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作者桃花舍主人向察網的獨家投稿】
正在播出的電視劇《絕境鑄劍》，劇情以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閩西一支地方紅軍獨立營誕生與發展過程為背景。應該說，這原本是個很不錯的題材，但就目前已播出的十幾集來看，與近年播出的一些革命鬥爭歷史題材影視劇一樣，其思想性和故事情節的邏輯性方面都不能令人滿意。
這些暫且不說，只說劇中對某些人和事的稱呼方面，也存在不少問題。
在這部劇中，主角李化成是一位參加過秋收起義和井岡山斗爭的共產黨員，被黨組織派回閩西家鄉發動農民暴動，並作為黨的代表領導起義武裝，這麼個經過黨組織多年培養教育、尤其是劇中還專門表現其受到古田會議精神教育的黨員領導幹部，居然把自己的上級領導、特委書記蘇喬民稱為“師父”——不管是隻有他們兩人的場合，還是有其他人員在場的情況下，甚至是在黨的會議上，都是如此。“師父”這個詞，一般是指兩個人之間有著傳業與受教的關係，體現著濃烈的私人感情色彩，乃至人身依附狀態，這與共產黨組織內倡導的建立在共同革命理想基礎上的人與人之間平等同志關係，是背道而馳的。而劇中作為老共產黨員的特委書記蘇喬民，對自己被黨內同志稱為“師父”表現得理所當然，毫無異議。
不僅如此，這位老共產黨員蘇喬民與另一位老黨員孔志國之間，在所有場合都是“志國兄”、“喬民兄”地互相稱呼，似乎根本沒有互稱“同志”的意識。同樣，那個獨立營指戰員之間，除了教導員李化成偶爾在全體大會上“不得不”喊一聲“同志們”之外，其餘時候都是以“兄弟”相稱。
劇中表現的國、共雙方對對方的稱呼，也非常地“文明禮貌”：國民黨方面人員在內部談話中提到共產黨軍隊時，基本上稱為“紅軍”、“紅XX師”、“紅XX團”，就連比較中性的“共軍”都不用；而共產黨方面的人員指稱國民黨軍隊時，除了用“敵人”、“敵軍”的詞語外，最多稱一聲“國民黨軍”，甚至還有戰士向指揮員報告說“國軍從後面打來了”。而實際上，歷史上的國民黨方面不僅在內部話語中，甚至在報紙宣傳中，都是汙稱共產黨及其軍隊為“共匪”、“赤匪”的。同樣，共產黨方面和根據地的群眾對國民黨軍隊，因其與工農紅軍為敵，則是稱之為“白軍”、“白匪”、乃至“白狗子”。
在稱呼上的錯謬、篡改，是這部電視劇的顯著問題之一。當然，這種問題不光出現在這部電視劇中，應該說，近二、三十年來，許多革命歷史題材的影視劇，或多或少存在著類似的問題。比如，有些影視劇中表現我軍指戰員之間都以“兄弟”相稱，而只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才說一聲“同志”；有些影視劇表現國民黨軍內部稱我軍為“紅軍”、“解放軍”，而我軍指戰員則在提到國民黨軍時稱之為“國軍”；有些抗日戰爭題材的影視劇，表現我軍和我方幹部群眾內部指稱日寇時，最多稱為“敵軍”、“日軍”，而不稱“鬼子”，對漢奸部隊不稱“偽軍”，竟用其自稱的“皇協軍”；等等之類，亂象頻出。
一個稱呼，並不是無關緊要的小事，而是反映著使用這個稱呼的群體、組織的性質、觀念和其對事物的看法等。群體、組織的自稱，往往是在宣示自身的合理性、正當性、正義性，甚至是在宣揚自身的理想、宗旨，所用詞語自然是褒義的；與此同時，對敵對一方的稱呼，則是站在自身立場上否定其正當性，所用詞語常常是貶義的。
比如，共產黨及其軍隊、政權中的人員以“同志”互稱，這既體現出這個組織的革命性，也體現出組織中的人員基於共同理想基礎上的平等關係和親密的戰友關係，這是“兄弟”關係所無法比擬的；“紅軍”，反映出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的革命定位和犧牲精神；“解放軍”，則宣示著人民軍隊的性質和任務；稱國民黨軍為“白軍”乃至“白匪”，揭示著其反動性和非正當性；抗日戰爭中稱日寇為“鬼子”，是順應人民群眾對外來侵略者的憎恨心理，指斥日寇的野蠻性、侵略性，稱漢奸武裝為“偽軍”，則昭示其非法性、叛逆性。
自稱與他稱，都是站在自身立場上、以自己為主體進行的。對立的雙方，一方自然不會承認敵方對自己的汙稱，但同時也不會輕易認可敵方的自稱，因為這樣就等於是放棄了自己應有的對事物的評判權，乃至背叛了自己的立場。所以，當年的我黨我軍內部不會稱國民黨軍為“國軍”，不會稱日寇為“皇軍”，也不會稱漢奸武裝為“皇協軍”。當然，國民黨內部也不會稱我軍為“紅軍”、“解放軍”。
當今的一些革命鬥爭歷史題材的影視劇，恰恰就在敵我雙方的稱呼方面出了問題。這種問題，反映出一些影視劇製作者不尊重歷史，隨心所欲地篡改歷史細節，而對革命鬥爭歷史細節的或粗率馬虎、或刻意篡改，不僅損害了這類影視劇的真實性，也往往起到了戲弄、淡化、甚至抹黑革命鬥爭歷史的作用。比如，許多革命鬥爭歷史題材影視劇中所表現的革命組織和軍隊，人們互相不稱“同志”，而稱“兄弟”、“姐妹”，這實質上是將共產黨描寫得“國民黨化”，遮蔽了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的先進性、創新性和人民性。
實際上，一些革命鬥爭歷史題材影視劇的這類問題，也是近幾十年來某些勢力對革命歷史實施歷史虛無主義的一種表現，或者是歷史虛無主義影響的一種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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