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東大都市上海有萬國建築博覽會之稱，而談到上海的建築就離不開一位傳奇建築師，他設計的一大批經典建築幾乎塑造了當年上海的城市風貌，國際飯店就是他的代表作。這座被老上海稱為“24層樓”的大廈在建成三十後一直是遠東第一高樓，佔據中國第一高樓地位長達半個多世紀。這位建築師就是匈牙利人鄔達克。
鄔達克與上海的結緣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位後來的建築大師來到中國時的身份非常卑微，因為他只是奧匈帝國的一名逃亡戰俘。
一戰爆發後，東線戰場上呈現出一種奇異景象，俄軍一方面被德軍揍得暈頭轉向，另一方面卻把奧匈打得滿地找牙。開戰不久，俄軍就在加利西亞戰役中俘虜了10萬奧匈戰俘，隨著戰事發展，奧匈戰俘越來越多，至1916年“勃魯西洛夫攻勢”結束後已達40萬人以上，而整個一戰期間，共有277萬奧匈帝國官兵淪為俄國的階下囚。
數量巨大的戰俘也讓俄國不知所措。當時俄國自身情況非常糟糕，軍隊後勤極差，軍官極其腐敗。由於戰爭在夏天爆發，許多俄國軍官就剋扣了本應發給士兵的帳篷，不堪露宿之苦的士兵索要帳篷，軍官卻說：“現在是夏天，你們不需要帳篷。”士兵問：“冬天怎麼辦?”軍官說：“我保證，你們活不到冬天。”在這樣的情況下，戰俘的境況也可想而知了，他們根本不可能得到《海牙公約》規定的待遇。俄國人把奧匈帝國和德國的戰俘像流放犯一樣驅趕到西伯利亞，讓他們在寒冷的荒原上自生自滅。這些戰俘衣衫襤褸，食不果腹，大多有嚴重凍傷。後來一位德國軍官如此回憶他們的慘狀：“衣衫汙穢，百人一室，其苦楚情形不堪重述。”
俄國人也懶得消耗人力物力對這些戰俘嚴加看管，反正他們也不可能穿越荒涼的西伯利亞逃回國。但戰俘們在求生慾望驅使下，還是紛紛逃了出來，他們穿越中俄邊境，逃入黑龍江和吉林，請求當地政府予以收容。大量戰俘的逃入，引起了中國政府的重視。吉林巡按使孟恩遠指示邊境各縣：“德俘即入我界，應照中立慣例由縣看護，不能交給俄方。”又命令東寧縣“將該德俘等凍瘡速為治療，加以相當待遇，同時縝密看守，勿令逃亡。”這一情況很快被呈報北京政府外交部。
此時外交部已收到俄國駐華公使索還逃俘的照會。經過交涉，外交部指示吉林方面：“1907海牙保和會陸戰中立條約中有關中立國收容逃亡俘虜的相關規定，是中方處置德人之事確之根據，極為緊要，務祈遵守縝辦，萬勿夫之輕忽。”根據這一精神，黑龍江和吉林開始設置戰俘收容所，在華的非政府慈善組織也不斷給戰俘們提供物資接濟，聽到這一消息後，更多的戰俘逃入東北，他們被稱為“東北逃俘”，鄔達克也是其中一員。他幾經周折抵達哈爾濱後，在當地丹麥外交官的幫助下，於1918年10月來到上海，這位畢業於布達佩斯匈牙利皇家約瑟夫技術大學的建築師，從此開始了他30年輝煌的傳奇生涯，直到1947年離開中國。
中國對這些德奧戰俘給予了充分的人道主義待遇，一名逃到中國的戰俘說，他於1917年春“設法逸出該地，踉蹌道上，備受艱辛，約七星期之久，乃至中國之吉林。”然後被送入吉林收容所，“該所既備有美滿之食物，且給有完全之衣履，面貌頓然改觀，不復如前此之襤褸不堪矣，較之在俄國時，實不啻天壤之別也”。
開始，中國收容這些戰俘純屬履行國際義務，施行人道主義，然而到1917年，情況發生了變化。1917年8月14日，中國參加一戰，並加入協約國陣營對同盟國宣戰，德奧成為敵國，他們在中國境內的武裝人員只有兩個選擇，要麼與協約國軍隊作戰被消滅，要麼繳械投降。
宣戰後，民國北京政府頒佈了處置中國境內奧匈帝國軍事人員的辦法：“在北京奧使館之衛兵或租界之奧國商團及其餘有武裝之奧國軍人，均應自動解除武裝，由中國陸軍部或各省區軍事長官派員點驗收容，送往指定收容地點。”起初，奧匈帝國不願向中國投降，通過荷蘭駐華使館與北京政府交涉，利用荷蘭的中立國地位來庇護奧匈駐華軍事人員。荷蘭方面宣稱，根據《海牙公約》的規定，交戰國的軍隊可以前往中立國境內尋求保護，中國參戰後，奧匈軍人自願歸荷館保護，已在荷蘭使館解除武裝並被收容。
經過談判，荷蘭方面最終同意將使館內的奧匈軍人交給中方。9月13日，奧匈使館衛隊在中國軍隊押送下，徒步前往中國政府指定的西苑收容所，荷蘭方面派出30人監護。中國對同盟國宣戰當天，天津警察廳廳長楊以德派中國軍警進駐德國和奧匈租界，接管行政權，並將當時在天津租界內的32名奧匈水兵就地繳械後，於17日送往北京西苑收容所。
雖然中國與德國和奧匈帝國已處於戰爭狀態，但中國政府還是決定“本寬大矜憐之意”，對德奧戰俘“妥為待遇，以示博愛”。1918年1月，將這些戰俘遷往北京海甸戰俘營，這裡是前清的皇家寺院萬壽寺。士兵被安置在三個大殿和周圍廂房內居住，軍官則住在過去為慈禧準備的豪華房間裡。寺院前面是負責看守的中國軍人宿舍，主持和尚與僧眾住在後院，寺院最後面是一塊600平米的空地，戰俘們在此開展踢足球、打網球等娛樂活動。荷蘭公使對萬壽寺的條件非常滿意。一位當年被收容於此的戰俘後來表示“樂意回顧”這段時光。奧匈帝國駐華公使羅斯托恩也承認：“我從沒遇到一個在華的奧地利人叫苦，他們受到了良好的待遇。”
此時，中國境內的戰俘有兩部分，一部分是中國參戰前從俄國越境逃來的“東北逃俘”，包括德國、奧匈和土耳其戰俘；另一部分是在北京天津被繳械的德國和奧匈使館軍事人員。
為了妥善安置和管理戰俘，民國政府在國內設了8個戰俘收容所，收容、關押了1000多名戰俘。最早的是成立於1914年10月31的南京德國戰俘收容所。
1914年，日軍和英軍進攻青島德軍，雙方爆發激戰，10月17日德軍S90魚雷艇在膠州灣擊沉日本海軍“高千穗號”巡洋艦，艦長伊東大佐以下284名水兵全部葬身大海。的德軍戰敗後，因擔心遭到報復，該艇62名官兵不願成為日軍戰俘，在艇長布魯納上校帶領下，主動請求中國方面予以收容。1914年11月，在青島被攻陷之前，德國海軍炸沉艦船後向中國當地駐軍繳械。中國方面將他們收容在南京城北丁家橋省議員公寓。
成立於1917年3月9日的海倫俘虜收容所，主要收容了170名從西伯利亞戰俘營逃出來的德、奧及土耳其戰俘。
成立於1918年9月15日的齊齊哈爾龍江俘虜收容所共收容從西伯利亞戰俘營逃出來的456名德、奧匈、土耳其俘虜，是人數最多的收容所。
吉林俘虜收容所成立於1916年10月23日，收容76名從西伯利亞戰俘營逃出來的德、奧及土耳其俘虜。
北京海甸俘虜收容所成立於1917年9月初，9月14日開始在萬壽寺內拘禁奧匈天津及北京使館衛兵138名。萬壽寺原稱聚瑟寺，建於唐朝，清朝時成為皇家寺院，乾隆曾三次在寺中為其母祝壽。慈禧前往頤和園時，途中必在此拈香禮佛，然後喝茶休息，寺中的屋宇景觀都非常優雅精緻。
北京西苑俘虜收容所開設於1917年4月，4月3日，在郎潤園內拘禁了30名德國天津及北京使館衛兵。朗潤園原名春和園，清朝嘉慶年間被賜給乾隆帝第十七子慶親王永璘，道光時又被轉賜給恭親王奕欣，並始改稱朗潤園，現在是北大的一部分。
此外，在漢口和新疆也設有戰俘收容所，主要收容從俄國逃來的德國、奧匈和土耳其戰俘。
民國政府不僅給戰俘們安排了非常舒適的居住條件，物資供應也極為充沛，保證豐盛的三餐飲食，發放各種日常生活用品。一個德國中尉在日記中寫道：“早點時，廚役送來之魚、肉、雞蛋、麵包、咖啡等物，亦極潔淨而完備，牛乳與糖，則常置於几上，隨意暢飲。午餐所備，則較豐之，除肉、菜多樣及咖啡、水果外，尚有日本仿造之德國啤酒各一大瓶。下午又給咖啡、點心一次。迨至晚餐時，所有肉菜、水果、咖啡、啤酒等物，亦見周備，惟酒錢須吾輩自給。”可見除了酒要自己掏錢外，豐富精美的飲食全部由中國方面無償提供。所有戰俘自收容所裡寄發信件，一律准予免費，並加蓋特別印記。對於信伊斯蘭教的土耳其戰俘，還為他們的禮拜活動提供了便利。
從俄羅斯逃來的“東北逃俘”，剛到中國時蓬頭垢面、鳩衣百結，他們渾身凍瘡，形同乞丐。中國政府除了馬上為他們治療傷病外，還為他們定製禦寒冬衣。1919年冬，吉林俘虜收容所為每名戰俘在高檔洋服店定做了每套價值大洋30元的冬裝，以中國當時的物價，這是面料和質地非常奢華的服裝了，中國普通百姓一輩子也穿不起這樣的華服。
根據《海牙公約》，比照中國當時實行的軍餉制度，陸軍部於1917年11月擬訂了德奧俘虜軍官及士兵薪俸和月費標準，規定準尉以上軍官照中國陸海軍薪餉發給薪俸，其中最高的S90艇長海軍上校布魯納月薪高達420大洋。除供給伙食外，士官每名月給零用四元，士兵每名月給二元。
每一個收容所內都設立醫務室，負責俘虜的保健醫療。陸軍部還專門指定北京陸軍軍醫學校的醫院作為戰俘的專門醫療單位。患病的戰俘官兵還被送到北戴河療養，後來所有戰俘都能輪流到北戴河避暑療養。
戰俘們名為被拘禁，實際上行動相當自由，他們可以在有人監督的條件下共同出外散步觀光，而且每人每週至少二次，每次3-4小時。各個收容所在文化體育方面，也給戰俘提供了最好的條件。幾乎每個收容所都有戰俘組織的樂隊、球隊，戰俘們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演奏音樂、踢足球、打網球、打牌、下棋，戰俘球隊還經常與中國當地球隊比賽，他們甚至還學會了打麻將。
就這樣，一千多名同盟國戰俘在中國享受著超國民待遇，悠閒地過著療養渡假般的“囚徒”生活，對於這一段日子，奧匈帝國士官亞歷山大·弗蘭克後來回憶道：“我相信，人人今後都會樂意回顧這段美好的時光，人人對這段經歷終身難忘，永遠記憶猶新。”
儘管中國方面對這些戰俘的看管非常寬鬆，卻沒有一個戰俘逃跑，因為他們明白，逃跑意味著重返血與火的戰壕，沒有哪個傻瓜會放棄神仙日子去自投地獄。
然而受到中國如此優待的戰俘們，卻並沒有報以感恩，在他們看來這一切都是應該的，在中國人面前趾高氣昂慣了的洋人即使做了俘虜也自覺高人一等。他們非但不感念中國給予的庇護，還處處挑剔，非常難伺候，尤其是在飲食方面，稍有不如意，就會掀翻桌子鬧事。
無獨有偶的是，當時除了中國，日本對被他們俘獲的德國人也給予了優厚的超國民待遇，德國戰俘在日本除了享有優厚的薪金和優裕的日常生活外，甚至還能出入紅燈區。
當時東亞國家對歐洲戰俘不同尋常的厚待，反映了亞洲人在歐洲人面前的自卑和不自信，即使面對自己的俘虜也會不自覺地仰視，並試圖通過優待戰俘來顯示自己的文明。俄國人把日內瓦公約不當回事，在俄國的戰俘整日掙扎在死亡線上，中國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認真履行了這一公約，讓戰俘們在中國過得像貴族一樣。可最後中國卻沒有得到洋人的尊重，反而在巴黎和會上遭到出賣。這充分說明了，微笑並不能換來平等和友好，只有實力才能贏得敬畏。
大戰結束後，嚴格履行了國際義務的中國方面，將收容的戰俘一律遣返回國。1920年2月，北京、黑龍江、吉林、南京等地的德奧俘虜陸續集中上海，由中立國荷蘭的駐華武官率領，搭乘日本哈德遜丸號歸返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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