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著自己這位“赤腳財神”逐漸墮落成“空心大佬”之時，虞洽卿迎頭趕上了一場舉國皆痛的國難。

1937年11月12日，隨著中國軍隊撤守，遠東第一大都市——上海淪陷。整一個月後，首都南京失守。

儘管在浦東，日本人借“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一句，成立了“大道市政府”，擺出一副偽善的面孔，但上海市民將其讀成“大盜政府”。事實也如此，日本在上海的行為可謂罄竹難書。

儘管面對英美，暫時還沒撕破臉皮，但是在佔領的華界，它實行的是米糧管制。出入租界攜糧5斤以上者，即為違禁，格殺勿論。並在封鎖線上架設鐵絲網。

更加劇上海緊張形勢的是，大量的難民湧入了蘇州河南岸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雖然租界當局設有收容所，但明顯的供不應求，加上分散，在管理和治安上都容易出現問題，急需一個統一的組織。更重要的是，這麼多人，口糧怎麼解決。

在糧食並不夠吃的情況下，上海的米價開始瘋漲。在1939年8月，每擔比以前三倍有餘，從十四元漲到四十二元。

從上海市檔案館所藏《上海的食米問題》（檔號B0-13-196）可知，“上海米的來源幾乎全部都要依靠外地供應，因此米市形成較早。”北市有蘇、錫、常等地米客，從蘇州河船運來的米糧，南市則有湖北、江西、安徽等地由長江航運來和杭、嘉、湖進黃浦江的米糧，不過，還有一大部分，是從外洋運來的暹羅米。

問題是，蘇、錫、常等地的大米，不能儲藏太久，唯有暹羅米，經過機器焙乾，可以久藏不變，所以上海人經常搶購暹羅米。

根據一篇文章的描述，很多走投無路的饑民不得不鋌而走險，成群結隊地搶劫米店和運米車。而這造成了當時獨特的“掃米”景觀，搶米現場散落的米粒，成為許多人搜尋的目標，他們拿著掃帚在路邊仔細清掃，這些米粒就是他們晚上的飯食。

【圖說：饑民乞食的慘狀】

這也影響到了當時的文藝創作。也正是自1939年，新時代影片公司開始拍攝“王先生”系列喜劇電影，第一部就叫《王先生吃飯難》，其後還有《王先生與二房東》《王先生與三房客》《王先生夜探殯儀館》等多部（不過“王先生”這個IP，來自邵氏兄弟開設的天一公司）。

在《王先生吃飯難》中，王先生的人生陷入了巨大的困頓，在女子中學任教時，因為薪水微薄，且時常拖欠，王太太難以忍受，帶著女兒離去。深感世風日下的王先生在課堂上大講三從四德，又被校方以思想陳腐為由開除。失業後，王先生不得已拉起了黃包車，卻因跳牆追討車費被警察當作小偷抓進警局……

這也成了當時社會的一個縮影。虞洽卿不是小人物王先生，還沒淪落到吃不上飯的地步。

但他的日子，也著實被自己弄得夠緊張。

從赤腳財神到空心大佬

自從1881年，15歲的虞洽卿，從老家慈溪趕赴上海打工，到1939年，50多年了。

不知道是確有其事，還是自己故意編排是“奇人異相”——反正現在很多人都知道他第一天去人生第一個“工作單位”——瑞康顏料號報到時，天下著雨，而他捨不得穿母親做的鞋，結果一不留神，摔進了顏料號的大門。

恰恰好，顏料號老闆在頭天晚上剛剛夢到有赤腳財神光臨，對此並沒有怪罪，反而認為是好兆頭。“你們再看他剛才跌跤的姿勢，手腳朝天，屁股著地，不是活脫脫的一個金元寶嗎？”

在大半個人生的歷程中，虞洽卿都用自己作為寧波人的聰明、勤奮，以及膽大冒險，為自己真切地貼上了“赤腳財神”這枚金字招牌。

他曾慫恿自己的老闆“抵押”顏料號來貸款，以此吃下一批重要貨物——在中國人把抵押財產看得和“要命”一樣的當時，剛剛進入上海沒幾年的他，就從外國銀行的業務中發現，很多外國人做生意，就是靠抵押、貸款、賺錢，再抵押、再貸款、再賺錢發財的。相反，為了一張虛面子，中國人往往耽誤很多事情。

還有一件不得不說的事情，那就是在老家只能靠讀“雨書”認得幾個字的虞洽卿，深刻意識到語言的重要性。在打工期間，他還苦學外語，最後，他的洋涇浜英語達到了“露天通譯”的水平。除此外，他還學會了德語、俄語、法語。

這很好地幫助了他與外國人直接談生意，而且，在法國人對寧波人的四明公所所擁有的地皮虎視眈眈時，他很好地充當了與法方對話的重任。

這讓初出茅廬的他，左右逢源，很快就在上海灘紮下了腳跟，並迅速壯大自己。數年之後，他就從一個窮學徒，進而進入德商魯麟洋行、華俄道勝銀行和荷蘭銀行任買辦，成為中國早期的買辦資產階級。

【圖說：後排中間為虞洽卿，上海“三大亨”黃金榮、杜月笙與張嘯林分居其左右】

當年租界有兩條路，是用寧波人的名字命名——一條是朱葆三路，一條就是虞洽卿路。它南北向，其中一頭接上海商業中心南京路，一頭接靜安寺路。

作為寧波翹楚，虞洽卿不是不知道，在戰火遍地的舊時中國，航運是來錢的大頭。何況，寧波人靠江近海，自古便有航運的基因。所以，他在上海從買辦起家之後，對航運業一直是格外有心。清末，他便和同鄉嚴信厚等人發起了由寧波人自己組織的寧紹輪船股份公司。此外他更是自己獨資創辦了三北輪船公司。

問題是，和很多寧波幫前輩踏實經營，用一輩子，或者幾代人的努力來積攢起萬貫家財相比，他更關注抓住機會快速做大自己，方式就是窮盡一切辦法，利用槓桿。

他在金融業上的見識，讓他成為寧波幫中最早創辦上海證券交易所，以及四明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先行者”。反過來，他創辦的，或他服務的這些金融機構的存在，又為他的業務提供了無比方便的“關聯交易”。

就像他在航運上的表現，不停的購買新船，然後再去銀行抵押貸款，用新債償還舊債，到1935年，他真的就成為了中國民族航運業中的大咖，擁有大小輪船65艘，計9萬多噸位。

但與此同時，這也導致了他的債務槓桿居高不下。到1936年，他在四明銀行的欠款額上升到460萬，幾乎到了資不抵債的地步。據說，那時到三北輪船公司辦公室裡拜訪他的人差不多全是債主。

他幾乎天天向債主賠笑臉，商討延期事宜，還常常利用“掉票”的辦法拖延。

如果不是他的靠山——蔣介石一度出面，他好不容易搭起來的架子，就因為短期債務大量到期而轟然倒塌。

此時的虞洽卿，已然不是眾人景仰的“赤腳財神”，而是為人取笑的“空心大佬”。

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誰也沒想到，他居然會利用別人的吃飯問題，來解決自己的吃飯問題。

一舉翻身

很快，虞洽卿得到了這樣一個大機會，那就是成為上海難民救濟協會會長。

不知道它是這位“調人”，特意運作到的位置，還是像有文說，他在香港碰到正組織“中國救濟總會”，向港澳及海外華僑募捐的老友許世民，受到對方委託而回上海幫忙的。

搞救濟協會顯然是個吃苦，很多時候又很難討好的職責。

但在這一次，虞洽卿卻將它給自己帶來的好處，發揮得淋漓盡致。

比如說，他左手利用自己作為上海難民救濟協會會長的身份，向租界當局申請去海外如西貢、仰光糶米。

糶米在當時無疑很“政治正確”。通過由上海商界墊資訂購洋米進口，然後再平價出售。這樣的做法，不僅能維持平民口糧，而且抑平米價，不至於造成米價在戰爭年代波動得厲害，進而影響工商業。所以，辦糶米很容易取得海關的各種證明，而且海關方面只收碼頭捐，而不收進口稅。

但他左手就將洋米的運輸業務交給了自己的輪船公司。

這就有點“假公濟私”的意味，容易讓人懷疑他辦糶米的初心。

可說起來，又似乎非他不可。因為去海外糶米，遇到的首道難關，就是日本人的封鎖——上海港的華輪都不許出海。但這難不倒虞洽卿這位能人。

比如他從挪（威）商華倫洋行買的三艘海輪，依舊由對方代理，掛挪威和巴拿馬等中立國的旗幟。

此外，他還通過關係，和意大利人合作開辦中意輪船公司。由於在二戰期間，意大利和日本、德國為同盟軸心國，所以掛意大利國旗，同樣通行無阻。

為了表示自己的態度，他還聲稱為減低糶米成本，可在運輸上打些折扣，“以襄善舉。”

這話聽上去讓人感動，但要是有人知道他從中得到的收益，一定會跳起來。

由於是在戰爭期間，高風險自然會高收益。

據文，當時從越南西貢運米到上海，運費每噸14美元。單就華倫洋行代理的那3艘海輪來講，一趟來回的運費就有28萬美元的鉅額收入。一月兩趟就是56萬美元。兩月來回，購船成本100萬美元就可以賺回來了。

更讓人覺得有問題的是，他以噸位不足，避免浪費運費，用壓艙之名，為自己帶購洋米，和滬地緊俏的舶來品等進口。相反，從滬地出航時，利用空船帶運大批土特產出口。

而且，為自己帶購的洋米，轉頭在市場上又以高價拋售。

這樣幾個來回下來，這個“空心大佬”居然在國難當頭時，一舉翻身。

不僅還清了數百萬債務，還手握大量遊資，成為名副其實的百萬富翁。

他曾親自對好友魏伯橫說，我現在發財了，這幾個月每月的進賬可達150萬元。

據他的三子順慰後來保守估計，他父親在米生意中共賺了500萬元。

錢放在家中有些燙手，一怕貶值，二怕遭人惦記，所以虞洽卿決定在孤島置產。考慮良久，覺得不如置辦侵略者搬不走的房地產最為妥當。

所以，他用100萬元買進了成都路盛宣懷的家祠地皮，51萬元買進了“大上海”大戲院，70萬元買進了神州旅館，60萬元買進了泥城橋鴻福裡、重華新村。

這一下，所有的人都知道他發財了。

【圖說：大上海大戲院，今大上海電影院】

米蛀蟲

在國運維艱的當時，他的“發財”顯然不合時宜，很值得懷疑。

上海的報界、電臺紛紛像聞到了什麼氣味，窮追不捨。

上海當地的滑稽戲中的佼佼者筱快樂，類似於今天德雲社的郭德綱，在孤島時期，常依託於租界裡的電臺, 拿著麥克風, “呱啦呱拉天天叫”, 以說唱的形式播送新聞。

“他很有新聞記者的天才, 只是用嘴不用筆, 抓到新聞, 同夥伴們一商量, 無須剪刀漿糊紅筆, 就能出口成章唱起來。”（《筱快樂事件——1947年5月上海米潮中的一段插曲》、馬軍、笹田和子，《社會科學研究》2005年4月），可以說，嘴巴賽過紹興師爺的刀筆。

這個特有社會責任感的滑稽戲高手，自然也不會放過讓虞洽卿成為主角的機會。據說，他的成名作正是在淪陷期間編段子嘲諷倒騰大米發了財的虞洽卿。

舊時上海魚行業領袖，鄞縣人黃振世後來便回憶說，“虞洽卿在上海販運食米，雖然使三北公司起死回生，但個人聲名，卻一落千丈，群眾罵之為‘米蛀蟲’。有一個唱獨腳戲的筱快樂，在電臺上編了唱詞大罵特罵。”

這樣一來，虞洽卿這個航運大王，卻以“米蛀蟲”的形象，而廣為人知。

當有軌電車行駛到“虞洽卿路”時，售票員便大聲嚷嚷：“米蛀蟲路到了！ ”

【圖說：當年虞洽卿路命名典禮老照片】

虞洽卿對此大為頭疼，申辯說，自己賺的只是運費。

不過，世事紛擾，已經沒有人能靜得下心，聽得進他的理由了。

何況他自己也不“爭氣”，一直在貽人口實——在離滬到渝後，他又改跑陸運，利用蔣介石的一紙“手諭”，“虞洽卿在滇緬公路‘搶運物資’，沿途軍警不得加以留難，”在裝運軍用物資的同時，理直氣壯夾帶私貨，更是坐實了他發“國難財”的形象。

那段時間，虞洽卿被罵得有點灰頭土臉。

好在“長江後浪推前浪”。捱罵了數年之後，終於有人自覺地“補位上來”了。

1947年，儘管抗戰勝利，但上海的糧食問題依舊不曾好轉，弄得市民買米只能靠以貨易貨，加上有諸多米商渾水摸魚，最後導致米價、物價輪番瘋漲。

筱快樂再度出手，天天在電臺裡笑笑怒罵，將“米蛀蟲”這個稱號慷慨地過繼給了“杜（杜月笙）門第一紅人”，同時也是上海市米業同業公會理事長萬墨林。

最後導致有米商尋仇上門，遇他不見，將其妻傅美雲( 28歲，南京人) 批摑一頓，又猛抽其7歲女兒霞瑛數記耳光，然後用木棒等將梳妝檯、鏡框、熱水瓶、玻璃櫥等盡行擊毀。一時釀成了重大的社會事件。

只是此時的虞洽卿已兩耳不聞棺外事了。

說起來，儘管儒家文明薰陶了中國數千年之久，但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聖人君子。

尤其時逢世事鉅變，更是放大人心底中的私慾雜念。

盜未必有道，發國難財也成了一種理所當然。

這種現象直到今天，依舊不曾鮮見。就像瘟疫之中，囤積口罩，或藥材。

或者，利用手中的權柄，私分捐贈物資，還洋洋得意地，在朋友圈中顯擺。

但不得不說，這並不是寧波人面對國難，應有的樣子。

寧波人都有哪些特質？

在關注寧波幫，並創作《寧波幫：天下第一商幫如何攪動近代中國》的過程中，我一直在慨嘆，寧波人大多自帶“能人屬性”。

他們可以在資源啥也沒有，而自己也沒有什麼背景的情況下，能堅持不懈地做大自己，做強自己，甚至在和國外勢力的競爭中，佔據一定的優勢地位。

如果說他們比別人多了點什麼，那就是寧波離上海很近，隔了個杭州灣就能到達。這也讓他們享受到了上海開埠之後的對外開放的紅利。

事實上，追尋他們的成功之道，肯定不能讓視線錯過寧波這片神奇的土地。

這個期待著“海定波寧”的東部之城，相比較內陸，更接近於海洋文明。山多地少，讓這裡的每個人習慣從海洋中求生。每天風裡來浪裡去，讓他們變得冒險、奮進。

又因為在風浪裡求生風險巨大，所以寧波人都比較團結互助，哪怕日後到上海打拼，他們依舊習慣抱團取暖。

更幸運的是，來自以王陽明、黃宗羲等人一脈相承的浙東文明的薰陶，讓他們更加務實，知行合一，不擅空談誤國。而且講誠信，以義制利，追求義利合一。

這些流淌在血脈中的因子，結合了近代上海開埠的良機，於是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上海這個東亞的大都市。

同時，還讓他們身上，有著一種揮之不去的特質——那就是在做大之後，不放棄自己的社會責任。關愛社會，回報桑梓。為什麼他們的眼裡常含淚水，就因為對這片土地愛得深沉。

虞洽卿的前輩——葉澄衷，自己的誠信故事被寫進了民國的課本，即使成為五金大王、火油董事，富可敵國，一生卻從未穿過綢緞，從未坐過馬車。但他卻將錢用來辦教育，今天的“澄衷中學”依舊是上海知名的中學。

而且，在家鄉撫卹孤寡，急人所急，興建葉氏義莊、樹德堂、忠孝堂、牛痘局、救火會等機構，時有鄉諺稱：“依澄衷，不憂窮。”

【圖說：葉氏義莊】

所以，他在面對國難時，也自然而然地作出這樣選擇——1888年，浙江災荒，他帶頭捐出鉅款，清廷傳諭嘉獎葉衷澄並賜給“樂善好施”、“勇於為善”兩塊匾額。

日後的香港船王包玉剛、影視大亨邵逸夫就對葉澄衷深懷感恩。當年，他們就是在中興學堂開始了自己的教育啟蒙。而中興學堂的前身，正是葉氏義莊內所設的義塾。後來，他們又捐資將其復建為完全中學。

此外，他們還捐資創建了寧波大學。

這種鄰里相助的守護精神，在寧波一直薪火相傳。

只是，限於社會發展的條件，很多像葉澄衷這樣的有社會責任感的人，面對國難也只能單槍匹馬。即使辦義莊，也是傳統的善堂模式，很難觸達更多的人。

相比而言，他的同鄉沈敦和的貢獻更大。

中國紅十字會之父

沈敦和，不熟悉他沒關係，你只需要記得他這樣一個頭銜：中國紅十字會之父。

他出身茶商世家，有西學經歷。一開始，因受到兩江總督劉坤一的賞識，走的是仕途。然而，戊戌變法失敗，他遭朝臣彈劾去職，從此轉而從事企業與社會慈善活動。

在他這一輩子，曾見證過無數國難，但最讓人無奈的，大概是1904年爆發的日俄戰爭——兩個外國的對手，跑到中國的土地上打了一仗，而這個土地的主人，卻無可奈何，只能流離失所，受盡磨難。

激於義憤，沈敦和挺身而出。

知名英籍傳教士李提摩太在回憶錄《親歷晚清四十五年》中提到，1904年初日俄戰爭在中國東北爆發後，“得知同胞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的沈敦和前來拜訪我，問我是否願意同他一起籌集救濟金，幫助滿洲的中國難民，我高興地表示贊同，我們組成了一個國際紅十字會組織。”

1904年3月10日的普通下午，成為了中國紅十字誕生的美好日子。這一天，“上海萬國紅十字會”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成立。

此後，沈敦和主持紅十字會長達16年之久。這段時間內，在醫療衛生方面建設；培養醫護人才，參與疫病救治；以及戰地救護與國際救援等方面，紅十字會都發揮著重大作用，不僅取得了顯著的人道主義效果，也有力地擴大了紅十字運動在中國的影響。

其中，由他籌集巨資白銀536400兩購地興建的中國紅十字會總醫院，作為上海第一家由中國人建成開辦的醫院，到今天還在黃浦江畔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圖說：中國紅十字會救援物資隊出發時留影】

對沈敦和，虞洽卿不可謂不熟悉。因為兩人共同在四明公所參加了抗“法”運動。而且，他們還先後是寧波旅滬同鄉會的會長。更重要的是，虞洽卿也參與了紅十字會的運作。

不過，他在紅十字會顯得“清白”得多。

我們今天再回頭看當年的紅十字會，就會發現它在努力地讓紅十字會的管理變得更民主、更透明。從一開始的董事會制，到民國建立後的常議會制，再到1934年，取消常議會，以理事會、監事會取而代之，正式確立了“監事會”的制度安排，而且主張用會員選舉的方式，產生理事、監事等人選……

相比而言，虞洽卿在難民救濟會中就顯得有些“大權獨攬”。監督的缺失，很容易讓一個人走歪了心眼。

但可惜的是，由於某種需要，中國紅十字會史上的“監事會”只是曇花一現，1946年被取消。

直到70年之後，紅十字會才再次將“監事會”納入其中。

拒絕日偽拉攏

不管如何，面對包括虞洽卿在內的寧波幫前輩，我在創作的過程中，一直敬仰有加。

他們身處複雜動盪的年代，在各種勢力之間周旋，為了求生乃至發展，難免會染上各種顏色。

在今天看來，還不乏一些黑色，但我們實在不能太求全責備。

事實上，當我們今天再回過頭來看虞洽卿的那些舉動，也得承認他還是很有功績的，不僅在艱難的險境裡機智進取，使其航運事業在極端困難的環境裡沒有中斷，對於保護髮展民族資本起著積極的作用。

同時，他還在為上海、浙東人民解決米荒上，對安定社會、平抑物價、支援抗戰也做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

事實上，虞洽卿儘管有些“精明過頭”，但是在民族大義上，他還是有自己的分寸。

在他的一生當中，一直在努力維護國家的主權，從外國人手裡為自己的同胞，爭取自身的權益。

“他熱心租界華人的參政運動，華商公議會、華人納稅會、公共租界工部局華人顧問委員會的設立、華董席位的增設等，無不與他的努力有關。”(方明, 《創富史：民國大買辦》,團結出版社)

面對風起雲湧的革命浪潮，這個跟清廷諸多官員，甚至是皇親愛新覺羅·載洙、南洋大臣端方有過親密往來的“一品百姓”，還是成為了革命陣營中的一員。

更重要的是，在面對日本的拉攏時，他同樣站穩了立場。

日本組織的“大道市政府”，本來是有意讓他出任首任“市長”的，在他拒絕之後，才轉而拉攏了傅筱庵。

結果，三年之後，傅被親僕朱升源用菜刀砍斃。

在賣國和送命面前，“米蛀蟲”顯然都沒有那麼難聽了。

有為之士

也得承認的是，我欣賞寧波幫，除了他們的能，他們的善，還在於在國弱民貧、八方來敵之際，沒有放棄自己對這個國家的認同，並努力地推動著這個國家變得更好。

如果讀者留意，就會發現我在《寧波幫：天下第一商幫如何攪動近代中國》中，將“天下第一商幫”賦予了寧波幫。作為安徽桐城人，沒有將這一稱號送給徽商，似乎有些不肖。

【圖說：《寧波幫：天下第一商幫如何攪動近代中國》書影】

但寧波幫顯然更適合被如此表揚。

和頗有盛名的晉商和徽商相比，寧波幫在經商智慧上並不遜色，而且它少了前兩者的弊病——有了錢便用於奢侈性消費，購房買地，像揚州的藝術泡沫，就是徽商烘托出來的，

中國近代的工廠，有很多都是寧波人搞出來的。

就像鄭氏十七房，做過金融業，開過米行、木行，辦過“老鳳祥銀樓”，以及“民信局”，但在消費服務領域之外，他們也曾創辦蛋業冷藏股份有限公司，開國人興辦冷凍業之先聲；創辦“民生墨水廠”，成我國民族墨水工業的開拓者……

他們不僅在寧波、上海“龍騰虎躍”，而且也順著長江，一路上溯。

葉澄衷就差點和張之洞在漢陽鐵廠的建設上達成合作，後來，又將自己的員工宋煒臣派到了漢口。一過去，宋煒臣就帶著葉澄衷的具帖，參拜張之洞，並提出要在漢口創辦幾家大型企業。張之洞自然對此大力支持。

在創辦了漢口燮昌火柴廠（又稱燮昌火柴二廠），以及開設華勝呢絨軍裝皮件商號之後，宋煒臣又向張之洞呈遞了一份中國人自己在漢口辦電廠、自來水廠的報告。

只是，市民對自來水加氯後有異味反響較大，傳出了“吃自來水會爛肚腸”的謠言。宋氏在送水典禮上，擰開水龍頭自己帶頭喝了第一杯自來水。還在江漢路一帶，當眾喝自來水給居民看，很快平息了謠傳，從此漢口30萬市民結束了食用長江渾濁水的歷史。

對宋煒臣，張之洞曾有一句評價，就叫，有為之士。

可以說，正是這些寧波人的東奔西走，讓武漢和寧波早早便結下了業緣，還有血緣。

當年中國有句流行語，“走遍天下，不如寧波江夏。”寧波人把江夏當成了寧波奉化江邊的“江廈街”，但我更覺得這句話應該這樣斷句，“走遍天下，不如寧波、江夏。”

今天，當江夏面臨城生中的又一次大劫難，寧波人自然不會袖手旁觀。

哪怕“江南無所有”，也要“聊贈一枝春”。

【圖說：句出晉代陸凱《贈范曄》，全詩為“折花逢驛使，寄與隴頭人。 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

此外，出人：來自李惠利醫院、餘姚市婦幼保健等醫療機構的醫生、護士紛紛援漢，甚至90後護士主動請纓；

出“寧波製造”：來自寧波鎮海減變速機制造有限公司無償捐獻的6臺單螺桿減速機，用於了火神山、雷神山兩大醫院環保汙水處理項目傳動裝置建設。

這看上去像是對歷史的某種呼應。

不得不說，今天的寧波，顯然不如先輩那樣，在航運以及金融上，出色一時，甚至在互聯網上，只能看著身邊的鄰居，在上半場縱橫馳騁，但是對實業多年的執著，還是為這座城市夯實了地基。

如果不是特意追尋，你很難相信，這座“海定波寧”，在當下看上去很低調的城市，卻擁有28個國家級製造業單項冠軍企業，數量居全國首位。

這些單項冠軍企業，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隱形冠軍”。

它讓人無疑相信，寧波一定有能力面對未來的城市競爭。

同時，也讓它在面對國難時，更有底氣。

採寫 | 王千馬（中國企業研究者，中國商業地理寫作第一人。出版有《重新發現上海1840-1949》、《海派再起》（海派系列）；《盤活：中國民間金融百年風雲》、《寧波幫：天下第一商幫如何攪動近代中國》（商幫系列）；《新制造時代：李書福與吉利、沃爾沃的超級製造》、《玩美：紅星美凱龍30年獨家商業智慧》（企業官方傳記系列）；《紫菜爸爸》（人物傳記系列）；以及《大國出行：汽車裡的城市戰爭》（城市發現系列）等十數部作品，並主編有《無法獨活：致喂大的年輕人》、《不焦慮的青春》。

2017年，鳳凰衛視“鳳凰大視野”根據《盤活：中國民間金融百年風雲》拍攝製作了五集紀錄片。2019年，“吾球商業地理”參與吳曉波頻道的12集紀錄片《地標70年》的拍攝合作，通過12箇中國地標見證新中國70年的風雨歷程！此外，“吾球商業地理”在2018年以及2019年兩度榮獲齊魯晚報•齊魯壹點“年度十大壹點號”稱號）

圖片|除署名外，均來自網絡

製作 | 粉紅女佩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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