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如何跟孩子談談性？

看到母親進來了，男孩子忽然把手裡的安全套和香蕉，狠狠地丟進垃圾桶裡，回到了座位上。

孩子的母親有些尷尬，又滿是焦慮。她原打算晚點過來的，沒想到會碰到這一幕。

另一個孩子的父親馮國勳看到了，對她說，孩子的自尊心受傷了，他不想讓母親在旁邊的。母親更加緊張，不知所措。

這是位於和平里北街的一家賓館，7月27日到29日三天，全國第十七期“貓頭鷹”青春期性教育夏令營在這裡舉行。35個11到17歲不等的孩子在這裡，進行自己人生中第一場系統性的性教育。

雖然國務院和教育部都曾出臺文件，推進中小學的性教育試點，但處於青春期的孩子們，仍然很少能接觸到這樣的教育課程。他們的父母，不得不從全國各地趕到北京，參加這樣的夏令營。

孩子們在會議室的前面聽課，很多家長則坐在後面旁聽。願意讓孩子參加這樣的培訓，這些家長已經算是中國最開明的父母了，但培訓一開始，一些家長還是被嚇到了。

尷尬

那位緊張的母親，課後不得不向方剛求助。

方剛是北京林業大學性與性別研究所所長，也是這場夏令營的組織者。這一堂課，他是要教孩子們如何使用安全套，能夠在必要的時候保護自己。

那位母親原本和孩子說好課後再來，她要參加家長的討論。沒想到，這堂課延長了，她走進教室時，孩子們還在動手操作階段。看到孩子的反應，她擔心孩子會因此受到傷害，母子間生出罅隙。

方剛則建議她，坦白說出實情和原委，直接和孩子溝通，這也是他進行性教育的原則之一。

但對很多家庭來說，坦誠溝通性的話題並不容易，即便是對這些相對開明的家長來說。來自內蒙古的馮國勳，就有這種糾結。他注意到，11歲的孩子正在發生一些微妙的變化。以前他很喜歡玩兒，爬山、游泳、騎賽車，都喜歡，但最近，他發現孩子不願出去，經常把自己關在屋子裡，也不知道在幹什麼。他問，孩子也不說。

馮國勳開始有些擔心。孩子正站在青春期的門檻上，他和妻子覺得，是時候給孩子進行性教育了。

在這個問題上，他比較“前衛”，覺得應該提前介入，等孩子完全進入青春期，就晚了。但他又有任何家長都有的擔心，一直不敢和孩子認真聊這個問題，“怕觸及某根神經，不可收拾。實際上我們不專業，才產生這樣的想法。”

帶著孩子從甘肅趕到北京的諶明霞，比他們要更開通。孩子5歲時，在醫院看到安全套售賣機，覺得好奇，她就開始給孩子解釋相關知識。進入青春期後，孩子偶爾問到一些和性相關的問題，她也會耐心解釋。即便如此，她也很少主動談及，而且，隨著孩子的長大，她也意識到，零敲碎打的性教育已經不夠了，他還是得接受更系統的知識培訓，於是便帶著孩子坐火車，從甘肅一座小城來到北京，參加方剛的培訓課程。

幾乎每一個在座的家長，都帶著類似的困惑，他們意識到進入青春期的孩子不應錯過性教育這一課，但他們又不知道這樣的內容應該怎樣講，講什麼。甚至，一些父母抵達現場，聽到方剛講述的內容後，生出了新的憂慮——方剛是不是講得太多了？孩子會不會因此更早進行性的嘗試？

失敗

在性教育的問題上，方剛是個“失敗者”。他“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家長的這些疑慮。

2010年12月27日，北京朝陽區安慧裡中心小學性健康教育基地揭幕——它被稱為“全國首家小學性健康教育基地”。據校方說法，當時有90%的家長願意讓孩子聽到這樣的課程。

這顯然也符合政府的期望，2008年，教育部就把性教育列入了學生健康教育的框架中。2011 年，國務院發佈《中國兒童發展綱要（2011 - 2020 年）》明確提出，“將性與生殖健康教育納入義務教育課程體系。”與安慧裡中心小學性健康教育基地同年開展，還有根據北京市中小學性教育大綱草案，在45所中小學推行的新一輪性教育試點。

那時，方剛是安慧裡中心小學性健康教育基地的首席專家。在青少年性健康教育基地的展板上，他向小學生們展示了什麼是避孕套以及使用方法。有老師發現，一些孩子在課堂上自慰，為此恐慌不已。方剛跟他們說，告訴孩子，自慰沒有害處，但它是私人的事，不要在公開場合。

“性教育課程就是要對正常性知識‘去敏化’。”方剛說。一直以來，這都是他進行性教育的原則之一，哪怕是遇到再大的阻力，都沒有變過。

但有些家長顯然不那麼認為，方剛講的內容越多，家長的擔憂和不滿越大。有些家長擔心，萬一孩子理解成只要使用避孕套，發生性關係就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怎麼辦？孩子好奇心強，聽完同性戀的課後，對同性戀產生興趣自己去嘗試怎麼辦？

不到兩年，安慧裡中心小學就取消了性教育系列課堂。

“這就是性教育的現狀，挺失敗的。”方剛無奈地說，只要有一個家長反對，校園性教育就全部停止。“最後，性教育課程就變成單純地防性侵犯，甚至變成了不能談戀愛、不能有性關係。”

“民眾不瞭解性教育，有牴觸情緒，所以學校就有壓力。”中國著名性學家、華中師範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彭曉輝告訴本刊，雖然針對兒童性教育，國家綱要、教育部文件都提出了相關要求，但執行現狀堪憂。“況且，性教育跟學生升學、老師績效考核沒關係，學生課業負擔又重，學校索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就在方剛的學校性教育試點失敗八年後，類似的爭議，仍然在繼續。

2017年3月，杭州蕭山的一位媽媽聽到女兒在家裡端著一本書，大聲讀出了一句話：“爸爸的陰莖放入媽媽的陰道。”那本書是學校發給孩子的，名字叫《珍愛生命——小學生性健康教育讀本》，她難以接受，把這件事情發到網上，引起很大爭議。

有匿名網友跟帖留言說，“這麼赤裸裸的器官描述，對孩子來說，這不就是黃色漫畫嗎？”另一位叫“暖暖糖真甜”的網友建議：“應該用更卡通的化名來表示，這也太直白太直接了。”

北京性健康研究會理事黃莉莉也注意到了這場風波，在她看來，給孩子進行性教育就應該這樣，直接用性器官的學名。家長和孩子談到這個問題，也不應該避諱性器官的稱呼。她覺得這本書本身沒有問題，只是建議父母和孩子一起閱讀。

實際上，《珍愛生命》屬於漂流圖書中的性教育讀本，是學校為響應上級衛生、教育主管部門的號召，特意精選出來的一批兒童性教育讀本。這批讀本進入校園，正是為了達到對在校學生進行青春期健康教育的目的。

效果並不如願。隨後，杭州蕭山區高橋小學回應，已將出現爭議的性教育讀本從漂流圖書中收回。

認證

北京的這場夏令營課堂上，除了孩子和家長，旁邊還坐了另外一群旁聽者。

學校性教育失敗後，方剛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針對成年人進行“性教育培訓”上。這是方剛的一場新的性教育實驗。他覺得，想要繼續推行性教育，就得培養“傳遞正確的性價值觀”的性教育講師。

為此，他打算向全國商務人員職業技能考評委員會、專業人才儲備工作委員會申請，希望能獲得“性教育講師”的培訓資格，並且能夠給通過培訓的人頒發技能證。一開始，有過多次“失敗”經歷的他還很擔心，培訓比較敏感，申請可能會遇到波折，沒想到，一切都很順利，“性教育講師”培訓得到政府部門的認可。

“我們做的是一個職業技能證書，是社會性教育，而不是學校性教育。但我希望在培訓與考核中能做到專業，累積口碑後，讓這個證書能成為行業權威。”方剛特別強調。不過，他也承認，“性教育講師技能證”實則是由他發放，這個證與教育部頒發的“教師證”性質並不相同。

目前，性教育講師技能證的授課和考試，仍然由方剛一個人完成。學員們來參加的課程分為初級、中級和高級，想要拿到講師證書，他們不僅要參加方剛的培訓，還需要進行筆試、講座實踐、教案設計等。為了讓他們能有更多經驗，方剛還把學員請到自己夏令營的課堂上，讓他們觀摩自己如何給孩子們進行性教育。

來參加培訓的學員，在方剛看來大致可分為兩類：孩子家長和想要從事性教育行業的人，或者兩者兼有之。前者苦於孩子的性教育問題，來向方剛“取經”；後者則是在看到性教育的商機後，對性教育課程產生了興趣，前來培訓獲得技能證書。

截至 2018 年7月底，方剛的性教育培訓課程累計學員 130 餘人，但“拿證”的不多： 23人獲得初級證書，37人獲得中級證書，13人獲得了高級證書。

衝突

正如方剛的性教育引起很多家長的反對一樣，在學界，方剛的頒證行為也引發了極大爭議。

“首先，能夠頒發這個證書的應該是學術機構，而不是政府某一個部門。政府部門沒有學術能力來認證。”華中師範大學教授彭曉輝認為，方剛此次申請性教育證書資格十分不妥當，一是該證的認證機構跟性學根本不搭界，二是方剛一個學者不能撐起一個專業的知識能力認證系統，“方剛的這套理論的內容在學術上是合格的，但我認為，它的內容不足以支撐資格認證的容量”。

對此，方剛解釋道，自己“單槍匹馬”也實屬無奈之舉：“最開始，我一度試圖把業界做性教育的幾個大人物都拉進來，一起培訓、設置考題，甚至我們還討論，能不能一人出一道題設置考卷，當時我們還建了一個微信群，後來發現這個設想沒法操作。”

“性學大師”之間互相有衝突，方剛索性決定自己單幹。他向記者出示了一份性教育證書，證書上印著“高級性教育講師，增能賦權型”幾個大字。方剛說，自己這是做了妥協，“我這個叫“增能賦權型”，他們如果做（性教育培訓），可以再做別的類型認證。”

儘管如此，彭曉輝仍然認為方剛的做法是在找“旁門左道”，21天的課程培訓並不能讓培訓者真正理解性教育的內涵，會擾亂社會性教育市場，是不負責任的行為。“一個專業人員要花多年培養，上那麼幾天的課就成了專業人員了？”

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性教育推進的艱難。雖然性教育是個重要議題，已經有了社會共識，但如何教育，仍然存在巨大的爭議。不同的性教育專家，有著不同的理論，甚至存在衝突。到現在，教育界也一直沒有統一的性教育教材或官方認證的性教育課程。

這並不只是中國遭遇的難題。2015年，加拿大安大略省計劃推出一套新的中小學性教育課程，結果引起了很多家長反對，上千名家長聚集到省議會門前抗議，認為課程內容過於露骨，家長們擔心，正在成長中的青少年好奇心強，學校教授的一些性行為方式，會使他們企圖嘗試。

“全世界都一樣。”方剛說，“性教育是兩個最大爭議的事情結合在一塊了，一個是性，人類社會圍繞性的爭議（持續了千百年），一個是教育，怎麼教育孩子，都是有價值觀衝突的。”

早熟

夏令營的第一天，旁聽的講師和孩子的家長間，就爆發了一場激烈的爭執。

當時，有家長反對剛剛講述的同性戀內容，一位講師站起來反駁他。講師的言辭比較激烈，“真把這個家長氣得手都發抖”，方剛事後坦承，這也是一個教訓，這些家長能帶著孩子來參加這樣的課程，已經很不容易，不能帶著傷害離開。

如何引導家長，是方剛進行培訓的一個重要內容。“我希望先能引導家長不要一棍子打死，不要談性色變，重要的是，通過這件事去培養孩子的價值觀，學會尊重別人，尊重自己。”方剛強調，“我們性教育傳遞給孩子最重要的還是價值觀，而不是幾個知識。”

7月30日，夏令營的最後一天。

當天課程的主題是“戀愛”。學生規規矩矩地坐在前面，家長坐在教室後側，整間教室只聽得見方剛一個人的聲音。但當方剛拿出幾不同規格的安全套時，教室裡出現了一波小小的騷動，孩子們開始竊笑，交頭接耳。

“這是加大型，這是超薄型，這是最窄收腰型。哪位同學以前學過，或者在網上看過如何正確、安全地使用安全套？”方剛一邊說著，一邊拿出一根香蕉，撕開包裝，捏住安全套一端，小心翼翼地向孩子們示意正確的使用方法。

這群十幾歲的孩子，拿著分發下來的香蕉和避孕套時笑作一團，他們三三兩兩聚集在一起，開始在香蕉上操作，顯然，經過前兩天的培訓後，孩子們對性的話題已經坦然了很多，家長們也不那麼吃驚了，馮國勳甚至還在臺下哈哈大笑。

“還沒開始上課時，家長都在說，你不要給他講這一塊，他還小”，方剛回憶道，但一上課，他們就會發現，原來孩子們什麼都知道。“孩子們總會有遠比他們父母知道的多的渠道，來獲知性方面的信息，正確的引導非常重要。”

接受本刊採訪的幾位家長也承認，孩子對性話題的掌握，確實出乎自己意料。很多家長此前從未和孩子討論過性的相關話題，但孩子已經瞭解了“遺精”“月經”“性交”等事情。

“11歲的孩子知道‘性交’，這是我到這裡之前不可想象的。”馮國勳說。

“不要小瞧你的孩子，這是我這三天來感受最深的”，諶明霞也覺得，現在孩子的早熟程度，比他們年輕時，“至少得早了十年”。

國家衛生計生委發佈的《中國家庭發展報告2015》顯示，青少年發生初次性行為的平均年齡為15.9歲。

而在今年的夏令營上，有個16歲的女孩揹著家長，在課間偷偷找到方剛詢問：“真的要戴安全套嗎？我同學都不戴，戴著不舒服。”

方剛搖搖頭，耐心告訴她不戴安全套的危險。“我只能告訴她正確的做法，她究竟有沒有性行為，是她的隱私，我不能問。”方剛說，聽完自己解釋後，女孩似乎有些不相信，下一堂課後又來確認了同一個問題，臨走時表情依然狐疑。（來源2018年23期《看天下》作者 劉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