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豐五年（1855年）六月十二日，曾國藩向清廷上了一道措辭辛辣的奏摺:《奏參江西巡撫陳啟邁折》，列舉了“粉飾欺上”、“保舉不公”等幾大罪狀，嚴厲參劾江西現任巡撫陳啟邁以及現任按察使惲光宸。
曾 國 藩
此折一上，對於江西官場無疑是平地一聲驚雷。當時曾國藩的身份不過是一名無地方行政實權的在籍侍郎，其統帥的湘軍至咸豐四年（1854年）進入江西作戰以來，雖為當地頂住了巨大壓力，但依然不過是孤懸客居的“客軍”，籌糧籌餉無不仰仗於當地政府的支持。
然而這一次“客人”竟要參劾“主人”，而且還要一次彈劾作為省“一把手”和“三把手”的兩名大員，這無疑是向整個江西官場公開宣戰！
這次衝突的導火索是江西萬載縣的舉人彭壽頤。彭壽頤本人頗有才幹，在太平軍來臨之際也拉起一支團練，但鄉民彭才三不想捐資入團，不僅將團練攪散，還誣陷彭壽頤可能謀反。
萬載知縣李峼因收受賄賂而偏袒彭才三，彭才三當然不服，便四處上告。對此，巡撫陳啟邁不但不予糾偏，反而指使按察使惲光宸對彭壽頤嚴加刑訊，試圖做實彭的“罪行”。
沒辦法，彭壽頤不得不求助於曾國藩，曾國藩本想調彭至軍營效用，藉此密切與江西本土士紳的關係，這對湘軍糧餉籌措有著直接的好處，但其多次與陳啟邁面商均遭到拒絕。
本來陳啟邁與曾國藩分屬同鄉、同年、同官翰林，應有著良好的私交，但陳對湘軍不僅不予全力支持，還多方掣肘，經常以不給餉銀相要挾，這讓曾國藩皆為惱火。
陳 啟 邁
導火索一旦引燃，“新仇舊恨”便一起爆發。早懷怨恨之心的曾國藩，此時再也忍無可忍，便上了這樣一道極冒政治風險的奏摺。由於當時江西的防務主要依靠湘軍，加之曾氏為未為陳啟邁開列的幾項罪狀令咸豐皇帝感到十分惱怒，所以該奏摺一上，效果立竿見影---陳啟邁被革職，惲光宸被撤，均聽侯新任巡撫文俊查辦。
從此以後，曾國藩便於江西官場結下了深深的“樑子”。
縱觀曾國藩的這篇奏章，表面上看是曾國藩對陳啟邁為人、為官乖謬荒誕的控訴，但實際上反映了則是湘軍與江西官場在資源分配上的深層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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