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我常常記起過去任掌書記時，奉先帝之命出使中山，經過井陘險要地方，我時刻擔憂馬失足，非常小心，謹慎地抓住韁繩，幸好沒有失誤。但是等到了平坦大路，放開韁繩讓馬奔跑時，卻不小心摔倒了。治理天下的安危之道又何嘗不如是！”——《舊五代史馮道傳》諫唐明宗
自改革開放以來，大陸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數十年無亂事，真可謂“海清宴然，四海豐足”，按照傳統歷史的輯錄標準，當今中國可堪盛世。
不過，越是盛世巔峰，就越需要警醒。這是因為，在盛世之中的人們往往沉浸於盲目的樂觀中，過分自誇於以往的成就，卻忽略了那些被成功暫時掩蓋的關鍵問題和挑戰，並由此種下了衰敗甚至毀滅的種子。
因此，今天的國人不僅僅要致力於重塑漢唐的雄風，更需要清醒地認識到作為超級強權的西晉（漢朝繼承者）和唐朝是如何從無上巔峰跌入萬丈地獄的，其中的教訓，無疑值得今天的國人警醒。
實際上，中國文明兩次最高峰的煌煌盛世，恰恰都毀滅在了同一個失策之上——對地區人口結構變化趨勢及其危害的忽視。
漢朝霸業最後階段之西晉末年（內藤湖南稱之為中國第一過渡期的界限），朝臣江統注意到“關中之人百餘萬口……（而）戎狄（已）居半”，“（幷州）五部（匈奴）之眾，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徙戎論》），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之域可為寒心”，然而當時百年大錯事實已成，難以改變，西晉政府對李特所屬氐人的遷徙僅僅激發了叛亂（李特，氐人領袖，所部被西晉遷徙至巴蜀，後發動叛亂佔據蜀地），而江統上書僅僅不到十年之後，即爆發五胡亂華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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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漢開創的霸業終結，來源於五胡內遷導致的族群結構變遷
唐朝初期，李世民把投降的草原部落十多萬人，安置在幽冀等地。謀臣魏徵上書諫阻，並指出"降者十萬，不令數年，孳息略倍"，並聲稱“”陛下必欲引突厥居中原，所謂養虎自遺患者也”，但中書令溫彥博認為："聖人之道普適眾生……教以禮法……何患之恤？”唐太宗乃用溫言，置草原部落於河北諸州。數十年之後，幽、並、冀等地諸多郡縣，已經形成“降胡散諸處”，“無所役使”（《舊唐書》卷三十九《地理二》）的失控狀態，而百年之後的安祿山則得以“驅之為寇，逐擾中原”（《舊唐書》卷三十九《地理二》）。
"突厥世為中國仇，今其來降，不即誅滅，何以遣就河北？彼鳥獸野心，非我族類，弱則伏，強則叛，其天性也。昔漢武以銳師猛將擊取其地為郡縣者，以不欲使近中國也，乃久安之道。陛下奈何以內地居之？且降者十萬，不令數年，孳息略倍，而近在畿甸，心腹大患也……
魏時有胡人分處近郡，晉已平吳，郭欽、江統勸晉武逐出之，不能用。五胡之亂，卒傾中夏。陛下必欲引突厥居中原，所謂養虎自遺患者也。"
——魏徵上書唐太宗諫阻
“自燕以下十七州，皆東北藩降胡散諸處幽州、營州界內，以州名羈縻之，無所役屬，安祿山之亂，一切驅之為寇，逐擾中原”——《舊唐書》卷三十九《地理二》
中國歷史上那些明君謀臣為何會屢次犯下同樣的錯誤？
歷史資料並沒有記載過魏晉朝廷的決策者（大舉內遷胡人始於曹操擴軍），對關中、幷州、冀州等地人口結構的變化有多少看法；但唐太宗試圖大規模遷徙草原部落於河北之地，面對魏徵以西晉“五胡之亂，卒傾中夏”的教訓質疑時，當時的大知識分子、進士出身的溫彥博則提出看似頗有說服力的支持意見，他說“聖人之道無不通，故曰有教無類”（大義人倫乃普世價值），可以“教以禮法”感化對方，同時認為胡人不過是“創殘之餘，以窮歸我”，絕對沒有力量造成禍患，他的理論有力地駁斥了魏徵因歷史而產生的憂慮，完美地支持了唐太宗遷胡於河北的政策，最終卻種下了安史之亂及中原王朝千年衰弱的種子。
大知識分子溫彥博為什麼會出錯，因為醉心於聖人經典的他顯然忽略了兩個政治決策時必須考量的關鍵性要素：現實與時間。
一方面，現實情況就是，中原知識分子眼裡的普世價值，很難被草原部落的內附居民所接受。那些被唐朝政府從草原遷徙而來的胡人部落，風俗迥異中原，習慣群聚群居“逐以水草，居處無常”，而中原朝廷在很多實際事務中亦對其“無所役使“，不得不順應遊牧部落的生活習慣，使之在遷徙之地保留原有的生活習慣。
“突厥人徒稀少，不及唐家百分之一，所以能與為敵者，正以逐水草，居處無常，射獵為業，人皆習武。強則進兵抄掠，弱則竄伏山林，唐兵雖多，無所施用。若築城而居，變更舊俗，一朝失利，必為所滅。”——毗伽可汗欲建城，大將敦欲谷勸諫（《資治通鑑》）
從盛唐期間安置歸降契丹部落的《敕契丹王據埒可突於等書》中，可以看到，唐朝政府允許內遷契丹部落在”豐草美水”的地區，過“畜牧隨之“的遊牧生活，並要求地方”務依蕃部所欲，想其沃饒之所“；而《唐大詔令集》亦記載道，為了避免內遷胡人諸部滋事，需對其”遂畜牧之性，以示柔懷之德“。在這種現實情況下，溫彥博試圖對內遷胡人”教以禮法，職以耕農“的同化政策，嚴重脫離現實，根本就不可能得到實施。
另一方面，雖然內遷的胡人剛開始不過是”創殘之餘“，人數稀少，但是隨著時間的推演，其人口數量和當地的人口比例並不是一成不變的。
草原胡部生於物資極其睏乏的苦寒之地，具有更強大的生存和生育熱情，同時兇悍遠勝於中原，這就使得內遷胡人的數量在中原豐饒的滋潤下迅速增長，還可以對當地的原住民產生擠出和同化效應。
西晉江充在調查之後就發現，曹魏討伐高句麗時安置在滎陽地區降胡，“始徙之時，戶落百數”，不過兩代人，即“子孫孳息，今以千計”，由此他認為數代之後，這些內遷者足以形成”必至殷熾“的隱患；而唐代名臣魏徵亦認為，唐廷應該警惕內遷胡部”不令數年，孳息略倍“的潛在危機。
陳寅恪研究唐史發現，唐代安史之亂前的河北之地出現了明顯的胡化現象，他在《唐代政治史論述稿》中寫道”（那些追隨安祿山叛亂或者日後割據的將領）一為其人之氏族本是胡類，而非漢族；一為其人之族氏雖為漢族，而久居河朔，漸染胡化，與胡人不異“；而當時督軍魏博（河北地區）的軍人史憲誠之子史孝章亦認為”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
一個歷史事件可以反映出唐代河北地區人口結構變異及其政治後果。由於幽冀諸地的人口胡化嚴重，當地軍民極其尊奉安祿山、史思明，日日奉祀，唐穆宗期間的幽州節度使張弘靖認為此乃亂臣，乃“發（安）祿山墓，毀其棺柩”，結果竟激起了叛亂。
就這樣，由於當時的決策者，盲目自信於中原社會價值觀的普適性，只看到”胡人諸部“以窮歸我”、“創殘之餘”的眼前場景，卻忽略了遊牧民族的固有習性和實際管理的困難，再加上不理解人口趨勢隨時間變化的潛在危險，最終造成了遺恨“千年”的毀滅性災難。
今天的中國，在大西北地區同樣面臨著過去的危險。東西部巨大的經濟差距，驅使大量世俗人口離開當地到東部大城市尋找就業機會，而宗教人口則因生活習俗的不適而更願意留在本地，這實際上昭示了當地人口結構隨時間推移的變化方向，而針對性的計劃生育又進一步強化了這種趨勢；更令人憂心的是，隨著外來宗教的大舉進入，部分當地宗教群體的文化認同與中國傳統亦越來越疏離。事實上，19世紀中後期西北民族的互殘災難，不僅僅是因為清朝政府的殘暴統治，亦是源於陝甘地區人口結構的變異和外來激進宗教意識形態的傳入。
公元1014年，超級大國東羅馬帝國在克雷迪昂戰役中消滅了另一個強國保加利亞軍隊的主力，將15000名保加利亞俘虜單眼弄瞎，使其返回國內，此舉威震歐亞大陸，不久保加利亞被東羅馬滅亡；與此同時，東羅馬軍隊肆意入侵亞洲的阿拉伯帝國阿巴斯王朝，一度威脅巴格達。但是，有形之威脅的消失掩蓋了無形威脅的出現，隨著安納托利亞中部地區的拜占庭貴族和居民不斷遷往日趨繁榮的沿海城市，中亞地區的突厥穆斯林開始悄無聲息地大規模滲透進入東羅馬的心腹地帶安納托利亞中東部，開啟了人口結構的置換——就是在東羅馬帝國最強大的時候，她的根基開始遭受真正的、致命的、毀滅性的侵蝕
11世紀初，突厥穆斯林開始進入安納托利亞中部，僅僅50多年之後，一個羅姆蘇丹伊斯蘭國（羅姆蘇丹，阿拉伯音，意思是“羅馬人土地上的伊斯蘭國家”）就屹立在了羅馬人的土地上，完成了對人口、文化和制度的徹底置換，並對東羅馬帝國這個強大的文明實體形成了毀滅性的威脅
歷史的邏輯是殘酷的，政治的事務是冰冷的，它不能僅憑激情來定奪，也不能被道德所左右，更不能被輿論所裹挾。它需要決策者在現實的基礎上，超越時間的地平線，以變化的思維冷靜把持其中的利弊。所以，衡量一個威脅是否致命，不能看其激起了多少憤怒，吸引了多少眼球，更要思索其能夠造成多大的潛在後果。
只有理解這一點，才能真正意識到潛在的不安在哪裡，才有可能避免歷史上那些悲劇的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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