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三急：“内急”、“性急”与“心急”。我们最为熟知的应该是第一急。在人生五要“吃喝拉撒睡”中，“内急”就独占这其中的两件大事。然而直呼“拉撒”，向来为大方之家所不齿，国人对于下体的正常排泄总是羞于启齿，因此也就有了文人们苦思冥想的“出恭”、“解手”、“如厕”等雅词。演变至今，就闹出了让老外们很不方便的“方便”之事。关于人生另外两急，虽颇多争议，但比较认同的还是“性急”和“心急”。前者直指洞房花烛、新婚燕尔的雨水浓情；后者专指即将为人父母时，那种焦急等待新生命降临的迫切和不安。至于后两者的重要性，自不赘言，此番只谈谈内急的那些事。
晋南运城的乡村，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村里的厕所大都建在屋外，一方面节省住宅用地，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把这“污垢” 拒之门外。只是苦了小孩和老人，孩子们主要是晚上害怕不敢出门，老人们则是考虑夜路的安全性。于是，我就曾长年累月、锲而不舍的用童子尿烧死了房前的那株老梧桐，这也成了妈妈细数我孩童时桩桩罪行的铁证。那时的厕所多是土夯砖砌，以露天为主，就是通风有余，雅致不足。豪华版的厕所，会再加上顶棚，内置专门摆放手纸的盒子，定期清扫也是必不可少的。
这样的厕所存在了多少年，已不可考，也许早在农耕文明时就已开始。屋外厕所注定要被现代农村文明取代，并最终寿终正寝。伴随着新农村建设的阵阵春风，清厕洁巷的命令结束了屋外厕所的使命，偶有屹立不倒的就属凤毛麟角了。这下，厕所全藏到楼梯底下，或者院内不起眼的拐角处。如厕的路是近了，但总给人一种怪怪的感觉。
晋北的厕所就不像晋南那样秀气婉约了。在大同呆了四年，除了领略塞北苦寒之地彪悍的民风外，也着实被那里的如厕场所震惊。走出校门的一次出游，半路上在浑源下车休息，哥几个急忙解决内部矛盾，却不想那里的厕所腾空而建，只有薄薄的水泥面充当坑位，距离地面足有两三米。尽管同行的当地朋友看出我的窘迫，极力解释这如何坚固耐久，我的心里依旧战战兢兢，七上八下的。脑海里倏忽出现当地已有千年历史的悬空寺：同样的地方，同样的民众，穿越时空般完成了惊人的契合。走进村里，更是见识了空中楼阁般的便池：简单的两根横木是仅有的支撑，往下看，距己三尺三。这简约到极致的粗犷，不正是晋北人最真实的写照吗？
农村和学校大都是蹲厕，城市的家庭则会选择马桶。第一次接触马桶的我们，总感觉坐式如厕浑身不自在，仿佛丢失了自己最珍贵的东西。怅然若失之下，还是得硬着头皮完成那份难为情的大事。如坐针毡过后，就渐渐习惯了新的生活方式。
无独有偶，晚清重臣李鸿章也曾闹出这样的笑话。甲午战败后，他担负出国访问的重任。行至大不列颠，一次会议上李中堂突然内急，在服务员的引导下找到了厕所，却发现是个抽水式马桶。中堂大人虽是洋务派健将，也接触过许多西方事务，唯独在如厕问题上，仍然秉持着传统的痰盂夜壶两用式，根本不懈使用坐式马桶。可是如今面临窘境，李大人索性把粪便拉在长袖里，企图再做打算。却不料此时，正好有一位公爵要进入厕所，大人急中生智将袖筒之物甩向天花板。等到洋人进来，李大人许以重金不让外传，却不想那洋人也颇具黑色幽默，反而愿出更多的金币搞懂李大人是怎样将粪便拉到天花板的。故事的准确性虽尚待考证，但是仍可以看出彼时国人初识马桶的陌生感。
时至民国，出了位更有特色的“马桶将军”——王怀庆。民国军阀们自不缺绰号：唐生智部队迷信佛教而称为“唐僧、和尚将军”；冯玉祥为人和善，引领子弟兵信奉基督教，号称“基督将军”；四川军阀刘湘痴迷于神道，竟然组成了“海、陆、空、神”四军；其余的“曹三**”曹锟、“孙大麻子”孙殿英、“狗肉将军”张宗昌、“秀才将军”吴佩孚，不一而足。唯独这“马桶将军”的称呼让人费解。
作为驰骋北洋军坛近二十五年的直系将领，王怀庆缘何被冠以这样的绰号？原来被中国传统礼教熏陶过的王将军，一生独爱马桶。日常办公特辟专门套间，安装豪华马桶和一应用具，实现蹲厕办公一体化。行军打仗也坐在马桶上，由一个班的士兵专门负责抬运。畅想下，战场上两军对垒、摇旗呐喊，王将军看着部下们高举“王”字大旗，肩扛枪炮和各式马桶，真是悠哉悠哉！
閱讀更多 一個有情懷的歷史老師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