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名與同名同姓帶來的麻煩
張永紅整理
一人多名，除了徒增人們的記憶負擔，並沒有更多的價值。多人同名，則常會鬧出誤會來。
記得在很多年以前，一次在廣州街頭散步，看到一處有一個紀念碑，上面寫著“孫逸仙博士……”等碑文，一個同伴說：“這位孫逸仙是什麼人？”有人回答說：“可能是一個科學家吧。
過了幾天，又去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看到牌坊上有幾個大字“浩氣長存”，落款是“孫文”。同伴中有人問：“孫文是誰？”
有人回答：“ 孫文可能是孫中山的兒子”。
其實，“孫逸仙”、“孫文”、“孫中山”是同一個人，孫中山，名文，字逸仙，號德明。
有一個兒童笑話
老師出了一個題，“周樹人是誰？”
一個學生回答說：“就是周樹那個地方的人。”
周樹人是魯迅的原名，然而知道這一點的人並不會有很多。像孫逸仙、孫文就是孫中山，這除了少數文化人知道外，大部分國民未必清楚。
這種一人多名的現象在舊時很普遍，通常一個人有乳名、譜名、學名、表字等，如董必武，小名樂益，大名賢瓊，入學時更名為用威，參加革命後又取名必武。如國畫大師齊白石，原名純芝，字謂清，後名璜，字瀕生，後又取號白石，這一來，他便有了五個名字：齊純芝，齊謂清，齊璜，齊瀕生，齊白石。
一人多名帶來很多的麻煩，把孫逸仙與孫中山當作兩個不同的人，把齊璜與齊白石當作兩個不同的人，這種情況並不少見，這不能怪世人知識貧乏，而只能說這種一人多名實在是沒有多大必要，它除了徒增人們的記憶負擔浪費人的精力之外，並沒有更多的價值。
故而，五四運動起，有人提倡“一名主義”，主張一人一名，反對取名之外再取字，這一主張逐漸被人們接受。現在的人已經不再取字了。當然，現在的人還有小名、本名、筆名等的分別，不過比起舊時代來，這已經簡單多了。
名字原本只是一個人的代號，一個人有一個代號即可，大可不必用幾個不同的代號。
當然，在某種特殊的環境下，一人多名也許會有好處，如從事地下工作或間謀活動，這可以掩大耳目，達到隱蔽的目的。
但是，對於大多數正常生活的人，完全沒有必要擁有幾個名字。
現今實行身份證制度，身份證上只能有一個名字，戶籍上也只是這個名字。一個人如果有幾個不同的名字，那麼，他在需要出示身份證或戶口去證明身份時，就很可能遇到麻煩。
有一位青年，原名唐路生。為什麼取這個名字？因為他母親是在路途中生下了他。他讀中專時，覺得這個名字不雅，便政名為軍，中專畢業後參加工作，一直使用唐軍這個名字，同事們都只知他叫唐軍，不知他叫唐路生，而他家裡人，他的親戚們卻一直稱呼他唐路生。後來他要結婚了，家鄉的親戚們給他寄來錢物，以增祝賀，然而郵件上寫的都是“唐路生”。他單位上負責收發的老頭，見到這個名字，一查本單位職工名冊，沒有這個人，便以“查無此人”，將郵件退了回去，一連退了兩個郵件。直到又來了第三個郵件，是一張匯款單，老頭尋思，怎麼老是有“唐路生”的郵件寄來？莫非有誰原來是叫這個名字？經過一一詢問幾位姓唐的職工，最後才明白，原來這個“唐路生”就是唐軍。唐軍拿著匯款單興沖沖地去郎局取款，郵局裡的人要求他出示證件，可是，他出示的工作證和身份證，上面寫的都是“唐軍”，理所當然地他被拒絕了，無論他怎麼解釋，郵局的小姐就是堅持一條：匯款單與證件上的名字不同，不能取款，這是規定，毫無辦法。他只好回到單位，請求人事科開具證明，證明他原名“唐路生”。人事科的科長老張是一個辦事認真的人，老張慎重其事地翻出唐軍的檔案，一查閱，檔案中並沒有他曾用名“唐路生”的記載，這個證明看來不能開。於是，又經過一番解釋，一番請求，最後找到一個間接證明的辦法匯款單上填寫的匯款人姓名和地址，與唐軍檔案中某位親戚的姓名和地址相同。證明總算開出了，匯款取到了，可是卻費了很大的周折。
名作家的筆名
作家中有一種取筆名的風氣，如明代的長篇小說（金瓶梅詞話），作者署的不是本名，而是筆名：蘭陵笑笑生，又如《老殘遊記》的作者是劉鴨，但署名卻是：洪都百鍊。
“ 五四”以來，文人起筆名的更多，如魯迅有筆名140多個，茅盾有筆名90多個，郭沫若有筆名30多個。
比較著名的筆名與原名對照如下：
魯迅 周樹人
巴金 李芾甘
曹禺 萬家寶
張恨水 張心遠
郭沫若 郭開貞
矛盾 沈雁冰
老舍 舒慶春
冰心 謝婉瑩
葉聖陶 葉紹釣
周立波 周紹儀
金庸 查良鏞
梁羽生 陳文統
韓素音 周月賓
三毛 陳平
當代作家中取名的越來越少了，名字的單一化，應當說是一個好事，於己於人都省去了很多麻煩。過去有的名作家使用上百個筆名，致使後來研究他的人，不得不編本專門的書，對他的筆名加以考釋，以免“張冠李戴”，弄錯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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