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譯製片有著一份特殊的感情。雖然離開快三十年了，這種思念之情，不僅沒有淡化，反而越來越濃。早些年我只要回到上海，一定會回廠看望我那些曾朝夕相處的同事們。當年我們常加班加點地趕任務，有時工作到深夜，有時是通宵達旦。沒有節假日，甚至春節都不休息。大家相聚的日子，比和家人還多。那時候，名與利在我們之間，似乎沒有發酵過；關懷、互助與包容，多過了矛盾的發生。大家心中所想的，都是為了搞好我們的翻譯片。
近年來，許多老朋友都走了，像老邱、老畢、尚華、於鼎……人生無奈，這是規律。惟有蘇秀，年輕時就有挺嚴重的哮喘病，這幾年反而活躍起來了。我對她說：“你這兩年精神越來越好，我好有一比。”她問：“怎麼說？”我說：“你好比鹹魚翻身，都已經曬成魚乾了，又搖頭擺尾在水裡遊起來了。”她笑了。
我們回憶過去一起工作的日子，發生的一些事，共同認識的一些人。提到陳敘一，蘇秀說陳敘一是她的恩師，感念陳對她的培養。她說：“沒有陳敘一就沒有我。”我則從另一個角度懷念陳敘一。
今天我還能清晰地回想起我看到陳敘一第一眼的印象。因為我知道他是老區回來的，可看他穿著一件風衣，有些帥氣，有些洋氣，還有些傲氣，臉上帶著一抹玩世不恭的微笑，所以印象格外深刻。
陳敘一年輕時代
1952年我調到翻譯片組做剪接，發現陳敘一是個絕頂聰明的人，也是一個絕對認真的人，可以說為譯製片，他傾注了心血。他對翻譯、導演，集體地講，個別地帶，也敢放手讓他們獨當一面工作。對演員，他能挖掘出你的潛能，拓寬你的戲路。在他導演的戲裡，給你安排吃重的角色，他坐在那裡為你把關。1958年我調到演員組，這種感受更深了。
有一次鑑定完一部卡通片，我在裡面配只鸚鵡。下班在公交車站，他對我豎了豎大拇哥，這對我的鼓勵，使我終身難忘。我相信，像蘇秀對陳敘一，有相同感覺的同事，還大有人在。陳敘一愛才，喜歡聰明人。他有時說個事，就那麼兩句，你最好是一點就通，否則你就慢慢愁去吧。過去翻譯朱微明就說過：“陳廠長，你怎麼老愛講半句話？”
陳敘一在工作中不苟言笑，但是跟一些老同事，他也會開開玩笑，跟大家一塊兒聊天。
有一回，我走進放映間，看見張同凝一聲不響地坐在那兒，陳敘一卻在那裡踱來踱去。他們是在為《巴黎聖母院》對口型，那時他正在考慮一句臺詞，不知怎麼說好。我問：“怎麼了？卡在哪兒了？”陳敘一說：“菲比斯要去見愛絲美拉達（女主角），但並未約好，不能說是約會，該怎麼說呢？”我脫口而出：“‘幽會’好了。”他一聽好高興，說：“幽會，對，幽會。就用幽會！哎呀，妖婆，你怎麼想得出來的？你大概老和別人幽會吧？”我一面笑，一面說：“你神經病。”
潘我源年輕時代
有時候，翻譯和導演也會因堅持自己的意見和陳敘一互不相依僵在那裡。記得有一部戲，我對口型，蕭章翻譯，陳敘一編輯。我八點前進放映間的時候，他們兩個已經在場了。他們可能到得比較早，而且已經為了本子起了衝突，兩個人都虎著臉坐在那裡。我感到氣氛不對，過了八點也沒動靜，他們也不說話。支書許金邦跑了進來，賠了笑臉，不說話又出去了。許金邦笑起來臉上的皮都皺在一起，像個包子。他進進出出總是笑。因為他的身份，不能說蕭章，更不能說陳敘一，只能乾著急。十分鐘過去了，我看時間差不多了，該讓他們下臺階了。我大聲說：“都過了十幾分鍾了，為什麼還不幹活？放映，放！”放映聽見我的叫聲，就把片子放出來了。工作開始了，他們兩個一左一右坐在我邊上，也不交流，也不討論，把意見說得像在自言自語，我只好充當裁判，一會兒說：“老頭這句比較好，用他的。”一會兒說：“蕭章這句合適，用他的。”他們像兩個聽話的老小孩一樣，都聽我的。不久，僵局打破了，他們又為劇本熱烈地爭論起來了。
還有一次，為蘇秀導演的一部戲，在整個譯製組的會議上，蘇秀和陳敘一頂起牛來了。我記得好像是對戲和某個角色理解的分歧。兩人爭得不可開交。陳敘一的權威受到了挑戰，蘇秀還堅持自己的看法。那天是一屋子的人，氣氛是更僵。大家僵坐在那兒。過了一陣，我又出來發話了。我說：“我們是不是先休息一會兒，等會兒再接著討論。”組長答應：“好吧。”大家如釋重負，站起來作鳥獸散了。到院子裡，蘇秀對我講：“小潘，謝謝你，你給解圍了。要不然我和老頭兒都下不了臺。”再接著開會的時候，一切如常了。
我在廠裡確實比較特殊，不管對誰都沒個規矩，弄得別人對我嚴肅不起來。記得有一次，陳敘一給我們講劇本、講戲、講人物性格，他拿我做例子。他說：“比如，我們大家在屋裡開會，小潘進來一屁股坐到辦公桌上，大家一定不覺得奇怪。她就是這麼個人。可是老太太（指趙慎之），如果也坐到辦公桌上，大家一定嚇一跳，因為她這麼做就太出格了。這就是人物性格和他行為邏輯的關係。”陳敘一就這樣深入淺出地把一個學術問題講清楚了。
選自蘇秀主編《峰華畢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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