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閃/文
貢布里希有一句名言，世上沒有藝術，只有藝術家，我曾經以為自己懂了，終究似懂非懂。最近無事，花了兩三天時間飛快地讀完了羅斯·金（Ross King）的《米開朗琪羅與教皇的天花板》，好像有點兒感悟，覺得貢布里希的見解值得仔細琢磨。
這本書放在書架上有一段時間了，記得我一開始想找的是羅斯·金的另一本書《圓頂的故事》，沒有找到，於是順手拿了這一本。想讀《圓頂的故事》，也不是因為我多麼喜歡建築史，而是想了解西方建築中一個很細微的東西，它叫“spandrel”，中式建築裡沒有這個部件，漢語翻譯為“拱肩”。
也並非簡單地為了拱肩，而是為了理解演化論中的一個另類觀點，叫“拱肩理論”。觀點的提出者是斯蒂芬·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他在1979年與另外一位學者聯合發表了一篇很有影響的論文，題為《聖馬可教堂的拱肩以及盲目樂觀的思維定勢：對適應主義綱領的批判》。
古爾德在論文裡主要反對的，是進化生物學家的主流看法，也即他所謂的適應主義。那麼，適應主義是什麼意思呢？其實很簡單，適應主義的核心就是“存在即合理”——萬事萬物既然存在，那麼自有其因果關係。就像鳥兒的翅膀魚兒的鰭，它們之所以是今天這般模樣，都是適應環境的結果。
聽起來似乎沒錯。不過且慢！難道一切都是如此嗎？孔雀的長尾巴是適應的結果嗎？人類的語言是適應什麼樣的環境而產生的呢？還有，藝術這項人類活動也是適應的產物？
古爾德不這麼認為。在他看來，我們不能把所有存在的生物，以及生物的所有器官和功能都當成適應的結果，或者應對環境挑戰的解決方案。演化的實際情況比適應主義的觀點複雜得多。比方說恐龍，它們在地球上存在了將近一億年，最終的毀滅不是因為它們是否適應，而是因為巨大的偶然——一顆墜落的隕石。再比方說拱肩這種東西，它對建築結構毫無功能可言，它本來只是樑柱之間三角縫隙的填充物，卻慢慢變成一塊展示藝術的裝飾物。我們的語言，我們的文化，乃至我們人類本身，是不是這種偶然的結果呢？
說遠了，拉回來，說一說《米開朗琪羅與教皇的天花板》這本書。我認為內容很好，不過對普通讀者可能有略顯枯燥的部分。因為書中有不少文字是在講述15世紀至16世紀西方繪畫技藝的嬗變，技術性比較強，不那麼輕鬆。例如作者詳細寫了溼壁畫的繪製，包括基材、顏料、工序、製作團隊、構思、創作流程等一系列的事情，讀者沒有一定的經驗會被繞暈。
不過撇開這些，故事和人物都還是很精彩的。其中，米開朗琪羅、達·芬奇、拉斐爾等主要人物的性格都很鮮明，成就也很顯著。次要的人物，譬如伊拉斯謨、馬丁·路德、馬基雅維利等人著墨不多，卻也躍然紙上活靈活現。
給我印象最深的，還不是米開朗琪羅，而是教皇尤里烏斯二世。此人在書中雖是二號人物，我卻覺得比其他人更有魅力——歷史上他的確是教會史上最有作為的領袖之一，當時就有“戰神教皇”之譽。西斯廷教堂天花板上的溼壁畫，藝術成就當然屬於米開朗琪羅，但沒有他的決策就什麼都沒有了。
再說回貢布里希的名言，我想大家如果讀了《米開朗琪羅與教皇的天花板》就會明白了。米開朗琪羅心目中的藝術，與拉斐爾追求的不一樣。同為尤里烏斯二世服務，同時在羅馬教廷作畫，米開朗琪羅的藝術是高度宗教化的作品，而拉斐爾筆下的典型卻是異教徒意味濃烈的《雅典學園》。兩個人的人生態度和藝術旨趣如此迥異，以至於當他們邂逅之時，米開朗琪羅嘲諷拉斐爾是呼朋喚友的流氓，拉斐爾則毫無客氣地回應，“你就像一個獨來獨往的劊子手。”
可見，藝術不是人類共同的宏大目標，而是近乎“生態”的長久現象，是由無數目標各異的物種構成的自然而然的湧現。所以，至關重要的永遠是具體的人，是藝術家，而不是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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