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7 大正時代的日本:一戰後,軍國主義走向臺前是歷史的必然

明治天皇和皇后一條美子沒有子嗣,與側室雖育有五名皇子及十名皇女,但長大成人的只有一名皇子和四名皇女。這名皇子就是明宮嘉仁親王。1912年,嘉仁以皇太子身份繼位,改元大正,由此開啟了大正時代。

大正時代的日本:一戰後,軍國主義走向臺前是歷史的必然

日本大正天皇

對外的侵略擴張

1914年7月底,奧地利對塞爾維亞宣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日本元老井上馨認為,這是對步入大正時代的日本國運的“天佑”,可以一掃歐美近年來孤立日本的態勢。8月23日,日本基於日英同盟之誼對德宣戰,不過並非開拔軍隊前往歐洲,而是針對德國在中國的勢力範圍山東省膠州灣,以及德國位於南洋諸島的殖民地發動攻擊。

在歐陸同時進行東、西兩線作戰的德國已經左支右絀,自然不可能派兵前往遠東保護膠州灣及南洋諸島,這兩地遂被日軍佔領。

1915年1月,中華民國要求已經獲勝的日軍撤兵,日軍不但拒絕撤兵,時任大隈重信內閣外相的加藤高明,反而向有稱帝野心的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提出了《二十一條要求》。此時的袁世凱與幕府末期的井伊直弼面臨同樣抉擇:若不同意就必須與強國開戰,只要開戰幾乎毫無勝算,一旦落敗勢必喪失更多重大權益;但若是同意強國的要求,自己必然成為千古罪人永受唾罵。

我們不否認這些歷史人物當時的無奈,但他們仍須為自己的抉擇揹負歷史責任。任何洗白諸如袁世凱之流歷史罪過的嘗試,既訴說了當事人的無奈,同時也是對那個時代人民百姓的不尊重。

由於當時歐洲各國無力顧及遠東,日本人予取予求。經過三個半月的談判,袁世凱成功讓日本人作出了一定程度的讓步,於1915年5月9日宣佈接受《二十一條要求》刪減版本,把日本對中國的傷害降至最低,事後袁下令各級學校定5月9日為“國恥紀念日”。

一戰慘烈的戰況導致軍需用品嚴重短缺,遠離歐洲主戰場的日本製造業、重工業、造船業得以快速成長。同時,歐洲國家在亞洲殖民地市場也由日本接手,造就了不少一夜暴富的日本人。

都說美國靠兩次世界大戰超英趕法,事實上,日本在一戰中也受益匪淺。大戰帶來的景氣,讓這個亞洲唯一的資本主義國家完成了產業升級,成為亞洲第一工業大國。出口需求隨之急劇攀升,這為其必須更瘋狂地進行對外侵略擴張埋下了伏筆。

大正時代的日本:一戰後,軍國主義走向臺前是歷史的必然

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

1917年3月(俄歷二月),俄羅斯國內在不斷罷工與遊行示威之下爆發革命,羅曼諾夫王朝被推翻。之後,因為由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組成的臨時政府無法解決國家面臨的財政問題,11月(俄歷十月),列寧領導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派推翻了臨時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國號為“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後於1922年改國號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簡稱“蘇聯”。

1918年3月,俄國與德國單獨媾和,退出一戰,德國得以抽調東線兵力全力向西線的英、法等國反撲。於是,英、美、法、日、意等資本主義國家決定動用武力出兵干涉,期望協助俄國境內的捷克軍團推翻遠東地區的布爾什維克政權,進而讓俄國白軍在重掌政權後重返東線戰場。

8月,各國達成協議,組成聯軍登陸海參崴。英、法等國因深陷歐洲戰場,派出的兵員非常有限,而日本卻派出了超過72000人的部隊,這讓英、法等國不得不質疑其背後的用意。

11月,日軍佔領了俄國在遠東的所有港口及西伯利亞鐵路沿線城市,並扶植白軍將領謝苗諾夫控制了貝加爾湖到滿洲里一帶,成立“外貝加爾地方臨時政府”。

正當日軍在西伯利亞節節勝利,隨著一戰結束,本就猜忌日本的列強以大戰結束再無必要留守俄國遠東地區為由撤軍,到1920年6月,只剩別有用心的日軍留在西伯利亞。同時,大戰結束使布爾什維克紅軍得以全力反擊白軍,很快便將這股反動勢力擊潰,日軍在西伯利亞的局勢隨之愈發不利。11月,謝苗諾夫的白軍政權垮臺,不甘心失敗的日本繼續扶植親日勢力組建白軍政權,但隨著紅軍攻勢不斷,日軍實際上大勢已去。

由於受到國內政黨在議會中的指責,1922年6月23日,日本終於作出撤兵的決議。到10月,日軍完全撤出了西伯利亞。

日本在西伯利亞的這次軍事行動歷時四年兩個月,歷經寺內正毅、原敬、高橋是清、加藤友三郎四個內閣,耗費將近九億日元,犧牲超過五千士兵,最終卻毫無所獲。但這次軍事行動無疑是日本軍國主義走向臺前的序曲。同時也讓日俄之間,在1904年到1905年爆發的日俄戰爭後,再一次加深了矛盾。

拜一戰所賜,日本國內迎來了四年的好景氣,同時也造成通貨膨脹,出兵西伯利亞使商家開始投機性的囤積米糧,米價攀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峰。這種預期性的投機心理終於釀成了著名的“大正米騷動”,作出西伯利亞行動決議的寺內正毅內閣因而總辭。

國內矛盾的激化也正在為軍國主義搭設舞臺。

大正時代的日本:一戰後,軍國主義走向臺前是歷史的必然

演講中的列寧

內部的政治鬥爭

把時間推回到大正天皇繼位那年。

1912年12月,首相西園寺公望以緊縮財政為由,拒絕陸軍因應辛亥革命增設兩個師團的提議,於是,其內閣陸相上原勇作運用“帷幄上奏權”直接向天皇請辭,懷恨在心的軍方拒絕提供繼任人選。根據《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規定,陸海軍大臣必須由現役大將或中將擔任,軍方拒絕提供人選形同阻斷西園寺內閣。知道軍方故意刁難的政友會總裁西園寺,於12月21日也率領由政友會組成的內閣總辭。

其後,天皇命桂太郎組閣。有過兩次組閣經驗的桂太郎信心滿滿,為對抗政友會,萌生了組織政黨的念頭。有別於前兩次,此次桂太郎以內大臣兼侍從長的身份組閣。而內大臣和侍從長都是皇宮內的職務,首相則是內閣職務,同時周旋於皇宮與內閣不僅難以保持公正立場,而且違憲。因此,桂太郎的第三次組閣剛開始便遭到政黨以護憲為由的反對。

政友會與政敵立憲國民黨攜手成立“憲政擁護會”,以尾崎行雄和犬養毅為首,提出“打破閥族,擁護憲政”的訴求,要求桂太郎內閣下臺,得到了國會議員、報社記者、學者和學生的熱烈支持。“憲政擁護會”共召開三次大會,參與人數一次比一次多。其中,1913年2月9日的第三次大會,參與人數達到了兩萬人。

桂太郎見狀,還想做困獸之鬥,試圖解散議會重新改選,在元老院和眾議院院長的勸阻下,其內閣才於2月20日總辭。這次組閣只維持了62天,是日本憲政史上最短命的內閣之一。

雖然組閣未獲成功,但桂太郎建立政黨的心願卻因這次組閣而得以遂行。桂內閣總辭結束了護憲運動,政友會與立憲國民黨隨即恢復敵對狀態。桂太郎趁機向勢力相對弱小的立憲國民黨招手,再輔以貴族院若干成員,期望成立新政黨作為重返政壇的資本。

新政黨於1913年12月23日成立,定名為“立憲同志會”,由桂太郎第三次內閣的外相加藤高明擔任總裁。遺憾的是,桂太郎在10月10日離世,未能親眼目睹新政黨成立。“立憲同志會”日後幾經更名,最後一個名字叫“立憲民政黨”,是二戰前日本的兩大政黨之一。

桂內閣總辭後,元老院選出奠定海軍根基的海軍大將山本權兵衛為繼任首相。山本本人就是護憲運動所反對的藩閥成員之一,為博取政黨的好感,他上任後立刻修改《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將軍部大臣的任命範圍擴大到預備役和後備役。

大正時代的日本:一戰後,軍國主義走向臺前是歷史的必然

日本前首相桂太郎

山本權兵衛是海軍元老,在陸海軍都有一定聲望,被外界看好有望長期執政。然而,1914年1月發生的海軍高官向德國西門子公司索賄的“西門子事件”,重創山本內閣形象,各政黨立即與之劃清界限,憤怒的民眾包圍國會議事堂,山本權兵衛被迫於3月24日負起政治責任,辭去首相。

另一方面,西園寺公望在1913年辭政友會總裁,選出極富行政能力的原敬繼任。在原敬的領導下,政友會在接下來的大隈重信與寺內正毅兩屆內閣中,充當在野監督的角色。

1918年9月,寺內正毅因“米騷動”而內閣總辭,元老山縣有朋雖屬意從聽命藩閥的官僚中指定繼任人選,偏偏這群官僚均不孚人望,只好作罷。山縣有朋繼續推薦同為元老的西園寺公望,西園寺堅辭不受命,山縣有朋無奈,只得接受西園寺推薦的原敬組閣。

原敬之前的首相人選,即便如大隈重信或西園寺公望都是擁有爵位的華族成員,原敬是第一個沒有爵位的首相,故被稱為“平民宰相”。由此也可看出,日本從明治維新開始的一系列資產階級改革並不徹底,殘餘的封建思想和所謂的“武士道精神”成為了軍國主義的思想淵源。

9月27日,原敬正式組閣,除陸相田中義一、海相加藤友三郎、外相內田康哉外,其餘均為政友會成員,日本正式進入政黨政治時代。即便如此,政黨與行政官僚仍無法制約軍方勢力。而且新內閣面臨許多難題,對外既要為出兵西伯利亞一事善後,還要派代表參加巴黎和會,對內還要解決憲政會等在野勢力提出廢除財產限制以制定《成年男子普通選舉法》的訴求。

自1890年帝國議會成立以來,日本存在嚴格的財產限制,繳納直接國稅15元以上才能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到1900年雖降為10元,但參與政治始終是少數有錢人的特權。伴隨一戰帶來的好景氣,越來越多人自視為中產階級,他們對政治產生了濃厚興趣,要求廢除財產限制以便參與。

按照常理,政友會應感同身受,全力促成《成年男子普通選舉法》的產生,但原敬顯然無意廢除財產限制,僅將門檻繼續下調至3元。在野黨對原敬這種做法十分不滿,原敬則以解散眾議院作為反擊。1920年5月舉行的眾議院改選,選舉人數激增至307萬,但政友會依舊取得過半席次。

1921年11月4日,原敬欲前往關西參加政友會大會,結果在國鐵大冢站被該站職員中岡艮一以短刀刺殺,當場斃命,享年65歲。

大正時代的日本:一戰後,軍國主義走向臺前是歷史的必然

日本前首相原敬

原敬死後,藏相高橋是清於11月13日受命組閣,仍兼任藏相,原敬內閣成員全部留任,翌日高橋還被推選為政友會繼任總裁。但高橋擅長的是財政,對政治並不在行,由於無法調解政友會的內部對立,於次年6月12日總辭。

之後,歷經加藤友三郎、山本權兵衛兩任短命海軍內閣,西園寺於1924年1月推薦時任樞密院議長的貴族院議員清浦奎吾組閣。結果清浦無視政黨存在,除陸、海相外的閣員全部來自貴族院。

作為眾議院第一大黨的政友會認為,清浦的做法違反“憲政常道”,即未將政權轉移給在眾議院佔多數席次的政黨,於是打算對內閣投下不信任案。孰料政友會內部的反對派領袖床次竹二郎率百餘名議員出走,另組政友本黨,繼續支持清浦內閣,政友會一下子從第一大黨變成少數黨。最後在樞密顧問官三浦梧棲的斡旋下,政友會總裁高橋是清、憲政會總裁加藤高明、革新俱樂部總裁犬養毅才組成了“護憲三派”,號召民眾打倒清浦內閣,維持憲政常道、確立政黨內閣制。

1924年5月10日,第十五回眾議院選舉,護憲三派取得了286席過半席次,成立護憲三派聯合內閣。其中,憲政會151席,政友會105席,革新俱樂部30席,於是,由席次最多的憲政會總裁加藤高明於6月11日出面組閣。

加藤內閣立即針對現有的《眾議院議員選舉法》作出修正,制定了新的《普通選舉法》,規定年滿25歲的男子不分社會地位一律擁有選舉權。

不過,加藤高明也表現出了保守、反動的一面。為防止以變更國體或否定私有財產制度為訴求的左派政黨開展社會運動,加藤內閣在《普通選舉法》通過前就先通過了《治安維持法》。

整個日本由此處於該法的高壓之下,就像一根緊繃欲斷的弦。

僅從日本這23年的歷史便能看出:其首相與內閣頻繁下臺的傳統由來已久,並非最近幾十年才出現的現象,而這一現象背後代表的是其內部殘酷而激烈的政治鬥爭;其貴族與元老等封建殘餘勢力仍有極其強勁的實力,他們勾結軍方,輕易便可左右政局,政權實際上仍掌握在他們手裡。

大正時代的日本:一戰後,軍國主義走向臺前是歷史的必然

日本前首相加藤高明

天災人禍,軍國主義登臺

據說大正天皇幼時曾患腦膜炎,中年又罹患腦血栓,還有精神方面的疾病,曾在出席帝國議會時將詔書卷成圓筒狀,以此觀察各議員。

1920年,大正天皇身體惡化,內大臣松方正義依照《皇室典範》,建議由原敬設置攝政。《皇室典範》規定,擔任攝政的第一順位是成年的皇太子或皇太孫,而迪宮裕仁親王在1916年已被立為皇太子。1921年,剛滿20歲的裕仁仿歐歸國,11月25日就任攝政,稱為“攝政宮”。這是,原敬內閣已變成高橋是清內閣。

1923年9月1日11點58分,神奈川縣相模灣西北方約80公里處發生里氏7.9級地震,這就是著名的“關東大地震”。

這場地震造成神奈川縣、東京府、千葉縣、埼玉縣、靜岡縣等地超過105000人死亡或失蹤;建築物直接全毀超過109000棟,因地震引起大火燒燬的建築物多達2102000餘棟;經濟損失超過10億美元。災情之慘重,可堪與二戰末期美軍的空襲相提並論。

9月2日,時任代理首相的內田康哉於下令東京府災區戒嚴,3日,戒嚴令及於整個東京府和神奈川縣。

前所未有的震災造成民眾恐慌和社會混亂,一時間謠言四起,其中有說在日的朝鮮人將趁機四處劫掠和縱火的。雖是毫無根據的指控,日本軍、警、憲兵卻以此為由,大肆逮捕在日朝鮮人,造成數千名在日朝鮮人喪命。同時,他們還趁機逮捕、殺害“擾亂治安者”,如無政府主義領袖大杉榮、伊藤野枝夫婦,就在9月16日被陸軍憲兵部殺害。

震災導致了財產的鉅額損失,進而導致失業人口急劇攀升,再加上此後內閣處置不當,終於釀成了1927年的昭和金融恐慌。愁雲慘霧的日本急需找到一個宣洩口,這便為軍國主義的登臺拉開了序幕。

大正時代的日本:一戰後,軍國主義走向臺前是歷史的必然

關東大地震後的日本城市一片狼藉

另一方面,攝政宮被立為皇太子時,便已決定大婚對象為久邇宮邦彥王第一王女良子女王,即後來的香淳皇后。大婚原定1920年6月等皇太子元服後舉行,不料1921年發生的“宮中某重大事件”演變成政壇派系鬥爭。此後數年,皇太子成為貴族院皇族議員,加上就任攝政宮後政務繁忙,大婚一再延後。

到1923年,關東大地震舉國哀悼,攝政宮認為此時氛圍不宜舉行大婚,於是再度延期。

同年12月27日,攝政宮出席帝國議會開院式後,在皇宮南邊虎之門坐上皇室專用禮車,正準備前往下一個目的地,此時混在群眾中的社會主義者難波大助朝攝政宮座車開槍,命中了隨侍在旁的東宮侍從長入江為守。時任首相的山本權兵衛當日立即請辭,警視總監湯淺倉平也受到波及被免職。

湯淺倉平丟官後收購了《讀賣新聞》,成為該社社長。這便解釋了《讀賣新聞》一貫以來的親美保守立場。

而誤以為得逞的難波大助則在逃走過程中被警察逮捕,次年11月被以“大逆罪”判處死刑。

直到1924年1月26日,皇太子迪宮裕仁親王終於完成大婚。

1926年12月25日,體弱多病的大正天皇於葉山御用邸駕崩,年僅47歲。隨侍在側的攝政宮於葉山御用邸踐祚,成為日本第124代天皇,依《尚書·虞書·堯典》內文“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決定以“昭和”為新年號,日本史上在位最久的天皇正式登基。

大正時代的日本:一戰後,軍國主義走向臺前是歷史的必然

日本昭和天皇裕仁

大正末期、昭和初期,是日本的多事之秋。關東大地震後,幾波金融危機接踵而至,一戰期間積累的資本迅速消耗殆盡,高度抑鬱的社會急需找到宣洩口。奉行軍國主義的野心家趁機轉移矛盾,於是,不管是政治人物、官僚、商界鉅子、軍人或一般民眾,都將矛頭對準國外,以為唯有放眼國外方能解決國內矛盾。軍國主義由此正式登上了主流舞臺。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