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產大鱷馮侖曾講過這麼一件事。有一天，任正非請他參加在北京四合院的聚會。現場有柳傳志、陳東昇等企業家，還有政界、教育、媒體領域的要員。馮侖感到這個局攢的很奇怪。
任正非來到後，大家都以為任總會有件特大的事兒要宣佈，結果沒想到，他是請朋友來幫忙想校訓。
原來任正非的母校在貴州都勻，都勻一中的校長希望他捐款支持學校建設，任老闆便問人家校長校訓是啥？校長答不上來，任老闆便跟人家說，如果你不把校訓搞清楚，怎麼樣辦學校，你不說清楚這個事，那我不能給你錢。
校長說不清楚，任老闆告訴校長說，你要說不清楚，我來幫你說清楚，我找朋友來幫你說清楚，然後你們都認可，就按這樣做，我就支持你。
馮侖沒想到任老闆這麼軸，捐一筆錢給學校，還一定要人家把校訓講清楚。
相比於某些企業家功成名就後拍電影、娶嬌妻、唱高調、說大話，任正非這樣有原則的堅持做事的企業家很少見，就連研究校訓都這般較勁，一般人還真做不出來。
任正非與父母合影
1944年，任正非出生於貴州安順地區鎮寧縣山區。父親任摩遜是一所專科學校的校長，母親程遠昭高中畢業後，做了一名很普通的鄉村教師。
到了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知識分子都被冠以“臭老九”的名號，不但工資微薄，還受人鄙視，以至於父母后來告誡任正非，“一輩子都不要當老師”。
任正非是家裡的長子，下邊還有兄妹六人，全家九口靠父母微薄的收入生活。任家當時兩三個人合用一條被子，破舊的被單下面鋪著稻草。那時正值國家經濟困難，糧食短缺，僅有的一點存糧很難支持九個人的生計。
任正非說，每個學期每人交納兩三元的學費時，母親每次都會發愁，每到月底，經常看到母親到處向人借三五元度饑荒，而且常常走了幾家都未必能借到。因為此時大多數的家庭都普遍困難。
然而即使這樣，父母沒有放棄讓7個孩子讀書，沒有讓他們放棄學業幫助支撐家庭。
任正非由於每天飢腸轆轆，無心讀書，他的成績很不穩定，初中因學習成績優異被多次表彰，到了高二時期卻經歷多次補考，高中三年他最大的理想就是吃上一個白麵饅頭。
有次，一位家裡條件不錯的同學請客吃飯，他拿了一半多的饅頭，那個饅頭他吃了整整兩天，每頓吃上一口，然後再裝進口袋。
等到任正非快高考的時候，餓的實在難受，就用米糠和菜和一下，烙著吃，家裡的糧食用瓦罐盛著，他也沒有隨便去抓過糧食，否則他的弟弟妹妹就要捱餓。
任正非高考前，母親程遠昭為了給他增加營養，她經常早上悄悄塞給任正非一個小小的玉米餅，希望他可以專心複習功課。任正非說；“小小的玉米餅，是從父母、弟妹的嘴裡摳出來的，我無以報答他們。”
在最困苦的時候，讓人感到恐怖的恰恰不是貧窮，而是人心。是沒有上進的心，只能安於現狀，越來越窮。這也是為什麼軟弱的人，會處於貧困和匱乏的狀態。任正非在極度飢餓中，一家人的親情和父母的言傳身教給予他無窮動力，他以堅強的毅力考上了大學。
居逆境中，周身皆針砭藥石，砥節礪行而不覺；處順境中，眼前盡兵刃戈矛，銷膏靡骨而不知。不因厄運而一蹶不振的人，總會在逆境中找到光亮。
19歲那年，任正非考上了重慶建築工程學院。母親程遠昭千方百計給任正非做了兩件襯衣，還給他一床被子。任正非激動得熱淚盈眶，在高中畢業之前，任正非都沒有穿過襯衣，即使炎熱的夏天也只能穿冬天時的厚外套。
由於沒有被單，程遠昭就撿了畢業生丟棄的幾床破被單，洗乾淨，再縫補拼接成一條被單讓他帶上，這條被單也陪伴了他五年的大學生活。
任正非看著襯衣和被子，想著父母和弟妹兩三個人擠一條被子，他心裡五味雜陳，他拿的越多，弟妹們的日子就會更難。
此時，任正非面對的磨難比捱餓更加珍貴的是心性的錘鍊。
正當任正非可以如飢似渴終地飽覽群書時，沒想到史無前例的十年運動開始了。亂局中，學生無心向學，而任正非並未疏懶，他依然保持對知識的不懈追求，他相信“知識就是力量”，即使現在用不上，將來也一定用的上。
正是憑著這股勁頭，他自學了計算機、數字技術、哲學、外語等多個學科，那個時候，啃書本、鑽研技術是他唯一要做的事情，這讓他在年輕的時候就積攢了豐富的知識，眼光獨特，見解獨到。
青年時期的任正非
20世紀70年代，任正非從重慶建築工程學院畢業應徵入伍，作為基建工程兵專業從事軍事科技研發。因為沒有在動盪中荒廢自己，在軍隊的日子裡，任正非在部隊中表現出了良好的科技素養，有多項技術發明創造，兩次填補國家空白，得到了領導和戰友的一致認可。
科技尖兵——任正非
因為父親的“政治原因”，使他與表彰無緣，也不被批准入黨。即使是他所領導的戰士們每年都大批立功受獎，他這個領導卻從未受到過嘉獎。唯一一次安慰性的“學習標兵”，也是因為任正非對《毛澤東選集》研讀獲得的“學習毛主席著作標兵”。
在軍隊的十四年時間裡，鍛造了他的獨特性格，也為任正非以後創立華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華為的軍事作風和唱軍歌的傳統，無不打著軍隊的烙印。
1982年，任正非從軍隊復員轉業至深圳南海石油後勤服務基地工作。這時,他遭受到了生活和工作的雙重打擊,他所在的企業連年虧損,而他的妻子因轉業時間較早已位居南油高管層。
任正非在部隊接觸的都是自動控制系統，是比例、積分、微分這種模擬控制系統。到深圳以後，發現世界已經開始變成電腦時代，這兩種不同的學科，讓他發現怎麼也跟不上青年人。
他在軍隊培養的正直感，令他過於信任別人，以為社會上是這樣。 當時，他滿懷豪情地給老總立軍令狀，要求將旗下的一個公司交給他管理，然而換來的只是冷漠，這讓任正非非常的失望。
後來，老總安排他在下面的一家有二十多人的小公司做副經理。正是在那裡，四十多歲的任正非遭遇了人生的第一次“滑鐵盧”。
他過於相信別人，對一些商業陷阱毫無防備，就把錢先給了別人，最後沒有拿到貨，被別人騙走了200萬，當時八十年代中期，深圳的月平均工資才200元。任正非被迫辭職，這筆鉅款他追了一年，絕大部分了追回來。
任正非說：“這個事件對我最大的教育是什麼？我沒錢請律師，也沒錢送禮。我自己閱讀了大量法律書籍，基本把法律書籍都學了一遍。明白了，市場經濟就是貨源、客戶、交易，貨物交付到客戶的中間就是法律。”
此時的任正非下有一兒一女要撫養，上有退休的老父老母要贍養，還要兼顧6個弟弟妹妹的生活，這一系列的問題，導致他工作與生活上的極度不和諧，他的夫人已經是南油集團的高層，父母和弟妹的到來，讓家庭矛盾和工作矛盾產生糾葛，這段原本美滿的婚姻也宣告終結。
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
要知道這世界上大部分的奇蹟，只不過是普普通通的人們將心意化作了行動而已。任正非創造了屬於自己的奇蹟。
當時,深圳作為全國的改革實驗田,到處充滿了商機和活力,一個很偶然的 機會,做程控交換機產品的朋友讓任正非幫他賣些設備。為了取得代理資格,任正非靠著2萬元的初始資本金創立華為，憑藉代理香港一家交換機公司賺差價，成功翻身，攢下了創業第一桶金。
但是，任正非很不甘心，他是不服輸的硬漢，在他看來，做代理永遠沒有出頭之日，他不想走這條路，他要為子的發展走出一條生路。
在賣設備的過程中，他看到了中國電信對程控交換機的渴望，同時他也看到整個市場被跨國公司所把持。
華為早期辦公室
當時國內使用的幾乎所有的通訊設備都依賴進口，也就是“七國八制”，即美國 AT&T、加拿大北電、瑞典愛立信、德國西門子、比利時貝爾、法國阿爾卡特以及日本NEC 和富士通。中國企業在其中完全沒有立足之地，任正非決定要自己開始做研發。
任正非後來解釋自己這次轉型的原因時說：“外國人到中國是為賺錢來的，他們不會把核心技術教給中國人，而指望我們引進、引進、再引進，企業始終也沒能獨立。以市場換技術，市場丟光了，卻沒有哪樣技術被真正掌握了。而企業最核心的競爭力，其實就是技術。”
軍人出身的任正非似乎天生具有比一般人更加強烈的愛國熱情和保衛領土的敏感和決心，而他在那個時候能夠認識到“技術是企業的根本”，便從此和“代理商”這個身份告別，踏上了企業家的道路。
1991年9月，華為租下了深圳寶安縣蠔業村工業大廈三樓，最初只有50多人，開始研製程控交換機。
這裡既是生產車間、庫房，又是廚房和臥室。十幾張床挨著牆邊排開，床不夠，用泡沫板上加床墊代替。
所有人吃住都在裡面，不管是領導還是員工，做得累了就睡一會兒，醒來再接著幹。這是創業公司所常見的景象，只不過後來在華為成為了傳統，被稱為“床墊文化”，直到華為漂洋出海與國外公司直接競爭的時候，華為的員工在歐洲也打起地鋪，令外國企業歎為觀止。
到 1992 年，華為的交換機批量進入市場，當年產值即達到 1.2 億元，利潤則過千萬，而當時華為的員工，還只有 100 人而已。這樣的成長速度，是屬於那個時代的。
此時正逢中國房地產爆發，很多做實業的企業家都去做房地產生意，賺得盆滿缽滿。面對巨大的誘惑，任正非從沒有動搖過，別說沒做房地產，就連股票也沒炒過。任正非認為，在大機會面前，要有大的戰略耐性。“要耐得住寂寞！板凳不僅僅要坐十年冷，有些人，一生寂寞。”
任正非與早期員工
1992年正是深圳股市瘋漲的時候，而深圳最早的證交所就設在華為辦公樓的一樓。樓下發生的種種財富神化和騷動，華為員工沒有一個人受到影響和誘惑，所有人都在樓上埋頭工作，對窗外的事充耳不聞。
任正非回憶說：“那時，我們公司樓下的交易所裡，買股票的人裡三層外三層包圍著。我們樓上則平靜得像水一樣，都在專心致志幹活。我們就是專注做一件事情，攻擊‘城牆口’。”
當別人都把掙得的錢拿來炒股，任正非卻把錢投入研發。當時有人想不明白，說任正非是“任大傻”。這種風暴中的寧靜，這種對自有核心技術研發的痴迷的追求，令拜訪華為的客戶由衷地感慨：華為不成功是不可能的。
很多企業都在尋找成功的捷徑，任正非卻認為，成功沒有捷徑，華為的成功可用一個“傻”字來概括。
30年堅持只做一件事—堅守實業，專注ICT領域；華為從1997年起，開始向IBM學習IPD集成開發管理體系，並向西方公司支付了十幾億美元的學費；別的企業都把錢用來搞房地產、搞資本運作，而華為不為所動，堅持不上市，堅持將每年銷售收入的10%以上用於研發，近10年來搞研發累計的投入有4600多億元。
李一男
李一男曾是任正非的“尖刀”，被任正非火箭提拔，少年得志，在華為發展的關鍵時期，李一男卻背叛了他。
2000年，為了給老員工創造更多的發展機會，一批對公司貢獻較大、深受信任的老員工，被鼓勵出去作華為的數據產品代理商，任正非稱之為“內部創業”。
李一男帶著價值1000多萬元的華為設備（用華為內部股份兌換）北上創業，任正非特意設宴給他踐行，李一男走後便創建了“港灣網絡”。
不久之後，港灣網絡便獲得了美國華平、淡馬錫等機構近億美元的風投。有了風投的加持，李一男的目標不再是做一個華為的產品代理商，而變成了“離職高管+風投基金伺機KO老東家”。
李一男對華為的產品和市場優劣勢十分清楚，港灣在市場上迅速攻城略地，屢屢奪標，銷售額很快破億。
一邊在市場中與華為競爭，港灣還一邊到華為挖人。
這一年，任正非的皮膚癌第二次手術，憂鬱症加重，重重壓力湧了上來。
2001年，在高薪、期權的各種誘惑之下，上百名華為核心研發人員加盟港灣。發展到後期，港灣的挖人手段愈來愈大膽。
據華為從事研發的一名老員工透露：港灣會先私下收買華為市場和研發部門的核心骨幹，然後這些人並不離開華為，而是迴避港灣的相關研發領域和目標市場，助其成為華為的競爭對手。
李一男雖是技術上的天才，卻也是人格上的庸才，他不懂得飲水思源的道理。
任正非四十年代出生的人，在不知不覺中落後了。這種落後不在於裝備與訓練，而關乎於觀念。四十年代的人骨子裡有道義，反而在於年輕人來說，道義不能當飯吃。
禍不單行，福無雙至。
2001年1月8日，任正非跟隨國家領導人訪問伊朗之際，忽然傳來母親在昆明遭遇車禍的消息。等他回到昆明時，病床上的母親已撒手塵寰。
逝去的母親留給任正非幾萬塊的存款，在她的觀念裡，做生意不會總是一帆風順，攢一些錢，以後總能給任正非救急。失去至親的任正非，員工出走事件仍是懸樑利劍，國際戰場上，初出茅廬的華為又迎來不速之客。
2002年12月，通訊巨頭思科提出華為侵犯了其產品知識產權，要求華為承認侵權、賠償，並停止銷售產品。面對咄咄逼人的思科，華為思考再三後決定：可以停止銷售有爭議的產品，但絕不接受侵權的指責。
為了向中方施壓，思科利用媒體，將此次事件上升到“考驗中國政府保護知識產權的決心”高度。國家信息產業部一位官員表示：“政府不會給予華為政治上的幫助。”
2003年1月24日，思科在得克薩斯州聯邦法院對華為提起專利訴訟，訴訟內容長達77頁。
華為很清楚：一旦思科訴訟勝利，華為將在未來很長時間都無法進入美國，在國際市場上也將陷入思科的步步阻擊之中，華為的國際化之路將可能因此而破滅。
2003年，在歐美市場，很多客戶都暫停了與華為的合作。而此時，港灣在國內也頻頻“搶食”華為的市場，任正非內外交困。愛將背叛，母親逝世，國內市場被港灣“搶食”，國外市場遭遇思科訴訟，核心骨幹流失，公司管理失序，IT泡沫破滅……致命危機接踵而至，任正非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卻依舊深感無力控制公司滑向崩潰的邊緣。
這個從小在農村吃苦長大、又在部隊錘鍊多年、外人眼裡堅強如鐵的男人，在半年時間裡，夢醒時常常痛哭。在醫生的幫助下，任正非的抑鬱症最終得以康復，而華為也迎來了一場絕地大反擊。
面對思科的咄咄逼人，華為將爭議產品退出美國市場卻被視作“心虛”，很明顯，繼續求和將會更加被動。華為組建了由數位副總裁領銜、多名專家參加的“應訴團隊”，趕赴美國。
在長達幾個月的庭審期間，華為與思科激烈交鋒，鬥智鬥法，雙方多次反覆舉證，使庭審陷入膠著狀態。但雙方都明白，勝負的關鍵在於：彼此產品的源代碼是否雷同。2003年10月2日，思科與華為達成和解。
為了對付港灣，2004年華為內部成立了“打港辦”。凡是有港灣參與的領域，都有華為的身影，而且會不惜一切代價打壓對方。由於港灣在人力、財力上都與華為有巨大差距，在這場消耗戰中，港灣徹底失敗。
走投無路的港灣於2006年6月6日被華為收購。至此，華為與港灣多年的恩怨宣告結束。
華為與恩科的這場曠日持久的官司，引起了任正非的深思：
“如果有一天，我們被限制了怎麼辦？”
居安思危的任正非找來何庭波，給他2萬人，每年4億美金，開發自己的芯片，減少對美國芯片的依賴。
2019年5月17日，美國商務部宣佈將中國的華為公司列入貿易管制的“實體名單”，切斷華為生產產品所需的來自美國公司的軟件和硬件供應來源。
華為公司宣佈啟動“B計劃”，十年前為公司生存而打造的“備胎”，全部“轉正”，任正非竟然要花這麼多錢搞芯片，足見他的格局與預見性。
在任正非看來，從華為遭到美國禁令，到如今不斷升級的貿易摩擦，實質是科技實力的較量，根本問題還是教育水平。
2019年5月21日，任正非再次接受央視《面對面》專訪，任正非一直強調基礎教育在我國的重要地位。他認為基礎研究方面的水平不夠，和基礎教育跟不上有直接關係。
他還自費請權威機構專家進行中國基礎教育狀況的調查研究。
他說：“如果我們農村的孩子，二三十年以後，好多都是博士碩士了，這會為國家在新的創新領域去搏擊，爭取國家新的前途和命運，這才是未來呀！”
任正非就是這樣一個簡單到低調而純樸的企業家，他沒有什麼大道理，卻總在用行動告訴我們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做一件事就堅持到底。
為什麼許多人聽了太多的大道理，卻依然過不好這一生，大抵是因為在道理面前紙上談兵，在疏懶面前身體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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