打仗很重要的就是士氣問題，軍人有信念，不怕死，官兵一致。第三個就是決心，中國政府和中國軍隊的正義之戰的決心。從現代戰爭角度來看，裝備還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也不是起決定作用的唯一因素，我覺得應該從多方面去看。朝鮮戰爭影響確實非常大，它改變了世界對中國的認識。朝鮮戰爭爆發以後，美國和蘇聯等其他國家都對中國刮目相看，但是這也可能是整個世界格局在二戰以後面臨的一個大變化，中國的崛起和獨立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沒有朝鮮戰爭也會有別的事情發生。這麼大一個國家崛起以後，肯定會改變世界的尤其是東方的格局，至於是用戰爭的方式還是用別的方式來引起這種變化，是突變還是慢慢地變，是由很多因素引起的。朝鮮戰爭就是這種變化的標誌性事件。

（2）近代和當代中國農民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麼？

武力：這個問題可以從兩點分析：第一點就是中國農民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中國現代化過程中，1949年新中國建立前，主要是對中國的社會改造和建立新中國做出了巨大貢獻，是民主革命的主力軍，這是毋庸置疑的；在新中國建立以後的第一個歷史時期，則主要是為中國的工業化提供了巨大的支持。第二點，農業文明通過工業化向工業文明轉型過程中，農民從群體數量角度來說是在不斷減少的，通過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在轉移過程中，生產、生活、觀念都會發生急劇的變化，生活節奏加快、流動性加強，由血緣關係遠近為紐帶的熟人社會轉變到以企業、單位和社區為紐帶的市民社會，由信息閉塞到信息暢通。在轉型過程中，從收入的角度和經濟地位來看，農民處於弱勢，除非農業現代化完成以後，就是發展經濟學說的“二元經濟”消除以後可能就會改變。現在農民還是處於一個弱勢地位，扶貧的主要對象和地區還是農民和農村，這可能是社會發展過程中間一個不可避免的規律，但是對農民的作用應該是充分肯定的，你也始終是最重要的產業，不能因農業現代化滯後於工業化和城市化，而貶低了農民的作用。

（3）新中國建立初期到改革開放前一次次政治運動的目的，是為了保證計劃經濟體制順利實施嗎？

武力：它主要是為了保證中國優先發展重工業和國家安全這一任務和目標的實現，計劃經濟承擔了這樣的任務。計劃經濟和單一公有制是為了保證高積累下的社會穩定和有限的資金用於發展重工業，從根子上看還是要加快中國的發展、加快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怎麼樣才能夠做到這一點？同時怎麼樣能夠做的更好？在方法和手段上也不是越極端越徹底就越好，古人說過猶不及、欲速則不達是有道理的。可能在發展的過程中間解決問題的認識和方法不一樣，我覺得毛澤東對未來爆發戰爭的擔憂過多，這是歷史經驗給那一代人留下的深刻影響，因此在很多時候在建設上都“急於求成”，並且還有理想主義的成分。當時整個社會生產力水平很落後，經濟發展也非常不平衡，所以他就採取了一些非常規的手段來實現自己的目標，例如自己熟悉的群眾運動、政治高壓等。

（4）中國古代的世俗文化與西方的宗教文化的差異，中國古人的信仰是什麼？

武力：中國古代的世俗文化是以道德為主的信仰，信“天命”，追求“天人合一”“替天行道”，目標則是“修齊治平”，這些從當時處於統治地位的儒家文化思想裡面能找出。當時中國最大的追求：對君臣有要求，對政府有要求，對家庭和家族有要求，對個人有以及長幼都有要求。但是從社會治理的角度來看，追求的還是一個太平、清廉和和諧的社會，這區別於一般的宗教追求。宗教追求可能是關於來世描述以及在實現世界中擴張宗教的勢力，起到對社會的約束作用。宗教組織對社會政治和人民生活的影響都較大，但中國在這方面基本上沒有形成干預政治的宗教勢力，對社會生活的影響也不大，比如中國佛教和道教信徒眾，廟宇也不少，但基本上是保佑性的社會服務和心裡安慰，基本上不會通過組織或政府強制性地約束人民行為或懲罰不信教的人，對佛教和道教的信仰往往是自願的行為，這是很大的區別。

（5）從中國發展道路的歷史，給新時代提出什麼智慧和哪些啟示？

武力：這個問題需要大家自己體會，歷史不一定直接提供答案但是能提供智慧。從現實中找問題，從歷史中找答案，這個答案不能直接解決問題，但可能會加深對這些問題的理解和認識，我就先講這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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