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29日為四年一度的“閏日”，也註定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寫進德國足球乃至世界足壇的歷史——在拜仁客戰霍芬海姆的比賽中，部分極端拜仁球迷打出橫幅瘋狂辱罵霍芬海姆老闆霍普，導致比賽一度中斷十幾分鍾。恢復之後，雙方也無心戀戰，而是相互倒腳聊天直至比賽結束。
拜仁與霍村的比賽，因為極端球迷幾乎腰斬
霍普之所以成為球迷的眼中釘，很大程度上是其豁免於德甲著名的“50+1”政策，在連續投資20年之後獲得了霍芬海姆的多數表決權。“50+1”政策是一項德甲特有的制度，要求所有俱樂部都必須保證半數以上的表決權由俱樂部會員所持有。近年來，“50+1”頻頻成為德國足壇爭議的焦點，但始終屹立不倒。這一政策為何如此堅挺？為何有無數球迷為之死心塌地？
支持“50+1”的標語在德甲賽場隨處可見
捍衛“50+1”，德國球迷啥都敢幹
這一輪對霍普的攻擊，並非是個別球迷的臨時起意，而是一次有預謀、有組織、橫跨多個球隊的極端行動。德國足協、拜仁與霍芬海姆都在2月29日當天對肇事者進行了嚴厲的譴責。但是一天之後，柏林聯合與沃爾夫斯堡的比賽現場依舊有極端球迷舉起了侮辱性的標語，同樣導致了比賽中斷。3月3日的德乙聯賽中，漢諾威球迷也舉起了霍普被瞄準的恐嚇性圖畫，與霍普一樣成為“靶子”的還有RB萊比錫老闆馬特希茨。
霍普被“瞄準”
這些極端球迷的用意，用“毫無人性”形容並不為過——2月19日德國哈瑙剛剛爆發了大規模槍擊事件，11人死亡、5人受傷。轉瞬到了賽場上，極端球迷就將霍普與其他“違背”了“50+1”政策的人套進了靶心，威脅恐嚇之意昭然若揭。這種罔顧人類共同價值、戳碰社會傷疤的舉動，也完全超越了競技對立或者觀點之爭的範疇。
哈瑙槍擊案
對霍普的遭遇，漢諾威大股東金德可謂感同身受。因為想要申請豁免“50+1”政策，金德成了自家球隊球迷的眼中釘。不僅每個主場都有針對金德的條幅，金德旗下的電器行也遭遇過極端球迷打砸。極端球迷的瘋狂甚至威脅到了金德本人，以至於當地警方派出人手保護他的寓所。
漢諾威大股東金德
不少球迷眼中，“50+1”規則甚至比自己的主隊還要重要。德甲頭號豪門拜仁慕尼黑一直想要廢除“50+1”政策，但相關的討論還沒有開始，拜仁就遭到了超過300個球迷組織的抗議，其中2/3都是拜仁自家的球迷組織。一些慕尼黑當地的球迷也來到了塞貝納大街進行抗議，甚至喊出了“沒有50+1我們寧願不要拜仁”這樣的口號。
足球“天條”，源於德國“立國之基”
不誇張的說，在德國球迷心中，“50+1”政策是高於一切、不容挑戰的“天條”。這種觀念的根深蒂固，與德國足球的歷史有很大關係。最早的德國足球俱樂部，都是以“民主制會員制協會（democratic members’associations）”的形態存在的。很多德國球隊的全稱，如拜仁慕尼黑（Fußball-Club Bayern München e. V.），至今都保留著“e.V.”的縮寫，代表“eingetragene Vereine”，意為“註冊的協會”。
拜仁全稱中帶有“e.V.”字樣
這種“協會”的所有決策權，毫無疑問的屬於球迷為主的會員們。在早期的德國足壇，甚至不允許私人擁有俱樂部的股份。直到1998年進行改革，才允許私人持有俱樂部的股權，但是無論股權結構如何，決定俱樂部大事時候的多數表決權依舊要把持在球隊手中，著名的“50+1”規則就此誕生。
更深層的原因，則可以從德國的社會與經濟性質中找到。德國是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但與英美不同，從德意志帝國建立開始，德國一直奉行“社會資本主義（social capitalism）”，亦稱為“萊茵資本主義”。這種經濟模式介於自由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既主張自由、公平的市場競爭，也倡導國家用各種手段調控經濟、並建立充分的福利制度以實現社會平衡。
德皇在凡爾賽宮加冕，宣告德意志帝國成立
“社會資本主義”主張“以共識為基礎進行經營”，企業不僅要對股東負責，也要對員工負責。企業在經營管理中要有員工的充分參與，在集體協商中形成共識。“鐵血宰相”俾斯麥是這一理念的重要倡導者，他賦予工人組織在企業經營中擁有一定決策權，並在全世界率先建立了福利與醫療保健計劃，通過加強對工人的保障，以刺激經濟。這種理念拿到足球界，就意味著俱樂部經營中，必須與會員（球迷）形成共識才可繼續。
“鐵血宰相”俾斯麥
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球迷當家做主決定球隊事務、反對掌握資本的極少數人控制俱樂部的理念，早就寫在了德國足球的基因中。在德國之外的球迷看來，霍普幾十年如一日的投入，將霍芬海姆一步步打造成一支征戰歐洲的勁旅，屬實是霍芬海姆乃至德國足球的大善人。但是德國本地球迷來看，霍普的行為完全是對德國傳統價值觀的踐踏。
特殊關係背後，球迷也有自己的算盤
因此，在“社會資本主義”框架下，德國俱樂部與球迷之間的羈絆，要遠強於意大利、英國與西班牙等足球強國。球迷們既是俱樂部的支持者，也是俱樂部的“管理者”；隨著俱樂部的勝負或喜或憂，也能切實的影響到俱樂部乃至整個足壇的決策。德甲官方曾經考慮過將一些比賽設置在週一，但是因為球迷的抗議而最終作罷。
德國足協也是極端球迷抗議的對象
在德甲幾乎每個球隊，都存在極度重視“價值觀”與“傳統”，甚至有自身政治立場與主張的極端球迷群體。這些極端球迷不僅在比賽日身先士卒為球隊搖旗吶喊，日常社會與政治生活中的存在感也很強。有時他們會扶助社區的弱勢群體，或者號召讓難民融入社會，也會在球場上大肆表達對某個議員政治意見的反對。
這些極端球迷在德國社會不乏同情者與支持者，因此聲勢浩大，以至於俱樂部都不敢輕易招惹。本世紀初多特蒙德就算瀕臨破產，也從未（或者說不敢）想到從球迷身上賺錢，提升票價以度過經濟危機。德國俱樂部與球迷之間的特殊關係，更是賦予了他們更多的籌碼。很多俱樂部都選擇向極端球迷讓渡一些利益，以求破財免災。
著名的黃黑之牆
極端球迷組織頭目從俱樂部手中索要“人情票”，再高價倒賣的案件，在德甲屢見不鮮。但如果“50+1”被廢除的話，會員不再佔據優勢表決權，球迷們，特別是極端球迷們就無法像過去這樣從俱樂部撈到足夠的好處。因此在德甲賽場上，高舉“50+1”旗幟捍衛這項政策的，往往是極端球迷雲集的死忠看臺。
右轉大背景下，足球也不例外
德國球迷對“50+1”政策的虔誠，有豐富的歷史與社會原因，絕非一日之寒。但近年來，德國球迷在捍衛“50+1”時，也變得越來越瘋狂，這同樣與德國社會有密切關係。歷史上，德國因為外部干預而長期分裂，因此絕大多數德國人內心深處都對“外來勢力”較為牴觸。雖然是歐盟的引擎之一，但德國社會的整體氛圍依舊驕傲且保守，不少人認為“德國的就是最好的”。
這種思想，在德國足壇也有所體現，就連最倡導國際化的拜仁慕尼黑也不能免俗。南部之星一向更看重“巴伐利亞血統”，土生土長的穆勒一向是球迷與媒體的寵兒，蒂亞戈、哈維馬丁內斯等外來球員則沒有這種待遇，出身前東德的託尼-克羅斯離隊之後談及老東家，更是毫不留情面，直接稱“皇馬比拜仁高一檔”。
近年來由於中東國家戰亂頻仍，大量難民湧進德國，導致了一系列社會問題。這進一步加劇了德國社會“右轉”，走向保守與排外的趨勢。2018年，有鮮明反移民立場的德國極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德國選擇黨”在巴伐利亞大選中異軍突起，獲得11%的選票。對難民保持寬容態度的德國總理默克爾近年來也連續遭遇政治挫折，“默克爾時代”已經被認為進入尾聲。
難民將德國總理稱為“默克爾媽媽”
在這樣的社會大背景下，足球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影響。2018年德國兵敗俄羅斯世界盃，隊中的幾位移民後裔球員立刻成了眾矢之的。德國球迷對“50+1”的堅持，也是維護“德國傳統”、堅持“德國道路”思潮的一部分。儘管德國足壇有關“50+1”的討論愈演愈烈，甚至越來越多的俱樂部想要將其廢止，但想要撬動這塊根深蒂固的“聖訓碑”，絕非一朝一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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