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辯證法認為，新事物取代舊事物是必然的，運用於社會歷史領域，則新的社會形態必將取代舊的社會形態。因為新事物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符合歷史前進的客觀規律，代表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但新事物的發展並不是一帆風順的，過程是曲折的，甚至還會出現倒退。因為舊事物具有頑固性，會動用一切力量試圖扼殺新事物。這便是所謂的“前途光明道路曲折”。
雖然戊戌六君子對馬克思不甚瞭解，更弗論唯物辯證法，但他們也知道，新社會取代舊社會是個艱難的過程，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譚嗣同曾經說過：
”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有之，請自嗣同始！”
流血犧牲，是新社會戰勝舊社會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中國幾千年來的封建社會，統治者異化儒家學說之後，將之改造成控制人民思想的武器，忠君愛國已經刻在每個尋常百姓的血液之中，根深而蒂固；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民眾對於一切社會的變革麻木，故而譚嗣同等六君子的死，對於百姓而言，不過是朝廷處死反賊，正統消滅異端，這樣的場景在兩千多年的帝國時代中，每天都在發生，為何要感到奇怪呢？
而拍手稱快者，真的都是百姓嗎？未必盡然。譚嗣同等人雖然心懷報國之志，以一腔熱血推動變法，但畢竟對西方瞭解有限，自身經驗不足，致使變法存在諸多問題，如配套措施不足，操之過急，利益協調不當等。戊戌變法要求廢除八股，殊不知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千千萬萬的讀書人窮盡一生去研習八股，為的便是求一個功名，而維新派卻直接堵死了他們這一飛黃騰達的通道，讀書人自然對其恨之入骨；戊戌變法要求裁汰冗官和繁雜機構，但此措施造成數萬官員直接失業而無處安置，失去了官員的支持。
對於利益受損者而言，戊戌六君子的結局，可謂大快人心，無比解恨。
清末的社會，存在著巨大的對變法的阻力，以至於變法根本無法成功，六君子的努力，並沒有能夠換得整個社會的覺醒，悲哉，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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