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獨立戰爭勝利後，當約翰·亞當斯被問及“誰對推動大陸會議關於獨立的議程貢獻最大”時，亞當斯回答：“喬治三世。”正是由於喬治三世（1738-1820）的強硬立場，將原本恭順的殖民地臣民變為獨立的美國公民。數年之後，亞當斯成為美國首任派駐英國大使，而此時喬治三世已順從於世界格局，接受了英、美兩國之間的新型關係。他在會見時對亞當斯說，“我是最後一位同意（英、美）分開的，但我將是第一位迎接獨立的美國使節的國王”。促使喬治三世治國理政思路發生鉅變的歷史事件，是1789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
喬治三世
儘管喬治三世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年因為精神性疾病未能親政，但他仍是英國曆史上在位最長的國王之一。喬治三世漫長的統治（1760-1820），見證了其王國與歐洲大陸進行的一系列軍事衝突和戰爭，尤其是歷時二十餘年的“反法同盟”戰爭。自1893年起的歐洲“反法同盟”戰爭，最後以拿破崙在1815年滑鐵盧戰役被擊敗而告終，而該戰役的指揮者正是國王任命的威靈頓將軍。1820年1月，喬治三世駕崩於溫莎堡，終年八十一歲。長期以來，西方歷史學界對喬治三世的生平研究及評價猶如“萬花筒般觀點多變”，一方面是因為受到歷史史料的限制，一方面也是由於傳記作者的個人偏見的影響。
歷史學家通常將美國革命視為喬治三世早期執政的最大敗筆，宣稱國王應該為此事負責。事實上在革命之初，國王一直主張“懷柔政策”。國王的“處置不當”，或許在於挑選出“強硬派”諾斯勳爵（Frederick North）擔任首相——用輝格派媒體的說法，選中諾斯恰好證明國王的愚蠢——“一個笨蛋被另一個笨蛋選中”。諾斯勳爵在波士頓茶葉事件後對美洲殖民地採取了多項報復措施，其中包括關閉波士頓港口以及修改麻省憲法——明文規定當地立法機關的上院由國王委任產生，而不再由下院選舉產生。這些措施進一步激起殖民者的不滿，他們因此將這些措施稱為“不可容忍法案”。事實上直到此時，國王喬治三世仍傾向於“以政治手段解決問題”。從這個角度看，正如著名歷史學家納米爾（Lewis Namier）所言，喬治三世恐怕不應擔負“引發美國革命的直接責任”。
國王對諾斯的支持在國會引發了廣泛質疑。輝格派政治家愛德蒙·伯克在演講中公開指責喬治三世在美洲建立軍事統治，最終會變成“摧毀我們自由”的專制機器。伯克抨擊國家機構依賴於個別人（君主），其個人統治具有“封建性”——而這一做法，“在變化了的現代社會中已經過時”。1781年，英軍副統帥查爾斯·康沃利斯在約克鎮之戰兵敗投降的消息傳到倫敦後，諾斯首相和喬治三世遭受到保守勢力的攻擊，他們指責諾斯是“失掉美洲的那個人”。在受到下院的逼迫後，首相致信國王：“現政府的命運已完全地、無可挽回地被決定了……陛下完全清楚地知道，在這個國家，王座上的君主不能反對下院深思熟慮的決定，陛下如仿效您那些光輝的前任君主們，最後順從下院的意志和願望，您將不會失去任何名譽。”
與此同時，伯克等在野黨人士繼續在國會大放厥詞。他們一方面攻擊諾斯政府的決策造成北美殖民地走向獨立，另一方面又指責強大的王權對政府決策的影響。從表面上看，他們是在攻擊政府，但背後隱含的意義是：喬治三世必須為北美危機負責。這實際上顛覆了一直以來的“國王不會犯錯誤”的傳統，王權的合法性由此遭遇空前危機。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780年2月，與席捲全國的請願運動遙相呼應的是，伯克在國會下院一口氣提出五個議案，其總體目標被界定為：確保國會的獨立性，“以推動王室及其他機構的各項改革”。
1782年，諾斯內閣宣告垮臺。喬治三世情緒低落，他在致國會信中說：身為國王，本當致力於捍衛憲法，如今卻無法阻止美洲獨立，未能維護大英帝國權利——以此深感內疚，故決意退位，打算返回漢諾威公國終老。但國王的計劃並未能實現——經過諾斯勳爵等人勸說，考慮到國王對英國人民擔負的不可推卸的責任，喬治三世打消了退位的念頭，而且接受了大不列顛在北美洲落敗的事實，決定授權舉行英美和談，並著手遴選新一任首相。
一般認為，沃爾波爾（Robert Walpole）是英國曆史上第一位“首相”，也是第一位入住唐寧街10號的政府首腦。喬治三世的祖父喬治二世曾視沃爾波爾為異己分子，但沃爾波爾卻主動對其示好，在議會討論王室年金時慷慨建議將國王和王后的年金提高到八十萬鎊和十萬鎊。此舉備受王室好評，喬治二世不無感激地說：“沃爾波爾爵士，予人方便即予己方便，你在這件事情上的所作所為將改善我的處境，而你自己也將會受益良多。”正如喬治二世當年大力支持沃爾波爾一樣，在美國獨立戰爭以後，尤其是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由於喬治三世的絕對信任，內閣權力越來越集中到首相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手中。有學者指出：小皮特才是現代意義上的第一位英國首相——他可能也是近代責任制政府的創始者。
小威廉·皮特
對喬治三世而言，任命年僅二十四歲的小皮特為首相無疑是一場大勝，因為這證明他可以通過自己對公眾輿論與民意的詮釋來選擇首相，而無須依從下院的多數派來確定首相人選。與此同時，喬治三世本人則較少干預國政，更不像執政初期那樣事必躬親，而是專注於慈善及文教事業。一改之前僵化刻板的形象，他此時以仁慈寬厚的君王形象出現在世人面前，贏得民眾的擁戴。而法國大革命的爆發，更為這一仁主明君的形象增添了光彩。
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法國王室被推翻，不少英國貴族都感到非常憂心。隨著“自由平等博愛”口號的迅速傳播，明顯威脅到英國的政治體制，英國思想界也因此引發了激烈的辯論。辯論的一方以擁護革命的湯姆·潘恩為代表，他在《人權論》（1791）中極力倡導天賦人權，“所有人生來就是平等的，並具有平等的天賦權利”。他為“民主自由平等”的社會即將誕生而歡呼——正如他當年對美國革命充滿信心。另一方則以吉本、邊沁和伯克代表。喬治三世時代最偉大的歷史學家吉本一開始為法國大革命歡呼吶喊，認為“反抗暴政是人民與生俱來的權利”，但隨著恐怖暴力升級，他轉而將大革命稱為“法國病”（French disease）——吉本相信正是英國人保守的脾性才使得英國成為暴力革命的避難所（English refuge）。和吉本相似，著名哲學家邊沁作為英國派駐法國的外交使節，親歷了大革命的恐怖。雖然他本人是激進的改革派，但他堅持認為“英國式的理性的改良和法國式的革命烏托邦”存在天壤之別。他強烈呼籲，“消滅雅各賓派——不惜任何代價”。
與前兩者相比，伯克對法國大革命的本質認識更為透徹。伯克強調法國革命與英國“光榮革命”的區別：“光榮革命”捍衛的是傳統和秩序，而法國大革命卻是以殘暴的方式摧毀傳統。法國革命乃是“世界上迄今所發生過的最為驚人的事件。……在這場輕率而又殘暴的、奇異的混亂中，一切事物似乎都脫離了自身，和各式各樣的愚蠢攪在了一起”。伯克預言：法國革命中抽象的表面的平等以及對舊制度的徹底摧毀，不會造就一個和平、安寧、有保障的新秩序，相反只會造成“流血、戰爭、暴政以及對人權的篡奪”，並且必然導致一種新的專制主義強權的出現——不久，拿破崙之登上歷史舞臺及其所建立的政治霸權，完全驗證了他的預判。伯克的著作《法國革命論》（1790）出版後在社會上廣為流傳。該書不僅被知識界奉為圭臬，而且對上層統治階級產生了重大影響。喬治三世也讚譽這是“一本好書，每個紳士都應該讀一讀”。
在喬治三世的影響下，小皮特也開始接受伯克等人的觀點，認為法國大革命的暴力恐怖有向歐洲大陸蔓延之勢，必須加以遏制。隨著首相及其內閣向著保守主義的政治觀念逐步轉變，議會及政府之間黨派壁壘也越發森嚴。在當時的政壇，託利黨反對法國大革命，支持並推動反法戰爭，尊重“國王與教會”，反對天主教解放，維護傳統的憲政，反對議會改革；與之相反，輝格黨同情法國大革命，謀求英法和平，反對王權和王室的秘密影響力，倡導天主教解放，支持議會改革。正因為在這樣一些重大問題上的兩黨分歧，所以聯合執政的可能性就越來越小，政黨政治的排他性日漸顯露——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議會改革後，現代政黨政治（輪替制）終成定局。
由於大革命期間“暴民統治”（Mobocracy）愈演愈烈，法國王公貴族紛紛逃亡倫敦，其中包括路易十六的財政部長加龍子爵、奧爾良公爵路易-菲利浦·約瑟夫等。後者號稱當時法國最為富有之人，別名“平等的菲利普”——他擁護法國大革命，曾投票贊成處死他的堂弟路易十六。奧爾良公爵之子、沙特爾公爵路易-菲利普以藝術收藏家知名，性喜飲酒，終日面色潮紅，喬治王太子威爾士親王戲稱他為“勃艮第公爵”（Burgundy，該地以葡萄酒著稱於世）。1793年，因為眷戀其家產，路易-菲利普·約瑟夫潛返巴黎，結果被送上斷頭臺——法國著名歷史學家米什萊（Jules Michelet）對此評價說，“最終他如願以償：保全了錢財，卻掉了腦袋。”——其絕世藏品盡歸英國，而巴黎“藝術之都”的名號也由此歸於倫敦。
事實上，倫敦不僅取代巴黎成為“藝術之都”，它同時也堪稱“法國保皇派的首都”。1796年起，波旁公爵移居倫敦，不久其父孔代親王也來到倫敦，都曾受到喬治國王和夏洛蒂王后的接見和宴請。此外，國王還設法說服國會為流亡貴族頒發年金，令後者感激涕零。1807年，路易十八本人也逃亡至倫敦，並於倫敦設立流亡宮廷，享受英王所賜年金高達一萬六千英鎊。當路易十八返回巴黎之時，喬治三世更贈予十萬英鎊鉅款，助其復國。當然，國王的投資很快也獲得回報：1814年，在拿破崙垮臺後，路易十八復辟，立即同意與大英帝國締結和平條約。英法和平條約的簽訂，一方面促進了經濟發展，一方面也使得英國民眾越發珍惜來之不易的和平局面。國王喬治三世的個人聲望此時也臻於頂峰。
法國大革命前後的1780-1790年代，是喬治三世在位期間的黃金時代。由於小皮特首相將國家事務料理得井井有條，喬治三世毫無執政初期內政外交的壓力，開始重操舊業鑽研他的植物學——他曾用拉爾夫·魯濱遜的筆名發表了若干論改進農業的小冊子。早年，喬治三世曾被諷刺作家戲稱為“農夫喬治”，以嘲笑他喜愛處理平凡瑣事勝過軍國政務。但久而久之，這個稱號漸漸被用來形容他樸實無華與節儉的行事風格，表明他已融為英國民眾的一分子。喬治三世本人十分喜愛農業，在他的鼓勵下，英國農業革命開始步入高速發展期，鄉間人口也史無前例地出現上升趨勢，為緊隨其後的工業革命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不僅如此，喬治又樂於動用自己的私人資金，大力資助皇家藝術學院等學術機構，而英倫的科學技術及工商業文明也由此得以長足發展。
作為一名虔誠的基督徒，喬治三世對慈善事業亦相當關注，許多慈善組織都將喬治國王作為自己的主要庇護人。1786年在聖詹姆斯廣場遇刺後，喬治三世不僅赦免了“瘋女人”尼克爾森，還表示要對她的合理訴求進行公正處理。此舉激發了全國上下對喬治三世效忠的熱情：人們既為國王的安全脫險感到欣慰，同時又對其面對危機表現出來的鎮定和對臣民的寬容感到敬佩。1789年，身體康復後的喬治三世作為一名寬厚仁慈的長者，受到英國民眾的普遍愛戴——牛津教授托馬斯·沃頓 (Thomas Warton)在“感恩頌”詩中寫道：“全城燈火通明，民眾自發點亮自家的櫥窗，為國王恢復健康而慶祝，甚至包括所有的大學學院。”
歷史地來看，喬治三世的個人專制統治隨著北美獨立（1783）而走向終結，這使得光榮革命的成果得以鞏固和延續，君主立憲制的發展又回到原來的軌道。此後隨著政黨政治的日益成熟以及責任內閣制的形成，英國王權才逐步走向衰落，君主“統而不治”的時代乃逐步降臨。平心而論，與喬治一世和喬治二世相比，喬治三世似乎智力稍顯遲鈍，而且為人古板，類乎英格蘭“鄉紳”，然而正如歷史學家西奇威克（Romney Sedgwick）所言，儘管他的所作所為遭到肆意歪曲，遠過於任何一代英國君主；儘管他也犯過錯誤（包括弄丟美洲殖民地），但他確乎堪稱是漢諾威王朝歷代君王中唯一正直高尚之人。時至今日，喬治三世漫長的統治，更被歷史學家普遍解讀為專制君主優雅轉型並最終化身為國家道德形象的垂範之舉。
對此，英國著名政治改革家薩繆爾·羅米利（Samuel Romilly）進一步解釋說，喬治三世或許也是最具個性的英國君主之一。他既虔誠信仰國教，又重視家庭倫理，他的道德觀與英國中產階級倫理道德觀極為契合，故而能得到民眾的認同和擁戴。羅米利論述道：“從他即位伊始到北美獨立戰爭結束，喬治三世是有史以來最不受歡迎的國王之一；但現在(1809年)他是最受歡迎的國王，雖然此時政府的特徵或精神並無絲毫變化。”其中的緣由顯然在於時局的變遷——在法國大革命爆發這一關乎英國國家利益與民眾福祉的重要時刻，國王選擇站在人民一邊，支持主戰派的首相小皮特，反對“親法派”的大臣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和議會，這奠定了其民意基礎，也使得國王可以根據人民的意願——而非國會的投票——來選擇首相和政府。當然，“最為重要的，是法國大革命所引發的恐怖。”法國大革命使得英國民眾深刻領悟到和平穩定的政治局面來之不易，感受到君主立憲與法國專制王權相比的制度優越性，同時對施行仁政的國王也益發敬重。關於君主制為何在法國慘遭失敗，而在英國卻能完好無損保存下來，歷史學家提出若干種解釋——比如特里維廉（G. M. Trevelyan）在《英國社會史》一書中曾說：“如果法國貴族能和農民一起打板球，他們的城堡便不會被燒燬”——可謂眾說紛紜，但有一點可能是所有人的共識：即國王喬治三世為人正直與此大有干係。
這是歷史的弔詭：小皮特首相執政以後，喬治三世的政治影響力逐漸下降；但與此同時，喬治三世卻日益受到國內民眾的愛戴。1811年喬治三世精神崩潰後，更成為一位像李爾王一樣仁慈的家長和民族的衛士，被稱為“不列顛的保護神”。當年在法國國民公會發表長篇演講痛斥英王（及其反法盟友）的羅伯斯庇爾，倘若地下有知，不知當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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