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要了解一个民族，就要了解一个民族的精神与文化。中日文化的互动交流过程中，却呈现出一种信息非对称性；日本对中西优秀文化采取的是“鲸吞”式文化输入方式，经过日本式的改良和转化，成为适合于日本的文化。我国学者看待日本文化时则不自觉地采取了“文化俯视”的态度，我们“应该以宏阔的历史气度、放的文化心态了解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了解日本文化了解日本。”比起对西方国家的研究，我国对于日本这个近邻的研究相对较少、起步较晚。历史上，特别是在元代以前，中国几乎无视日本的存在。黄遵宪曾感慨：

“日本研究中国之书数量甚丰,中国写日本之书数量与质量都无法相提并论。”

我国乃至世界都对日本这个民族性国家有很强的好奇心，因为在亚洲它很特别，在世界上它也常出人意料地做事。在造成日本独特民族性的众多原因中笔者找到一点,那就是他们竭尽全力的护国的精神。日本护国精神在日本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过程中有极大的重要性，也是指导并左右日本发展对外关系的精神内核。长期坚守的护国精神已经升华为日本的民族性的一部分，日本的护国精神是充斥在日本社会的各方面。而护国精神催生出了日本特有的文化和民族性，也对我们的国家精神构建有大的借鉴作用，本文笔者将带大家来聊一聊日本的护国精神。

日本护国精神形成的原因

一、外部原因

从周朝以来建立的直到清朝最终完备的朝贡体制一直是古代中国外交的基本方式，在朝贡体制下，各国接受与中国不平等的观念。这是由于“在相当长时间里，中国是东亚前国际体系内生成的唯一国家，这不仅使中国人形成了将自己国家的空间范围等同于东亚前国际体系的空间范围的观念，也使周边地区的各部族自动地认同于中国人的这种并不准确的观念。”周王朝的朝贡体制从这个时候始就已经显现出向着象征意义方向发展的趋势。从理论上讲，诸夏之国与蛮夷戎狄之国处于同一政体之内,应该存在某种心理上的认同。可是在实践中，周人对异族的排斥却是显而易见，常常要求分清华夏与夷狄之间的亲疏关系对蛮夷戎狄没有心理上的认同感，认为他们是低等民族。此后历代王朝都继承了这样的华夷观,并不断完善周代以来的朝贡体系。中原王朝在心理上鄙视蛮夷,在实际的对外交往中却希望蛮夷从心理上崇拜中华,政治上臣属中华,这是朝贡体系的内部矛盾性。这种对中华眼中的蛮夷明显的非平等看待，也正是催生日本护国精神的动力之一。

唐朝时期万国来朝

在早期的国家观念中，日本被视为未知世界,所以未受到中国统治者足够的重视,以至于在唐、元、明都发生了对日战争都不能引起足够重视。中国也许不是不能容忍和自己对等的国家,而是根本不认为这个世界上有和中国对等的国家。唐宋时期，中国的强大让日本觉得自惭形移，也让日本一直处于追逐先进的状态中。中国一直是日本学习的对象,但是日本在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时,也学会了中国的华夏中心意识和华夷观。尽管中国将日本视为蛮夷，但日本在国力日渐发展之时，民族独立意识和自尊意识逐步增强，不自觉地将华夷观和以日本为中心的小中华意识推广到对外交往的关系中。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催生了日本的护国精神。近旁先进强大的中国的存在使日本感受到巨大压力,在与中国交往中，日本也形成了自卑心理;积极吸收和消化中国的先进文化使日本有了飞速进步，而短期实现的巨大进步又催生了日本的自负。正是这样的压力与自卑,进步与自负之间的矛盾存在，使得日本民族性中出现了特有的护国精神。

另一方面则是日本独特的地理环境对其护国精神形成的影响气谈到日本我们都会想到，国土面积狭窄，资源短缺这些不利的地理环境。但是，正因为这些不利的自然环境，才使得日本民族性中充满了忧患意识和护国精神。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对国家绝对的甚至是非理性的爱,是日本护国精神的重要特点。

日本国土

二、内部原因

日本民族是一个感性的民族，这是因为在理性思考的体系成熟之前，就有外来的成熟思想流入日本，使得日本在理性思考方面没有完全发展成熟。这种感性强而理性弱的状态，使日本的护国精神中呈现出对国家那种非理性的爱，甚至不择手段的爱，这也是日本护国精神的一个特点。在与周边国家交往的过程中，日本的民族独立意识在不断刺激中逐渐觉醒，随之产生的便是对民族尊严和国家荣誉的维护。古代日本在外来文化的帮助下，国家各个方面呈现出跳跃式的发展，这就使得日本民族对自身成就颇为骄傲，也形成了虚荣与自负的心理。但是长久以来，日本无论如何发展，无论觉得自己多么强大，始终都不是与中国的平等的国家,让这个自负的民族感到自卑，产生了强烈的捍卫国家的意愿，于是我们就看到日本充满矛盾的民族性。

"对日本人而言，国家不仅只是让人民考采金矿或收割农产的土地，而是列祖列宗等神明神圣的住所；天皇不只是国家的最高统帅和文化的护卫者，更是天上神明在人世间的具体代表，拥有神明的权威和慈悲。神道教徒必须遵守日本精神生活两大主宰，那就是爱国与忠诚。”

武士道

日本护国精神在政治、军事领域中的表现

一、朝贡观

日本的“朝贡观”是包含双重标准的，一方面不是很认同中国的朝贡体系，不愿承认古代日本曾经是中国的藩属，一度向中国称臣纳贡；另一方面却又希望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把别国来日的交往通通视为来日朝贡。日本人“朝贡观”的另一个特点是，不同于中国统治者对朝贡的态度，他们在重朝贡名之时不忘重其利。日本女王卑弥呼为了能够在本土的兼并战争中有正统性上的优势,向中国的曹魏王朝请封,并被封为亲魏倭王。日本的史学家对这件事耿耿于怀有的称那是卑弥呼利用中国威望建立统治的个人行为，不代表整个日本；有的学者甚至不承认卑弥呼是日本的女王。

无论如何，卑弥呼确实是利用这种遥封的、形式上的宗藩关系建立了威望，在兼并战争中掌握了优势。两晋南北朝时期倭五王主动称臣纳贡请封的事也为部分日本学者所诡病。一些日本学者对倭五王遣使请封的原因分析比较注重外部原因，

同抗拒日本为中国朝贡国之身份相反的是，日本“朝贡观”中的另一面与中国一样，将别国来本土的正常交往一概视为对日本朝贡，而且很享受这种天朝上国的满足感。圣武天皇时期渤海开始派遣使节到日本，后来便不断派遣使节。渤海起先也许是想与日本建立友好关系，以获得稳定和平的政治环境，但不久便将与日本交往的重点转为获得贸易利益。对此,

亲魏倭王——卑弥呼女王

二、“争位”心理

史书记载了几次在中国的朝贡体系之下的国家争位、争礼事件。其中在中、日史学界有较大争议的是“天宝争位”事件,载于《续日本纪》：

天平胜宝六年)丙寅,古麻吕奏曰：大唐天宝十二载(753),岁在癸巳,正月朔癸即。百官诸藩朝贺。天子于蓬莱宫含元殿受朝。是日,以我次西畔第二,吐蕃以下。以新罗使次东畔第一,大食国上。古麻吕瑜曰:“自古至今,新罗之朝贡大日本国久矣。而今列东畔上,我反在其下,义不合得。时将军吴怀宝见知古麻吕不肯色,即引新罗使次西畔第二,吐蕃以下。以日本使次东畔第一,大食国上。”

对于这次的争位事件,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史书均不见载,只有日本的史书记载了,所以其真实性一直受到怀疑。《大唐元礼》严格规定了皇帝受朝贺时蕃国的座次,不会因古麻吕的个人意见随意变更。如,元十八年突厥使者与苏禄使者争长时,唐朝廷经过“中书门下及百僚议”才作出最后决定，此次新罗与日本的位次由殿值将军随意调换,这在律令制国家和礼仪之邦的大唐是不太可能的。在唐史的列传中,日本与新罗均被著录在东夷条下,两国应当不会分列东西两边,这样便否定了争长事件存在的可能。

唐朝朝贡场面

三、对待战争的态度

日本人对待战争的态度,充分体现了一个岛国的护国精神。他们深知岛国地域狭小、人口和资源都缺乏,所以在对待战争是十分谨慎的，会在战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也会在战争之后迅速做出正确的反应，或是改进武器、战术和防御工事，或是在战后学习对手的优点迅速提升自身。不过,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也正是因为岛国的地理因素，让日本人觉得有易守难攻的战略优势，他们对战争的结果往往会有比较乐观的估计，因此也会更加轻率地发动战争。日本在尚未认识到唐朝的真正实力时，为了维持在朝鲜半岛的利益与百济结盟对抗唐罗联军。以当时日本和百济的实力根本不可能是唐罗联军的对手，但是他们还是乐观地开战了,放手一，,结果在白村江一带大败。《日本书纪》记载:

日本诸将,与百济王,不观气象,而相谓之曰,我等争先,彼应自退。更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大唐便自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

日本军队对战争估计乐观，策略草率行事，给日本带来了严重后果。“战败是全国人民的不幸,和平是大家的幸福。”

白村江之战示意图

白村江一役战败使日本人立刻认识到自身的不足，之后便全方位学习先进文明，迅速提高日本的实力。他们除了从中国汲取先进文明之外，还在日本列岛接近朝鲜半岛的地方修建了城墙等防御工事，做了两手准备。自白村江战败的第二年即天智三年开始到天智天皇统治结束，日本连年逐次修筑各种防御措施。天智天皇不仅在靠近唐朝势力所达方向的地方设置烽火、派部队驻防,还在筑紫国建立大堤,这样利于小型船只行驶,还可以防止的大型军船靠岸。根据《日本书记》记载

日本于天智四年(665)八月、六年十一月、八年十二月在对马、长门、北九州、河内的高安、赞吉的屋岛修建城堡,同天智三年的防御工事构成三道防线。

如果对马、壹岐和北九州等地失守,还有后面的城堡可以阻止敌军深入。此外，日本政府为了更有效控制西部各地防务，提高了大宰府的地位，令其专一负责军事防御。白村江战后日本采取的第二项措施就是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并积极地将眼光投向击溃日本的唐朝。在谋求稳定的外部环境方面,日本不断遣使与昔曰的敌手——新罗，发展经济贸易关系；发展对唐关系，不断派出遣唐使全面吸收唐朝的先进科技和文物制度，建立律令制，大大促进了日本历史的发展。如王辑五所言,

“白村江之役,唐高宗大败日本后,患畏唐病之日人,愈崇拜景仰我国之文化,故遣唐使留学生之派遣,极达最盛时代。”

日本遣唐使船

经过了战败后的反思,日本政府作出了内政外交上一系列正确的改革，使日本在短时间内迅速建成律令制国家，在国家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岛国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使日本能够采取正确的态度看待战败，迅速认识到自身与唐朝的差距，面对战败他们没时间消沉气 ,而是很快对这一差距做出正确的反应,这正是日本特有的护国精神在起作用。虽然独特的岛国式护国精神让日本人在发动战争时对结果估计过于乐观,常会带来损失,却也使得他们在对待战败和战后准备方面能够做得充分。

结语：

任何民族精神与特性的形成都与其内外部环境条件有关，日本护国精神的形成也不例外。其形成的外部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以及周边国家对日本的人文影响。在古代的中国日本被视为低中国一等的蛮夷，对日本的小视甚至是漠视,。使日本民族尊严受到伤害，催生出了护国精神。在与强大的中国交往中，日本形成了自卑心理；日本在积极吸收和消化中国的先进文化,在短期实现巨大进步又催生了日本自负心理。正是这样的压力与自卑，进步与自负之间的矛盾存在，使得日本民族性中出现了特有的护国精神。二是日本独特的地理环境对护国精神形成的影响。独特的岛国环境使日本民族产生了岛国根性，如闭锁、排他性等，在一些历史时期会表现出盲目自大等。影响日本护国精神形成的内部原因有：日本民族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国家意识和集体意识,这是护国精神形成的先决条件。强烈的集体意识使日本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注重感性而理性相对缺失的状态，使日本护国精神中呈现出对国家那种非理性的爱，不择手段维护国家尊严和民族荣誉的行为又使得其护国精神充满侵略性和占有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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