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華夫脫黨與民眾關係的變化
1923年3月華夫脫黨正式成立，1952年七月革命之後政府解散了一切政黨，華夫脫黨隨之暫時消失。納賽爾之後的埃及總統薩達特開始實行多黨制，華夫脫黨便於1978年2月重新組建，但是因為不能適應當時的歷史環境，又於6月解散。1923年到1952年是華夫脫黨的輝煌時期，而1978年重新組建的華夫脫黨在埃及基本沒有什麼影響力。在華夫脫黨具有重要影響力的30年時間裡，其與民眾的關係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可以說華夫脫黨先後經歷了帶領民眾時期、影響民眾時期和脫離民眾時期，這三個時期也反映了華夫脫黨從輝煌走向轉型，再到衰亡三個時期。
首先華夫脫黨帶領民眾是從其建立開始，一直到30年代。這一階段華夫脫黨帶領民眾進行了反對英國的民族主義運動。一戰結束後，扎格盧勒向英國當局提出埃及獨立的要求，並準備去英國談判，在遭到拒絕後想通過巴黎和會的渠道將埃及與英國問題交於國際社會解決。在國內則積極領導民眾運動，向英國施壓。1919年3月，英國將扎格盧勒逮捕，隨後埃及民眾群情激發，引發了埃及的1919年大起義。面臨民眾運動的壓力，英國被迫釋放扎格盧勒，並於1922年2月28日讓埃及取得名義上的獨立。在這次反英鬥爭中，因為扎格盧勒與民眾的追求相同，所以形成合力，帶領民眾，給英國政府以巨大壓力，推動埃及民族運動的發展。
在這裡需要強調一點，雖然扎格盧勒在埃及20年代民族主義運動過程中發揮了不可代替的作用。但是埃及取得名義上的獨立並不能單單歸功於扎格盧勒。這次反英鬥爭與之前與英國的鬥爭不同。首先它是在大戰之後發生的，整個埃及都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使得這次反英鬥爭規模是空前的。其次，這次反英鬥爭是埃及脫離了奧斯曼帝國統治之後進行的第一次民族主義運動。另外從全球的角度看，1880~1914年間，是一個經常可能發生、可能就要發生、甚或真正已經發生革命的時代。一戰後伴隨著十月革命以及哈布斯堡王朝、霍亨索倫王朝、羅曼諾夫王朝和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解體，一輪民族主義運動高潮在世界範圍內展開。埃及的民族運動便是在這一世界性革命爆發的情況下發生的。
上述種種原因使得這次埃及的民族運動急需以一種新的方式、一種新的理念。正像馬克思在《1848年~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中引用愛爾維修的那句話：每一個社會時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偉大人物，如果沒有這樣的人物，它就要創造出這樣的人物來。 扎格盧勒是一位偉大的人物，但是他是因為當時的特殊歷史環境而走到埃及的歷史舞臺。在他之前埃及有主要三股爭取民族獨立的力量，其中包括穆斯塔法·卡米爾的激進民族主義派；艾哈邁德·魯特菲·賽義德的溫和民族主義派和阿里·尤素福的激進伊斯蘭主義勢力。
他們因為沒有向扎格盧勒一樣提出新的，符合民眾要求的方式來進行民族運動，最終被歷史的火車所拋棄。可以說，華夫脫黨在一戰之後獲得了成功，問題不在於實現這個或那個意見，這種或那種政治思想；問題在於理解發展的進程。埃及此時的發展進程與扎格盧勒所主張的是相同的，他將過去追求埃及自治的思想，上升為政治上埃及脫離英國而獨立、經濟上埃及自主地實行民族化的主張。所以說扎格盧勒的華夫脫黨是迎合埃及歷史發展，迎合埃及民眾需求而走向成功的。這點十分重要，因為歷史的發展和民眾的需求也是華夫脫黨最後走向失敗的原因。
1923年9月，華夫脫黨參政之後，與民眾之間關係漸漸發生變化。雙方的關係已經不單單是華夫脫黨領導民眾進行民眾運動了，華夫脫黨也開始利用民眾來對抗宮廷勢力。所以從此之後，扎格魯勒和納哈斯控制華夫脫黨，華夫脫黨控制民眾，所謂的政黨政治表現為自上而下的明顯傾向。這種自上而下的關係使得華夫脫黨和民眾的關係開始不如之前緊密。同時，扎格盧勒去世之後，納哈斯的華夫脫黨在民族解放鬥爭的根本問題上，漸漸放棄了扎格盧勒晚年執著追求的埃及完全獨立的崇高理想，無原則地同意將“四點保留”作為埃英談判的基礎。
納哈斯在民族問題上對英國的退步也加劇了與民眾關係的疏遠。從30年代開始，華夫脫黨與民眾的關係從一戰後領導民眾運動逐漸變成了影響民眾，影響或發動民眾運動的目的也從爭取埃及民族獨立變成爭權奪利，增加自己的政治籌碼。這一轉變可以集中反映在2月9日政變之後民眾對華夫脫黨的失望。政變之後有一部分以激進學生為代表的民眾因為華夫脫黨的變化，轉而同情法魯克的宮廷勢力，華夫脫黨雖憑藉一戰後的政治遺產得到了以工人為首的部分民眾支持，但在埃及已經不存在一戰後華夫脫黨一呼百應的局面。之後華夫脫黨與民眾的關係繼續惡化，從影響民眾便成為脫離民眾，這一階段將放在下文第三節介紹。
（二）華夫脫黨的再次執政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英國放棄支持華夫脫黨，加上戰時管制措施可以控制民眾運動。宮廷勢力藉此機會擴大影響力。而巴勒斯坦戰爭，可以說也給了法魯克的宮廷勢力一苟延殘喘的機會。但是宮廷勢力在巴勒斯坦戰爭中的收穫卻沒有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那麼大，埃及在1948年巴勒斯坦戰爭中恥辱的失敗，導致埃及議會體系處於崩潰邊緣，法魯克更是首當其衝。
這主要有一下幾個原因，首先是巴勒斯坦戰爭的持續時間遠遠短於二戰的持續時間。在戰爭過程中，政府往往加強國內管制，實行戰時統治，民眾運動往往不會在戰爭時間發生，除非像俄國二月革命之前那種民眾已經到了不反抗只有死亡的地步。但是從1948年5月15日到1949年3月10日，不足一年的巴勒斯坦戰爭並不能給政府以太長時間，像二戰時那樣先進行社會管制，在控制民眾運動。其次是在二次戰爭時期，民眾矛頭指向的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民眾並沒有將矛頭指向同一地方。比如說上文所提到的，分別有民眾支持法魯克的宮廷勢力與納哈斯的華夫脫黨。這在一方面削弱了民眾運動的力量，另一方面也緩解了政府的壓力。但是巴勒斯坦戰爭爆發之前，民眾便已經將矛頭集中指向了英國。並且因為宮廷勢力在二戰後三年的糟糕表現，反英的矛頭也逐漸變成了想要反英，首先要反法魯克的矛頭。
巴勒斯坦戰爭
戰爭的爆發僅僅是暫時性的將這一矛頭壓下來，但是並沒有解決它。最後，埃及在1945年2月25日對軸心國宣戰，是作為戰勝國贏得了戰爭。但是巴勒斯坦戰爭卻是作為阿拉伯聯軍之一輸給了以色列。戰爭的失敗使得民眾急需一個宣洩的機會，要證明並不是埃及的不行，而是有著某種特殊原因使得埃及輸掉了戰爭。恰恰在此時，埃及國內流傳著國王法魯克在戰爭期間倒賣軍火的醜聞。新仇舊恨，所有矛頭都指向了宮廷，民眾也越來越採取更加激進的手法反對宮廷勢力。從二戰期間用遊行表達對宮廷或華夫脫黨支持的民眾運動，到巴勒斯坦戰爭前通過大規模遊行和暴力手段讓政府下臺的民眾運動，再到此時採取暗殺暴力方式宣洩自己的不滿，將矛頭指向整個宮廷勢力的民眾運動。其實採取暗殺和暴力的方式恰恰說明了民眾對宮廷勢力的絕望，他們已經不知道還能通過什麼方法使得宮廷滿足他們反英的要求，所以便要復仇，因為宮廷辜負了他們的希望。
12月28日諾克拉西被穆兄會成員刺殺。後哈迪出任政府首相，但依舊沒有辦法解決埃及國內緊張的局勢，反而因1949年1月7日簽署與以色列的停火協議而使局勢更加激化。 在這種情況下，哈迪於7月25日遞交了辭呈。國王讓西爾裡組建了過渡政府，華夫脫黨在1950年的大選中獲勝，納哈斯於1月12日組建了華夫脫政府。華夫脫黨的這次上臺可以說是挾民眾的力量，報了1944年的一箭之仇。但是這是華夫脫黨在二戰後的首次上臺，二戰後的民眾是有著統一目的的民眾，是能夠因為反對英國殖民統治而團結在一起的民眾。這與之前的民眾並不一樣，所以華夫脫黨不能用之前的方式管理，如何應對已經發生變化的民眾運動是華夫脫黨面臨的首要任務。對這一問題失誤的處理導致民眾與華夫脫黨之間的關係發展到第三階段，民眾脫離華夫脫黨。
埃及宮廷
（三）華夫脫黨喪失民眾的支持
華夫脫黨上臺之後繼續運用熟練的政治手腕。因為國內的反英局面，華夫脫黨不敢像二戰時那樣與英國合作，但是他同樣擔心英國會轉而選擇與法魯克的宮廷勢力合作。所以它開始決定與國王保持友好關係，以防止國王與英國聯合。所以華夫脫黨在上臺後竭力掩蓋關於國王倒賣武器的問題。這也換得了國王的好感，納哈斯的華夫脫黨與法魯克的宮廷勢力開始在一定程度上展開合作。雙方關係的穩定使得華夫脫黨的重新迴歸政治在埃及產生了一種樂觀情緒，有人希望可以通過全面的改革來是政黨政治恢復平穩。但是進行廣泛社會改革以使埃及政黨政治恢復穩定是需要條件的。這一條件是在社會變革的過程中已經達到了均勢，在新的階級關係已趨於穩定，統治階級內部的各個鬥爭黨派彼此已經達到妥協，因而有可能繼續相互進行鬥爭並把疲憊的人民群眾排除於鬥爭範圍外的時候......批准舊社會對於革命的暫時勝利。華夫脫黨上臺後想要通過改革來穩定局面，有一重要特條件滿足不了，即民眾還沒有疲憊，反而因為巴勒斯坦戰爭失敗而變得更加激化。
因面臨來自下層軍官和群眾的壓力，華夫脫黨不得不宣佈對國王倒賣武器事件進行調查，但是其在調查時仍竭力的掩蓋和拖延。這一舉措引發了國內民眾對華夫脫黨的不滿。與此同時，由於華夫脫黨的領導人物在朝鮮戰爭造成的投機性繁榮中進行空前的自肥活動而日益受到批評，這個黨的繼續執政發生了危機，因而它如果想繼續成立最為受人歡迎的埃及民族主義的化身的話，它就必須在談判中堅持對英國人的最高要求。
帶著爭取民眾的目的，華夫脫黨被迫在1950年3月發佈聲明，要求英國從埃及撤軍，英國政府的答覆是英國絕不放棄它在埃及的任何一個基地。年底11月16日納哈斯政府向議會提出要求駐埃英軍立即撤退的聲明，英國政府亦置之不理。11月20日埃及各大城市的學生為英國拒絕撤兵舉行罷課示威，接著在埃及出現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阿拉伯各國中最劇烈的一次反帝鬥爭。1951年7月11日，埃及再次出現罷工情況，納哈斯政府在民眾的壓力下於1951年10月15日單方面正式廢除1936年英埃條約和1899年關於蘇丹的英埃共管協定。
因為華夫脫政府做出了符合此時民眾最急迫的需求，對英國採用激進手段來謀求獨立。所以民眾對其政策表示支持。但是英國在1950年至1951年間，由於反對派經常強烈地表現出保守黨人傳統的用霸道手段壓迫埃及人的傾向，在國會中的地位岌岌可危的英國工黨政府，簡直無法和埃及進行談判。 所以英埃之間必然因埃及單方面廢除條約而發生衝突。而此時華夫脫黨必須就對英問題採取強硬態度以換取民眾的支持，維護其的統治地位。雙方的矛盾導致了1951年底到1952年初的“運河鬥爭”。
運河鬥爭
運河鬥爭主要通過兩種方式進行，一種是蘇伊士運河地區埃及的工人罷工，政府人員辭職。以這種方式來表達對英國的不滿，聲援政府廢除條約的政策，使得蘇伊士運河無法正常工作。另一種是通過暴力手段，有民眾性政黨如穆斯林兄弟會、青年埃及黨（此時已經改名為埃及社會黨）和工人性質的組織領導民眾，破壞鐵路、電話線等設施，迫使英國撤軍。
1951年英國保守黨上臺後，對埃及的運河鬥爭採取全面對抗政策。這就使得運河鬥爭想要獲得成功，必須壯大那裡民眾的武裝力量。但民眾武裝力量的壯大也意味著華夫脫黨無法控制民眾，這與華夫脫黨的政策顯然是不符的。所以當面臨民眾在運河地區進行的反英鬥爭如火如荼的時候，華夫脫黨放棄領導，不敢向民間自發產生的敢死隊發放武器，反倒敦促人民“保持平靜”。在面臨因為群眾握有武裝而有可能失去對民眾的控制和反英鬥爭之間，華夫脫黨毫不猶豫選擇了對民眾加以控制。因為這是華夫脫與民眾的關係早已和一戰之後不同。如果民眾失去了控制，誰也不知道會反生什麼。
正如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指出的：“這樣的組織（人民武裝）是不可能有的，因為文明社會已分裂為敵對的而且是不可調和的敵對階級，如果這些階級都有“自動的”武裝，那在它們之間就一定會展開武裝鬥爭”。作為將保持自身統治地位為主要任務的華夫脫黨，對英採取強硬措施是為了民眾的支持，而一定要將運河鬥爭控制在自己手中也是其想要控制民眾的手段。
華夫脫黨
12月政府開始對運河鬥爭加以控制，禁止宣傳運河鬥爭的報刊、逮捕“解放軍”並且開始鎮壓社會黨。納哈斯想將運河的民眾運動控制在自己能掌控的範圍內，從而確保自己的統治地位。但是民眾不單單只是革命者手中的工具。大眾一旦接受了刺激，很快就會超越它。面對政府對自己愛國鬥爭的鎮壓，民眾憤怒到了極點。民眾與政府之間的合作關係開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民眾與英國、與政府開始全面對抗。與此同時，英國加大了對埃及人民反英鬥爭的鎮壓，發生了多次血腥鎮壓。在1月25日對伊斯梅利亞的一個後備警察營所展開進攻，造成50多名埃及人被殺。隨後26日，群眾衝向街頭，反對國王法魯克、英國和華夫脫黨的統治，後隨著局勢的失控發生了著名的黑色星期六事件。這一事件最終使得民眾放棄了華夫脫黨。
引用文獻：
《埃及近現代簡史》
《中東史》
《納賽爾和薩達特時代的埃及》
《列寧全集》
《革命心理學》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1848至1850年的法蘭西的階級鬥爭》
《中東簡史》
《民族主義：歷史遺產與時代風雲的交匯》
《納賽爾和薩達特時代的埃及》
《帝國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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