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說起“神童”
大家總會和“天才”，“聰明”聯繫在一起
誰家孩子如果是個“神童”
那可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那麼，如果“神童”扎堆在一起
接受專門的培訓，會怎樣？
【今日由頭】
1978年3月9日
中科大“少年班”正式開學
1
1977年10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方毅收到了一封長達10頁的信。
寫信的人，是江西冶金學院的教師倪霖。
這是一封向總理反映情況的信，卻不是喊冤叫苦，而是一封推薦信——向總理推薦江西贛州的一名13歲的天才少年。
按倪老師所說，那名少年雖然出生在贛州一個普通家庭，連幼兒園也沒上過，卻從小表現出了驚人的天賦：
2歲半會背30多首詩詞，4歲會寫400多個漢字，5歲開始在家亂翻大人的書，翻中醫書就會開藥方，看圍棋書就能和大人對弈，還能授子，看唐詩宋詞就會吟詩作對……
等孩子長到9歲的時候，他的父親終於意識到自己的兒子可能智力有些超常，而倪霖正是這孩子父親的朋友，於是代為寫信，向總理舉薦。
方毅。曾先後擔任中國科學院院長、國務院副總理、國務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
11月3日，中國科技大學收到了方毅副總理的一封信——其實就是轉的倪霖的那封信。不過信上有方毅對那位被舉薦的“神童”的批示：
“如屬實，應破格收入大學學習。”
那個神童的名字，叫寧鉑。
而推薦寧鉑的倪霖當時未必知道，自己的一封推薦信為何會被國家副總理如此重視。
因為，這封信恰恰和當時國家國家領導人的一個想法不謀而合。
2
這個想法，最初源於李政道。
1974年5月，已經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的華裔物理學家李政道到中國訪問，看到當時全國高考已經全面廢除，中國的人才培養已經陷入停滯階段。有沒有可能小範圍儘快培養一批尖子人才？李政道出於這個想法，通過周恩來向毛澤東提出了一個建議：
“能否參照培訓芭蕾舞演員的辦法，從全國選拔一批有天賦、有條件培養的13、4歲少年，直接送到大學裡去培訓。”
而培養這批人才的目的，是建立一支“少而精的基礎科學工作隊伍”。
李政道，籍貫江蘇，生於上海。1957年，他與楊振寧一起，因發現弱作用中宇稱不守恆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毛澤東當時是同意的，但因為各種原因，這件事並沒有實現。
1976年，“文革”結束，撥亂反正，百廢待興。中國的教育經過十年動亂已經滿目瘡痍，如何能在儘快的時間內恢復高層次高素質的人才培養？李政道當年的那個提議，又擺到了國家領導人的案頭。
恰在此時，方毅副總理收到了倪霖的那封來信。
當初的設想，終於開始轉換為行動。
很快，兩位中科大的老師就來到了寧鉑就讀的贛州八中，找到了當時已經跳級讀到高二的寧鉑，當場進行數學考試。一起考試的還有另外三名“神童”。滿分100分的試卷，寧鉑並沒有得第一，而是以67分排第二，第一名有80多分。
後來寧鉑自己回憶，當時他也不知道為什麼第一名沒有被錄取——也有可能他是所有人中年齡最小的一個。
隨後，通過考核的寧鉑受到了方毅副總理的接見，兩人當場擺開圍棋盤開始對弈，媒體拍下了這樣一張照片：寧鉑氣定神閒，方副總理苦思冥想。
寧鉑連勝兩局。
報道一經公佈，全國轟動，寧鉑甚至有了“中國第一神童”之名。
而借寧鉑選拔之機，一整套“天才少年”的篩選機制開始啟動。
經過幾個月的籌備，1978年3月8日這天，在中國科技大學的禮堂，舉行了一場特殊的開學典禮。
之所以特殊，倒不是因為這個季節並不是傳統的學校開學季，而是坐在位子上的那21個即將跨入大學校園的大學生，都是才13、4歲左右、稚氣未脫的孩子。
在那動亂結束，百廢待興的年代，能夠讀大學，是千千萬萬中國年輕人的夢想——在那個時候，大學生是真正意義上的“天之驕子”。
而眼前這群原本應該還在學校戴紅領巾的孩子，即將進入大學生活。
他們是從全國各地通過選拔之後集結的“神童”——當然，其中也包括寧鉑。
1978年3月9日，這群“天才少年”正式開始了大學的學習生涯。
而他們的這個集體，有一個後來影響深遠的名字：
“少年班”。
第一屆中科大“少年班”部分學生的合影
3
一夜之間，“中科大少年班”成了全國人民津津樂道的一個話題。
而寧鉑，是熱門話題中的焦點。
很多經歷過“文革”後漸漸意識到自己這一輩子可能已被耽誤的家長，把所有“知識改變命運”的期望寄託在了自己的下一代身上，而13歲就能考上中科大的寧鉑，成為了萬千家長指給孩子的榜樣。
“看看人家寧鉑！”這是當時很多父母對自己孩子說的一句話。
而確實也有不少受到寧鉑激勵，考進中科大少年班的孩子。
比如當時才12歲的山西孩子張亞勤，從《光明日報》上看到了關於寧鉑的報道，就暗自立誓也要考入中科大少年班。他花兩個月修完了高中數學課程並進入了高中的“尖子班”，然後在6個月後如願考入了“少年班”。
進班之後，張亞勤發現自己的不少同學都是看到寧鉑的報道後受到鼓勵考進來的。而另一方面，張亞勤也發現，雖然在自己的學校“傲視群雄”，但進了中科大的“少年班”，自己卻成了班上成績拖後腿的人。
因為能進入中科大少年班的，確實都是“人中龍鳳”。
比如同班的14歲初中生申喻，在初中就參加高中的數學競賽，在提前1小時交卷的情況下依舊拿到了第一名。
又比如同班的小學五年級學生謝彥波，當時才11歲，是班上年齡最小的“大學生”。然而他小學三年級就自學完了初中數學，四年級自學完了高中數理化，五年級開始鑽研解析幾何和微積分，中科大的老師對他面試評估後，發現他的數學水平相當於大一學生。
謝彥波站在板凳上講解題目
1979年，28歲的朱源到“少年班”當班主任，問班上的“數學學習興趣小組”同學有沒有學過“複變函數”，那些13、4歲的少年大多說自學過一點。
“複變函數”其實是這個班一年之後的一門課程。朱源想做個試驗，於是讓5名“少年班”的孩子去參加當時78級中科院本科生的“複變函數”考試，結果其中有2人拿了100分，1人98分，1人87分，1人64分。
朱源說，考過85分，這門課其實已經可以免修了。
1978年3月18日，意義重大的全國科學大會在北京召開，經歷過十年浩劫的中國人，都從內心渴望能夠儘快恢復生產，大力發展科學技術，把丟失的十年給補回來。而鄧小平在開幕式上的講話，也是指明瞭方向：
“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
1978年的全國科學大會
會議進行到第三天，新華社記者張石畏、宣奉華在《人民日報》上刊發了關於少年班的專題報道，題目是：《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的豪邁誓言：我們要跑步奔向祖國的未來》。而有人稱這群少年是“知識荒原上的少年突擊隊”。
在“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口號感召下，中科大的“少年班”無疑成了一個標杆，也成了各路媒體關注的焦點。一時之間，中科大的校園裡出現了大量媒體記者，大家都希望能更多瞭解這個“少年班”。
張亞勤還記得當時母親對他的告誡：
“你只是個普通孩子，不是什麼‘神童’，被記者過多報道，被人過多談論，只會給你帶來壓力。”
3月31日，全國科學大會閉幕，時任中國科學學院院長的郭沫若做了閉幕講話，最後一句被人廣為傳播：
“這是革命的春天，這是人民的春天，這是科學的春天!讓我們張開雙臂，熱烈地擁抱這個春天吧!”
大家都從心底裡期盼生機勃勃的春天儘快到來。
然而，春天能給人帶來希望，卻也會氣溫不穩定，還會讓一些人過敏，甚至感冒。
4
寧鉑成名最早，名氣最大，他的問題也爆發得最明顯，最有代表性。
首先一個問題，是媒體的過分關注。
由於寧鉑是第一屆中科大“少年班”中的標誌性人物，所以受到的關注自然也是最多。寧鉑後來自己回憶：
“當時在很多場合，人們要求我七步成詩，但我只是個不諳世事的孩子，所以痛苦充溢著我的內心，那些年我就是在壓抑自己的個性中度過的。”
但事實上，在媒體的讚譽和關注之下，寧鉑自己也慢慢迷失了自己的定位。
當時著名的數學家張廣厚到“少年班”來上課，很多同學都去問他要簽名，但寧鉑卻坐在那邊不動，原因是：“他居然不認識我。”
其次，是青春期的問題。
“少年班”的同學大都是13、4歲進的班，恰逢青春期前後，儘管他們一個個在智力上發育超常，但在心理健康方面卻並無異於常人。
寧鉑其實很早就進入了青春期，一個明顯標誌就是對異性開始特別關注。但由於“少年班”差不多是10:1的男女比例，而他自己也貌不出眾，所以一直無法獲得異性的關注。而另一方面，在那個時代，這個年紀在普通學校談戀愛都屬於“早戀”，更何況在“肩負全國人民希望”的“少年班”？
“少年班”的孩子們在討論功課
而即便拋開情感問題，在生活方面，他們也真的還只是少年。
從那一屆的班主任汪迪惠老師回憶來看，當“少年班”的班主任，真有點當“媽”的感覺：每天早上要幫孩子們衝好奶粉，剝好雞蛋，晚上要幫他們查是否關燈，是否踢被子。
這群能夠解答無數成年人都無法解答的數理化難題的孩子，在心理上卻依舊是稚氣未脫的少年，他們在遠離父母之後進入寄宿制生活，又肩負著全國人民的“重託”，確實需要在學業之外有更多的生活上的關心，以及心理上的輔導和疏導。
當然，即便聚焦到“學習”，孩子們也並非沒有煩惱。
寧鉑又成了代表性的一個例子。
在第一屆“少年班”入學滿一年後，到了他們正式挑選自己專業的時候了。寧鉑最喜歡的是天文學，而中科大並沒有這個專業，南京大學有。寧鉑就找到了班主任汪迪惠老師，提出希望轉校的想法。
汪迪惠將寧鉑的報告交給了教務處長，而教務處長駁回了這份報告，原話是：
“既來之，則安之。”
汪迪惠老師後來自己揣測，當時可能也有一個原因：學校不願意放走這個名人。
轉學失敗的寧鉑最終只能選擇自己並不擅長也不喜歡的理論物理專業。他曾經說過，如果當初中科大老師來贛州八中面試物理的話，他肯定不會被選上。
自此以後，寧鉑似乎變得更沉默了。他理了板寸頭，變得越來越不願意和同學交流，就連拍集體照的時候，也都是最後一個出現，且拍照時往往會低著頭，甚至躲到別人的背後。寧鉑的興趣似乎更集中在了神秘的星相學、宗教和氣功這些方面，用他同學的話來說：“當時他的專業成績在班上已經不拔尖了。”
“少年班”的孩子們在聽教授講課，左二為寧鉑
一轉眼，六年過去了。
1984年，鄧小平接見華裔諾貝爾物理獎得主丁肇中，話題之間，就聊到了中科大的“少年班”。
鄧小平介紹了有關方面彙報給他的成果：
在前三屆“少年班”的學生中，70%讀了研究生，其中有16歲就獲博士學位的。
丁肇中由衷感嘆：
“這在國外是少見的。”
然而，在“整體可喜”的基本面下，依舊還是有不同的個體。
5
比如寧鉑，他就沒有讀研究生。
按寧鉑自己的說法，當時有點“憋一口氣”：
“同學們不是讀研就是出國留學，我就想證明，不走這兩條路，一樣能夠成材。”
1982年，17歲的寧鉑中科大本科畢業，沒有選擇繼續讀研，而是直接留校任教——“全國最年輕的大學老師”新聞再次引發全國關注。
但是，“研究生學歷”一直是困擾寧鉑的一個問題。
也就是在1982年這一年，寧鉑在師長和朋友的勸解下報考研究生，但報名後就放棄了考試；第二次，他報名後完成了體檢，但隨後放棄；第三次，他報名，體檢，領取准考證，但在進入考場前選擇了放棄。
按寧鉑自己的話來說，他是想證明“不考研究生也能成功，才是真正的神童”。
而按他的老師汪迪惠和其他一些人的看法，“他只是過分地懼怕失敗，因為他總是被反覆告知：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寧鉑
如果說寧鉑不願意考研究生還多少讓人可以理解的話，那麼他接下來的一系列選擇，卻出乎不少人的意料了。
1988年，寧鉑經人介紹，與一位叫程陸華的女士結婚，育有一子。婚後的生活似乎不太和諧，據他的好友透露，夫妻兩人在孩子教育上有分歧：寧鉑反對對孩子“過度教育”，但妻子認為寧鉑對“過度教育”的定義有些矯枉過正。
為此，寧鉑曾經離家出走，最遠到達過海南島。
1998年，他作為當年第一屆中科大“少年班”的代表，出現在崔永元主持的央視《實話實說》節目中。在這一期節目中，寧鉑的情緒顯得有些激動，頻頻搶過話筒打斷主持人的發言。而寧鉑的觀點集中在一點：
“有些人，在沒有我這種人生體驗的情況下，把我作為一個特定的人在特定環境下的一些經驗，無限制地推廣出去……這就要害死人了。”
臺上的寧鉑情緒激動，臺下的觀眾笑聲不斷。
寧鉑當年在“實話實說”節目中
2002年，37歲的寧鉑看破紅塵，前往五臺山出家，但很快被學校領了回去。但一年之後，他成功了，在離南昌不遠的某個寺廟出家。
而當初和他一起被媒體頻繁曝光的幾個同學，後來的生活也不能算是太順利。
當年11歲的謝彥波是那一屆“少年班”中最小的那個，也是物理天賦最突出的一個。當年進“少年班”後有一次熱力學考試，大家都覺得很難，但之前一直沒有複習過的謝彥波考了98分，大家問他不復習為什麼就能考那麼好，他的回答是：“上課時聽聽就行了。”
謝彥波15歲攻讀碩士，18歲跟隨當時的中科院副院長周光召讀博士，但卻在修學中途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去讀了博士。按照汪迪惠的話來說，“他與導師的關係沒處好。”
在普林斯頓大學，謝彥波的導師是1977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之一菲利普·安德森，但因為各種原因，謝彥波還是沒修完這個博士學位就回國了。謝彥波的說法是：“我的論文不討他（安德森）喜歡，寫的是他的理論不對。”而在他們那個圈子裡，謝彥波和導師關係不睦，已不是一個秘密。
回國後的謝彥波憑碩士學位成為了中科大的近代物理系的一名教師，結婚，分房，開始了自己普通的生活。
相比之下，他當年的“少年班”同學干政的運氣似乎更差一些。
干政同樣也是一個物理天才，而他和謝彥波求學的軌跡很相似，他也去了普林斯頓大學，也讀的是理論物理的博士，但也因為和導師關係不佳而中途回國。
回國後，中科大曾想聘任干政任教，但干政拒絕了，他不信自己找不到工作。但幾年後，找工作不順利的干政主動找到了中科大表達了想任教的願望，但因為中科大政策已經修改，必須要博士學位才能任教，所以拒絕了他。
干政之後就似乎失去了消息，有同學稱他與母親住在一間房內，足不出戶，似乎還有了精神方面的疾病。
少年不識愁滋味，嚐盡煙火已中年。
6
2018年3月5日，國際知名學術期刊《自然》刊登了兩篇重要文章。
那是兩篇關於石墨烯超導的研究，第一作者叫曹原，年僅22歲，已經是麻省理工學院博士。
曹原
而曹原還有另外一個標籤：“少年班”。
2010年，14歲的曹原以高考理科669分的成績，考入了中科大“少年班”。
2018年，是中科大“少年班”創辦40週年。
這40年來，關於這種辦班模式的爭議，從沒有中斷過。
在批評的聲音中，以全國九屆、十屆政協委員，第八屆湖南省政協副主席，國際導航與運動控制科學院院士，中南大學教授、博導蔡自興的觀點為代表。
蔡自興在1999年、2000年、2002年、2006年的全國政協會議上提交了四篇關於“超前教育”的提案和大會發言，認為應該“廢止少年班”，但不反對少年上大學。他覺得“少年班”不利於少年的身心健康成長，給學校和社會造成人力、財力的巨大浪費。
但同時，蔡自興也承認，“少年班”的出現有積極的一面：在“文革”剛剛結束時，大學辦了“少年班”，招收那些高分的少年神童上大學，它與恢復高考等舉措一起，對於“撥亂反正”，消除“白卷英雄”和讀書無用論的負面影響，對於營造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氛圍都發揮了積極作用。
在爭議聲中，“少年班”這種培養模式，並沒有因為寧鉑這幾個引人感慨的事例而中斷。事實上，繼中科大之後，華中科技大學、西安交大等高校都陸續開辦了“少年班”。
在2008年中科大“少年班”創辦30週年之際，曾經有過這樣一份數據：
30年來，少年班共招收31期學生總計1220人，已畢業1027人，其中935人考取研究生，佔91%。前16屆畢業生（1983-1998年）共590人，64%獲得博士學位，26.9%獲得碩士學位。據不完全統計，他們中約20%選擇學術研究作為自己的終身職業，有93人擁有國內教授、副教授職稱和國外終身教職，許多人已成為國際著名科學家；有超過70%的少年班畢業生活躍在海內外經濟、IT、金融、製造等領域，其中在世界500強企業任職的約35%。
有一些名字，我們或許也比較熟悉：
郭元林，中科大“少年班”78級，曾擔任過清華紫光集團總裁；
馬東敏，中科大“少年班”85級，現為“百度”董事長特別助理，她丈夫的名字叫李彥宏；
莊小威，中科大“少年班”85級，入校後創造了“理論力學”、“電動力學”、“量子力學”、“統計力學”四大力學專業課都考滿分的紀錄，至今無人打破。現為美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哈佛大學化學與化學生物、物理學雙聘教授；
朱長虹，中科大“少年班”85級，曾擔任中國外管局儲備管理司首席投資長；
杜江峰，中科大“少年班”85級，2015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現任中科大副校長；
尹希，中科大“少年班”96級，現任哈佛大學物理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弦理論。
……
像這樣的名字，還可以列舉出很多——我覺得如果評判的維度不同，成就高於上述列名者的有很多。
當然，在這些人中，最常被人提及，且經常被第一個提及的，是當初覺得成績拖了班級後腿的張亞勤，他後來先後擔任過微軟（中國）的董事長、微軟公司全球資深總裁，百度總裁。
張亞勤
曾有人說，張亞勤後來的路之所以走得比較順，有一個重要原因：
“他當初不太受關注。”
7
在中科大，有一個“少年班”的校史陳列館。
張亞勤這些人的名字被放在了醒目位置，名字後面是一連串的頭銜和職務。
而當初全國家喻戶曉的那幾位“明星”：寧鉑、謝彥波他們，他們的介紹是：“少年班同學”。
2018年，“紅星新聞”採訪到了寧鉑。據報道，寧鉑雖然還在鑽研佛學，但已經還俗，還考了一個國家二級心理諮詢師的執照。
他婉拒了記者面對面採訪的要求，發短信告訴記者：
“（我現在）還不錯，可以做自己心甘情願做的事情。”
饅頭說
忽然想說說我大學讀的這個班。
熟悉我的讀者知道，我讀的這個班，叫“文科基地班”（另一個班叫“理科基地班”）。這個班當然和“少年班”不能比，但和普通的大學班級也有那麼一點點不同。
比如這個班當年是由復旦自己提前出卷招生的，考過者可以不用參加高考提前錄取進校讀書；比如我們可以從大三開始就可以直研（限文史哲三個系，不過之前說的是本碩博連讀一共只需要7年）；比如我們要文、史、哲三門皆修，而給我們上課的老師也大多是三個系的博導……等等。
我們這個班，當初也有一些其他的名稱，比如“連讀班”，“尖子班”，甚至有戲謔稱為“大師班”（我不是因此叫“饅頭大師”的啊）。但必須要再次強調，我和我的同學們只是“對文科相對更感興趣的人”而已，絕非“少年班”裡的天才，但如果說我們這個班和“少年班”有那麼一點點類似的話，那麼就是：
我們的班，都是有點“試驗”的性質。
那麼，作為試驗的結果呢？如果用一些人的眼光來看，我們的班可能是失敗的吧。
就拿我們班來說吧，當初34個人，有7個人沒有選擇直研而出來工作了（我就是七分之一，後來再讀的其他專業的碩士），而即便不少同學研究生畢業，也並沒有留校從事相關的學術研究工作，而是奔向了各行各業，有些行業還算接近，比如媒體，比如高校行政，比如中學老師，而有些比較遙遠，比如IBM，比如一些偏市場銷售的外企。最有代表性的可能是我們班的班長，大學四年平均績點是3.97（滿分4），傲視群雄，畢業後進了某著名會計師事務所做了審計……
但是，我卻一直覺得我們這個班，包括這個“基地班”設計，挺好的。
還是拿我們這個班來說吧。首先，我們這個班應該真的還是培養出大師的，當然不是我，是我寢室斜對面下鋪的同學，他潛心學術，一路從本科讀到博士，然後成為復旦中文系最年輕的正教授，現在已經是中國古文字領域的著名學者了。
其次，即便走向社會，雖然不敢說個個都是頂尖，但我的同學們在各行各業已經絕對稱得上是“中流砥柱”了。他們中有著名的作家（不是我），有市重點高中的青年骨幹語文教師，有各個企業的管理層人員，有政府機關單位的精英骨幹。就拿我原先供職的報業集團來說，有不少我的師兄弟姐妹在其間工作，“基地班畢業的”已經成為一塊招牌，有口皆碑。至於我們的班長，現在已經自己創業了，是圈內頗有名氣的少兒教育專家（她確實把自己的兒子培養得非常棒）。
拉拉雜雜說這些，是因為對“少年班”的故事，也確實有一些感觸。
我個人對“少年班”這樣的培訓模式觀點是：可以繼續，但不必推廣。
首先，考慮到當初那個年代的時代背景，成立這個班的初衷和願望，我覺得是可以理解的。
而中科大的“少年班”一路走來，當然有很多經驗和教訓，但這個班最初本身就帶有“試驗”的性質，“試驗”就要能容錯，要給改進的機會。如今，41年過去了，“少年班”依然存在，我相信他們在很多環節上應該已經完善了許多，也周到了許多。
其實我想大家都應該同意：對一個人“成功”的評判標準絕不應該是單一的。那麼放到“少年班”培養的人才來看，我覺得也應該適用這個標準——並非一個班一定要出幾個諾貝爾獎獲得者，這種辦班模式才能算是成功吧？更何況，從“少年班”提供的數據來看，從留校人才情況和在各行各業的工作情況來看，我覺得應該還是合格的。
即便是寧鉑，謝亞波，他們又有什麼問題嗎？或追尋自己希望的生活，或繼續教書育人，都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他們並不應該被扣上“失敗”的帽子，他們只是沒有活成很多人想象的或希望的樣子而已。
最後不說“少年班”了，還是回到我們這個“文基班”。
就在今年過年前，我們班搞了一次小聚會，因為方家駒老師想和我們聚一聚。
方家駒老師可以說是我們整個復旦“文科基地班”體系的“大管家”——這也是我們後來才知道的，因為他並不教我們課。當年正是他不辭辛勞地四處奔忙，每個學期去幫我們聯繫各個系的老師，打通各個學科，選課目，排課表，聯絡各種講座。
如今，方老師80歲了，早退休了。他這幾年很想知道我們這幾屆“基地班”的同學都怎麼樣了。哦，順帶說一句，我們復旦的“基地班”從1995年開始辦，到2003年左右就因為各種原因，被永久取消了。
那天聚餐，方老師被推坐到主位，然後參加聚餐的同學，一個個向他彙報近況。
方老師饒有興致地聽完我們的彙報，說：
因為，基地班把你們都培養成了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
是啊，至少對我們這些平凡普通人而言，不愧自己，不負家人，不給社會添亂，乃至對社會有用，不是就挺好了嗎？
1、《26年前最耀眼的少年班神童今歸何處》(李海鵬，《南方週末》，2005年7月21日）
2、《尋訪當年“神童”寧鉑》（寧向東，《科技文萃》，1995年06期）
3、《中科大少年班成立40年 出家“第一神童”寧鉑現還俗做心理諮詢》（《紅星新聞》，2018年3月27日）
4、《寧鉑：遠去的少年天才》（李宗陶，《南方人物週刊》，2008年1月31日）
5、《在中國著名院校和研究所工作的部分少年班校友》（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少年班學院官方網站）
6、《“中國第一神童寧鉑”：“即使是我的父母，也更願意接受媒體塑造的那個天才寧鉑”》（《三聯生活週刊》，2018年3月30日）
7、《中科大 “少年班”四十年：這個時代該揮別“神童崇拜”了》（熊丙奇，《新京報》，2018年3月12日）
8、《寧鉑》（王通訊，劉坣江，《人民教育》，1978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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